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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掩雞籠」與教學自由

2020/6/20 — 20:06

中學校舍(資料圖片)

中學校舍(資料圖片)

【文:學校公民使命網絡】

自 2009 年成為高中四個核心科目之一,針對通識科的爭議從未停止,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開始,各界對通識科的批評,尤其是有關通識科教師的專業,更是越趨猛烈。自 2011 年「學民思潮」領導反國民教育科後,建制派例如梁美芬已批評通識科過分偏重政治。2014 年的佔領中環或稱雨傘革命開始,越來越多人士對通識科「開火」,甚至當年力推通識科的羅范椒芬、李國章及前特首董建華都認為通識科「變質」、「教壞學生」,甚至「失敗」。近日,特首林鄭月娥更在大公報的訪問中,明言今年內要「處理通識科的前景」,又揚言教育不可以是「無掩雞籠」、要有人「把關」云云。

筆者撰文的目的不是論述通識科與激進的社會運動的關係,因為有教育局的高官 [1] 及大學的研究報告 [2] 已指出是不相關的。本人反而會聚焦探討這些針對通識科的批評,如何在不斷扼殺教育自由,剝奪了教師的教學自主。根據《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下稱《守則》)3.2 段「作為專業工作者的權利」指出,作為專業人員,教育工作者有權「在教、學自由的環境中工作 (3.2.2)」,這裡指的自由是教師在其專業範疇中享有的自由。而在《守則》同一段亦更仔細描述了教師的專業自主,「(可)對各種資料和觀點,包括有爭議性問題,運用專業判斷加以陳述、演繹和批判。」(3.2.4) 根據文獻,教師教學自由可以定義為「在教育世界中自己作主、自我決定的自由」[3]。亦可解釋為「不受教育教學過程外在必然性的擺佈,在自己的活動中可以自主、自覺和自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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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專業自主中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例如:通識教學中,老師引用的新聞材料需要是正確的版本,而不是經「加工」後的假新聞(fake news)。但是根據各種準確的資料和觀點,包括有爭議性問題,運用專業判斷加以陳述、演繹和批判是不應受到限制的。要知道所有爭議性的問題或議題,無論支持與反對雙方都有理據,而背後是涉及不同的價值觀或持分者利益的考量。例如:議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香港是否應該封閉與內地所有往來的關口?」同意者的考量可以是控制疫情蔓延,認為可以避免內地同胞將病毒傳入香港;反對者的考量可以是支援內地病人,指出可以藉香港先進的醫療系統去醫治內地病患者。通識的課堂就能讓學生透過建立有系統的思考方法,作出獨立自主的判斷,透過有條理的陳述,將自己的理據演繹出來。但是特首的「要有人把關」的說法,若把關是限制了某一些意見的表達,不但會損害了上述的教學自主,更會使老師及學生不斷思考及審查自己的意見,最後老師及學生的思考訓練再不是去獨立思考不同觀點的理據的強弱去作出立場判斷,而是去揣摩政府「喜歡」那一個立場,免得被「把關人員」挑剔你的意見或立場。這樣獨立思考就不再存在,這是洗腦教育的開始。

實際上,近年來教育當局對通識科已經加了一些「關口」,教科書送審就是一個例子。2014 年,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回覆立法會議員中有提及:「鑑於當代議題多是頗具發展性及仍在轉變的過程中,所以教師須靈活選取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而不應自限於教科書商所提供的內容,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亦應自行探索不同的資料,研習時才能以確實的證據和資料來作出合理的判斷。基於以上考慮,我們認為以傳統課本的方式處理通識科的學與教並非最佳的選擇。」[5]  因應通識科的獨特之處,教育局並未指定通識科教材,造成市面上通識科的教科書種類繁多。但 BBC 中文記者調查發現,「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出版社教科書對學生的影響很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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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曾經編寫通識科教科書的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區志堅指出,通識教科書在首頁均列明「……乃參照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 2007 聯合編訂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及 2013 年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資源套 — 釐清課程、評估有方》而編寫」,所以教科書的編者及出版社編輯皆會依照考評局的指引來編寫教科書,因為不依指引出版的教科書,多未獲中學通識科科主任採用,更未可以列入學年的學生購書書目 [7]。教育局以往從不監管通識科的教材、教科書及教師上課情況,而現在竟然以「無掩雞籠」形容香港的教育及通識科,將以往的尊重、信任教師的做法改變,將監控描述成「把關」,此種論述甚為不當。

其實高中通識科的教科書一直沒有送審機制,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下稱《指引》)指出,由於通識教育科學與教資源種類繁多(包括教育局提供的學與教資源、文本資源、互聯網與科技、傳媒等,所以「在通識教育科教學過程中,教師應以專業的判斷來選取與調適材料,以配合不同的教學法及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8]」可是,在反修例風波下,教育局去年九月底,突然為高中通識科教科書提供「專業諮詢服務」,七間出版社自願參加,並在去年十月中前,已將通識教科書送交教育局,涉及最新版本共 10 套教科書。不過,據《香港 01》取得齡記出版社向學校發出的通告,透露在「自願送審」機制下,所有高中通識科課本,均需要再進行教育局的「覆檢程序」,結果最快要在 7 月才獲局方通知。根據經濟日報網上版的報導 [9],教育局長楊潤雄指,「很多教師會從網絡及報紙上蒐集材料,惟香港報紙對政府批評的觀點居多,因此令人覺得教學內容有失偏頗,有小部分教師對於某些議題亦有自己的意見,觀點可能比較偏頗。」從局長的言論可見,局方認為報紙及一些教師的意見是偏頗的,因此「自願送審」機制下的書所引用的傳媒材料很大機會被審查,這樣審查意見的做法是展示了局方對某些意見會較「歡迎」,某些意見例如批評政府的則較「討厭」,書商作為一個商業機構自己會配合政府,教師及學生所用的所有教科書都是經局方過慮了一些意見的內容,這些被局方抽稱後才可保留的意見或立場,很容易會出現一種「親政府的偏頗」,這是洗腦教育的實施。

最近,有關通識科的教材的批評不斷出現。有讀者向報章提供,稱官校趙聿修紀念中學的通識科教材「帶有偏見」、「以偏概全地散播某一政治立場」,例如當中講述「重要概念」的部分,提出「西環治港」、「中央干預」,又指立法會「少數否決多數」情況是「醜化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而在指出內地的社會問題,如維權人士被捕、貪污、官商勾結等「醜化中國人」[10]。此校是老師自行設計及編寫教材的(即校本教材),今次風波中的教材,老師如何運用是一大關鍵,如果教材只是用作背景資料去介紹「重要概念」,片面地灌輸立法會受到「西環治港」、「中央干預」,而沒有介紹立法會的功能、組成及演變,那麼學生接收到的訊息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偏頗的。如果教才用作小組討論或角色扮演,甚至提供其中一個角度讓學生思考以完成工作紙或課題撰寫,情況就完全不同。根據《指引》顯示,學與教的資源需切合目的「資源的運用應與教學目標配合。在設計角色扮演活動時,應提供有關各個角色及所選情境的背景資料。這些資料可以剪報、錄影短片或由教師擬寫的角色卡等形式派發給學生。」(6.4.1) 如果此教材是老師在課堂與學生討論的其中一個觀點,或者是眾多角色中的其中一個角色的觀點,正正就是遵循《指引》中處理文本資源的方法: 「官方的觀點應與來自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和獨立人士的觀點互相衡量。不過,任何權威性的專業意見均應被視為分析某一議題的眾多角度之一,而並非最後的定論。」(6.3.2)

所以,老師絕對有其職權甚或專業自由去運用及設計教材。正如《守則》中表明教師可以享受的權利包括「對各種資料和觀點,包括有爭議性問題,運用專業判斷加以陳述、演繹和批判。」(3.3.4) 其實現時香港的教師有足夠的智慧及專業的操守去把關,誠如教協理事兼通識老師陳曦彤指出:「業界內把關工作過去 10 年行之有效。無論校本教材抑或試卷,均經層層審視修改才用於教學評估上。若教材偶有失誤偏頗,通識科開放性亦容讓師生透過蒐集更多資料作補充平衡。」若林鄭認為無論是學制、考試、課程和教材,政府都要出手「把關」,只會損害教師的教學自由,及剝奪教師的專業權利。

 

[1] “【逃犯條例】通識科令學生變激進? 教育局官員:未見實質證據 (14:07)- 20190704 - 港聞.” 明報新聞網, 4 July 2019.
[2] 趙永佳. 通識科對香港中學生國民身分認同的影響, 紫荊網, 6 Jan. 2018.
[3] 管月飛. 論教師自由的可能性及其限度.教育科學論壇, 2007(5): 59.
[4] 杜萍. 論教師教學自由的獲得.當代教育科學, 2007(21): 23.
[5] 參 立法會文件
[6] 香港通識課:被中國官媒批評的必修科「教壞」年輕人? BBC, 2019 年
[7] 區志堅 (2020) 為甚麼教育局不監管通識科?橙新聞
[8]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 頁 113.
[9] 香港經濟日報HKET. (2019, Dec 29). 楊潤雄稱社會覺得通識教學內容有失偏頗 明年9月可用經修改教材 - 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
[10] 頭條日報2020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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