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立場人語

2020/6/16 - 10:00

【特寫】休學、噤聲、舉報潮:支持抗爭的「港漂」,能重新找到說話空間嗎?

香港警察決定封鎖理工大學校園的那天早晨,華銘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下湧入了幾十條留言。有人罵他是「港獨」、「廢青」,有人威脅他:「小子,什麼時候回國,我去機場迎接你。」

華銘(化名) 2014 年來到香港讀書,碰上了這座城市政治環境劇烈變動的時代。這幾年,因為唸書的關係,他有機會接觸社會運動,他也一直在微信公眾號上分享生活隨筆與城市觀察。那天他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還沒睡醒,打開手機看到留言的時候,「整個人沒辦法正常運轉了」。「特別慌,很緊張,心裡有種萬念俱灰的感覺。」

延續一年的反修例運動中,從內地來香港讀書及工作的「港漂」,也有的支持運動訴求、默默發聲,甚至參與其中,或曾經被捕。但在邊界的兩端,他們都是少數人,承擔著身份所帶來的多重壓力與恐懼。

廣告

2019年11月16日晚,警方開始包圍香港理工大學校園並與留守校園者爆發衝突,一度成為人道危機。理工大學衝突中,最後有 1,377 人被捕。

2019年11月16日晚,警方開始包圍香港理工大學校園並與留守校園者爆發衝突,一度成為人道危機。理工大學衝突中,最後有 1,377 人被捕。

舉報

去年 7 月開始,華銘身邊許多支持或同情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在港內地人,一個接著一個在微博等社交網站上被舉報、起底。有人受到網路騷擾,姓名、家人相片和電話號碼都被公開,有人在回國後被公安找上門,身在內地的家人開始受到當局關切。依照留言對他的人身攻擊判斷,華銘覺得自己應該也是被舉報了。

「我去微博搜尋了自己的公眾號名字,發現一個大概有幾十萬粉絲的帳號,截圖了我的文章內容,說我是在香港讀書的內地生,支持廢青的訴求。」華銘說,他們將他文章裡的字句圈了出來,做片面解讀,有人甚至根據文章中的蛛絲馬跡,嘗試人肉他的身份。華銘很快地把公眾號註銷了。

網路上的騷擾持續了三天左右才慢慢淡去。華銘擔心他的微信列表裡有舉報者,換了個人微信帳號。他改了公眾號名字,刪掉了幾乎所有文章,並花了幾天時間,反覆整理自己的追蹤名單,「拉黑」(封鎖)了 300 到 400 個名字可疑、頭像帶國旗,簽名說戰狼話語的賬戶。他也更改了臉書名字和隱私設定,把所有和運動有關的文字、圖片刪除。少說話,不表態,誰也不信任。他深深地潛入水裡。

2019年6月30日,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何君堯和香港政研會發起撐警集會,參與者向警察敬禮

2019年6月30日,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何君堯和香港政研會發起撐警集會,參與者向警察敬禮

這一年,支持或是同情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內地人圈子裡,常常聽見這樣的故事:有人向同事表示他同情香港年輕人,同事轉頭上報給了公司;有人在朋友圈轉發了香港警察濫用武力的文章,被自己的親人給舉報了;有些人在微信上嘗試和朋友解釋香港示威者的訴求,被截圖存證,曝光在了牆內。

微博的「祖國反黑」超話(超級話題)下面,有大量「蟑螂清單」、「掛港獨」等起底貼文,有的微博「大 V」甚至接受舉報投稿,貼文常常有成千上萬轉發。「『孤煙暮蟬』、『上帝之鷹』,這兩個(帳號)最難搞,被他們掛了基本上個人信息全洩露了,」華銘說。「然後是『帝吧』的一系列相關微博,還有『深圳小天』之類的。」

他說,他面對的已經是相對不那麼嚴重的情況了。「與審查機制搏鬥久了,我們比那些舉報者更明白什麼能公開寫,什麼不能。但很多時候審查體制覺得沒問題是沒用的,因為會有小粉紅覺得有問題,」華銘說。「有根本看不懂你文章的人覺得你屁股歪了,然後舉報你,掛你在微博上,而往往你拿來反駁的那些最簡單的常識性話語,都不能在簡體中文的輿論場上生存。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閉嘴。」

反送中運動中後期,位於太子的旺角警署加裝了保護欄。

反送中運動中後期,位於太子的旺角警署加裝了保護欄。

撕裂

被迫噤聲,王允琪(化名)非常明白這樣的狀態。說起過去一年,她不斷用「窒息」來形容自己的感受,連公開地說一句香港加油都困難重重。

王允琪2015年來到香港。她說她認同香港的普世價值,反修例運動開始的時候,她剛剛大學畢業,開始攻讀法律博士學位,同學有九成都來自內地的精英階層。「我們有一門憲法課,經常會討論《基本法》、一國兩制、人大權力、引渡條例,或是香港現在的法治情況,很多同學會覺得,人大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是很合理的事,因為一國兩制的重點是一國嘛。」王允琪不同意這個論點,但她沒有辦法發表自己的看法。「因為不說話比較安全。表達自己的想法要付出太多代價了,如果被他們拍了照片舉報了那怎麼辦。」

學期進到中段,運動也來到了各區街頭衝突最激烈的時刻。王允琪的租屋處在旺角警署旁邊,她從學校圖書館回家的路上,經常會看到防暴警察與街坊對峙。「那時候交通經常癱瘓,我都會在九龍塘下車然後走回家。我記得有一天,家裡上面是直升機,下面有東西在爆炸,催淚彈的味道飄上來,有種身在戰場的感覺。」

2019年9月過後,旺角警署對面的西洋菜南街經常在晚上爆發衝突。

2019年9月過後,旺角警署對面的西洋菜南街經常在晚上爆發衝突。

課堂上,她聽身邊與自己立場相異的內地同學談論法治問題,但告訴自己不要出聲。放學後,她一腳踏入示威的場景裡,同時發現隔著一道牆,過去許多與她關係親近的朋友、家人,因為對香港運動意見不一致,從此分道揚鑣。「我們之間隔了很大的信息差。很多人知道香港的事情是環球時報記者被打的時候,他們會說,你怎麼對這些暴力視而不見呢。中學時代的好朋友臭罵我,我一遍一遍地刪好友,很難受。」

這個長期撕裂的狀態,在11月達到了巔峰。她決定休學。「我的精神狀態因為運動的關係,長期不是很好。科大的學生周梓樂去世的時候,我去了他的追悼會,再加上中大事件,我的情緒也到達臨界點。我覺得我真的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窒息還來自,她發現隨著街頭漸漸安靜下來,自己被迅速地推上中港矛盾的前沿,成為輿論焦點。新冠病毒疫情在香港爆發,有些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商家因為不滿政府抗疫政策,決定「自行封關」,指明不招待來自內地的顧客,或拒絕大陸人、普通話人士進入。

「我常常在 Instagram 上看到香港理髮店的廣告,但是我點進去看,他們說我們只服務香港人。我有時候不太知道香港人的定義是什麼。如果是在香港定居而且講粵語的,我也是呀。光榮冰室說不招待來自中國大陸和講普通話的客人,我就會想說,其實我將香港人當成同路人,但香港人真的也把我當成同路人嗎?原來我並沒有被接納。」

2019年6月12日凌晨,大批反對修例的市民通宵在添馬公園聚集。

2019年6月12日凌晨,大批反對修例的市民通宵在添馬公園聚集。

王允琪一直記得去年6月11日晚上,她和另外兩個港漂朋友與準備在隔天包圍立法會、阻止修訂《逃犯條例》二讀的示威者一起,在添馬公園睡了一晚。「到早上大概六點多,天剛剛亮,越來越多人過來,有種交班的感覺。我們打算去吃早飯,遇到躺在草地上的年輕人,非常寧靜,那種感覺是一種連結的感覺,是那種,我們是一體的感覺。」

後來王允琪才發現,這個連結其實搖搖欲墜。她只是一個大群體中,面目模糊的個體。這一年,她經常會被問到令她覺得冒犯的問題,或是受到不禮貌的對待。「香港朋友會覺得我跟其他內地生不一樣,我會講廣東話,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會很喜歡問我你對六四有什麼看法,你對共產黨有什麼看法,」王允琪說,「但我沒有拒絕回答的資格,因為他一旦問你這些問題,就是站在你需要自證的立場。好像不管你做了什麼,你永遠是個他者,永遠是一個等待被人評判的物體。」

「那時候會覺得,在香港的內地人裡面,比較支持香港的普世價值和運動的人才能夠互相理解彼此。其他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在夾縫中的感覺。香港人也很難理解我們。」她常常想,運動是不是排除掉了她,沒有她的位置。「身份認同裡面有很多排他的因素在,而我一直都是被排除的對象,在中國裡面我不愛國,我是恨國黨,在香港人眼前我是中國人。身份認同其實很虛無,不管是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就因為這一點我很討厭身份政治。」

2020年,紅磡

2020年,紅磡

樹洞

中港矛盾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

從雙非兒童政策、自由行、蝗蟲論,一直到反水貨客運動、大學民主牆風波,再到反修例運動中的付國豪事件、光榮冰室事件,關於身份與權力的爭論,多年來不斷在香港爆發。但隨著反中情緒越來越濃烈,抗爭狀態下暫時隱身的各種分歧,又重新浮現在檯面上。

周立齊(化名)一路看著這些變化。

他中學時便和父母一起來到香港,20 多年來經歷中港關係的起伏。「剛來香港的時候我去上補習班,老師講廣東話,我聽不懂就坐在那,其他人聊天說啊他不會講廣東話,但我沒有覺得受到歧視,」他說,「但現在會不會這樣,我已經有所保留。」

2020年5月3日,一對情侶於西環碼頭拍攝婚紗相片。

2020年5月3日,一對情侶於西環碼頭拍攝婚紗相片。

周立齊說,中港關係是慢慢惡化的,而惡化來自回歸之後中國對香港的各種壓迫、剝削。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本應對準政權的情緒,很容易便落到個人身上。「這怎麼說都是不公平的,是一件需要聲討的事情,但壓迫的源頭沒有改變,自然下面的東西便會扭曲,」他說,「而我相信香港示威者不是不明白這個狀況,但是網上見到的討論是,一,如果你們是手足就會明白要先『以大局為重』,重光後再解決這些爭議,第二種是,嗯,collateral damange 囉,我們知道的呀,那又怎麼樣?」

沒辦法,大家常常這樣說,所以周立齊特別理解少數支持反修例的港漂所遇到的困境。「很多人都只有自己。他當然可以和其他人吵架,但是吵完之後又要擔心被舉報,或許他就選擇不說話,但那種壓抑、孤獨非常難受。支持運動的港漂是慘中之慘。我支持這個運動,但是運動支不支持我呢?我當你是手足,但是你當我是 condom,我該怎麼辦?」

周立齊去年 11 月透過「內地生撐香港」的臉書專頁,開始了接受匿名投稿的「樹洞計畫」。他寫道:「我們知道中國從來不只有一種聲音。我們在意在夾縫之間的少數派,說著普通話,來自內地,卻和香港心意相通,因而陷入痛苦的你們。你們面對的是來自大陸官方的資訊戰與親朋的壓力,無處不在的舉報與懲處,同時還有香港人蔓延的不信任感,日子一定絕不好過。無論勇武還是和理非,你們也許都難行動,甚至連公開講一句話都有巨大壓力,我們理解。這個樹洞,希望讓大家知道,沒有人是孤島,也沒有人是局外人。」

他在工餘時間一則一則閱讀這些匿名投稿,再將它們貼上網路,希望能做一個情緒與思想的出口,目前已經處理了超過500則留言。「我不知道我能幫忙到什麼,但我會這樣想,你覺得自己好孤單、好孤獨,但是你這種孤單和孤獨是很常見的,那你還是不是那麼孤單呢?」

「我做樹洞計畫,發現有這種狀態的人其實是很普遍的。只要你在中國、只要你反對獨裁的行徑,你的處境就會像好多千千萬萬個同路人一樣。政權想要你被孤立,但是其實你不是,你是有渠道將自己從孤立狀態走進一個更大的集體裡面,其實你不是真的這麼孤單。」

在恐懼瀰漫、面對壓迫的時刻,周立齊說,努力地生活在自由裡,說出真實所見、所思、所想顯得更加重要。記憶是不服從的方法,敘述是最微小的抵抗。「我們不能夠允許香港就這樣被同化了,我們是不會同意的,」他說。在反修例運動過了一週年,國安法眼看很快地便要在香港實施的當下,周立齊說,留下歷史、保存民族記憶非常重要。「不能讓共產黨改寫了歷史。」

「哈維爾說 living in truth,沒有錯,起碼我們選擇了一件事,就是把 truth 說出來讓別人知道,起碼我們選擇了這一條路。」

文/劉修彣
攝/Peter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