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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跑過中國新聞的記者 如何理解於國安法刀鋒上採訪的「新香港」?

2020/7/1 — 12:52

(資料圖片非受訪者本人)

(資料圖片非受訪者本人)

「一直以來,在香港和大陸做記者,最大分別是大陸有『非法採訪』這回事,而在香港,採訪向來是權利。」《鏗鏘集》前資深編導、報道內地新聞多年的中大新聞傳播學院專業應用副教授潘達培說。

殖民地時代,香港曾享有相對自由開放的環境; 97 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的自由仍受《基本法》保障。香港記者一直都憑著這重特殊身份,跑遍大江南北,向外報道內地的變遷。不少採訪內地新聞的香港記者都說,即使在當地遇過不少危險,但越過深圳河後,便覺安心。

時移勢易,「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深圳河兩岸的分別似乎不大。香港傳媒是否仍有報道空間?未來記者採訪要承擔什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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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訪問多名資深中國線記者及前記者,有人認為當下形勢比「八九六四」時更絕望,但仍抱觀望態度,願在刀鋒上跳舞;有人提醒記者不應自我審查,要儘量具備更多才能以持續報道,也有人坦言懼怕也沒用,「既然不可能知道紅線在哪裡,不如一如既往做好自己的事情。」

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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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線:不能淪為政治宣傳喉舌

5 月 21 日,全國人大宣佈授權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那天下午北京天色如黑夜,暴雨傾盆雷電交加,甚至天降冰雹;香港當日也狂風雷暴。資深中國線記者 K(化名)當時正在香港辦公室工作,聽到消息時並無感覺,只好奇為何人大有一票反對,「其實自去年反修例運動起,加上中共四中全會定出對港方案後,預咗」。

熟知中國政治氣候的 K 深知在這大環境下,「港區國安法」只是一首早晚也會奏唱的「插曲」,「覆巢之下,香港係一定會搞喎。中國自從『厲害了』後,這種大氣候一定會落到來…佢要搞共產主義革命,點容忍到香港?更加恐佈的是,以前佢共產主義革命容忍香港,係因為佢窮、無錢;依家佢覺得國力強,再搞呢樣嘢就比以前更得人驚。」

K 入行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他跑過經濟特區新聞,經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見證《基本法》起草及八九六四屠城,至胡錦濤、溫家寶執政,中國一度看似朝向更民主自由的方向走,誰料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形勢急轉直下。K 感嘆如今較 1989 年六四更感「絕望」,「依家呢個上台後,叫大家學《共產黨宣言》…你都知道死啦,完全係前蘇共模式、原教旨主義。」

K 又指,中國組記者一向視香港為「避風港」,相信在香港法制保障下,能有更大的採訪自由,「如果觸及(內地紅線)、被人指控,你在港可能會覺得安全,但當香港也實施(國安法)後,連在香港也感到不安全。」

K 位居管理層,他指現時同事的確對國安法有憂慮,但在分派採訪工作上暫未出現問題。他認為記者工作時,首要應考慮個人安全,而「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他相信必定在本地傳媒造成「寒蟬效應」:「係咪台灣新聞唔掂得?係咪民進黨新聞唔掂得?係咪新疆勞改營、西藏分裂就唔掂得?」

「我唔會 set 條界線出來,如果要咁,就不如唔好做。」

蔡英文

蔡英文

K 明言,他的底線是不能說違心話,淪為政治宣傳喉舌,「有時都好可悲,退到呢個位時,可能已經唔係去諗,點去報道更多新聞出來,而是諗唔好講違心說話。呢個唔單止係記者,而係基本做人原則,唔通成為人地宣傳工具?」

他又指,以往記者尚能聯絡在港疆獨組織,或西藏達賴喇嘛方面的人,以獲知當地最新消息。但國安法實施後,即使草案未引入「煽動叛亂罪」,他也擔心隨時踩中紅線,「此類案件涉及『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分裂國家』,就如『尋釁滋事』般可無限伸延,很多時是否起訴都是政治決定。」他又以直播內地劉曉波追悼會為例,日後連在港播放敏感題材片段,K 自言也不知會否觸及紅線。

而在內地,很多算不上「顛覆政權」的事情最終也被如此定罪,「你覺得 709 (大抓捕)係咪顛覆政權?」K 反問。而事件中維權律師王全璋,確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逾四年。事發後,K 任職的機構常派記者隨王妻李文足探監,每次都要與家屬商量配合,「(政府)眼中可能已覺得我哋係一份子,所以條界好模糊,特別喺大陸」。

過去亦有中國線記者因報道而被捕被囚,如《明報》記者席揚 1994 年被裁定「竊取及刺探國家機密」成立,被中國判囚 12 年,至 1997 年才假釋出獄;《海峽時報》駐華記者程翔,2005 年初因取得一份趙紫陽生前訪談錄,被判間諜罪成判監 5 年,至 2008 年才獲釋。K 自言在行內打滾多年,今次亦無實際案例參考,「你唯一可參考就係大陸行家,但全部唔係拉嘅拉、走嘅走、死嘅死,係咪?」

程翔被囚時,香港司法界人士集會,指出程翔一案中不合理之,右起:陳文敏、王友金(中國法律專家)、梁美芬。(圖片來源:《千日無悔 — 我的心路歷程》,程翔著)

程翔被囚時,香港司法界人士集會,指出程翔一案中不合理之,右起:陳文敏、王友金(中國法律專家)、梁美芬。(圖片來源:《千日無悔 — 我的心路歷程》,程翔著)

K 不諱言最壞打算是任職的新聞機構「摺咗佢」,不過他估計起碼在實施之初,記者採訪暫時不會有影響。他又以「在刀鋒上跳舞」、「行鋼線」來形容跑中國新聞,當連香港這個「避風塘」也即將面臨埋封,記者就要變陣、再自行摸索在有限空間中報道,「依家刀鋒更幼、鋼線更利,你要重新諗跳舞、行鋼線的方式。除非唔做,如果要做,就要探索新的方式。這是個全新的情況,做了幾十年一直都未撞過。」

專業:Be water, be versatile

潘達培曾任《鏗鏘集》資深編導,經常往返內地拍攝民生及政治敏感題材,紀錄中港社會變遷。直至 2012 年底他離開香港電台,轉到中大教書,現為中大新聞傳播學院專業應用副教授。

八十年代中英前途談判為香港記者開啟了內地採訪這度門,記者往往代表港人向政要提出關乎香港未來的問題,而乃以作採訪「護身符」的,是他們的特殊「境外記者」身份。

鄧小平南巡揭開改革開放序幕,潘達培在深圳、蛇口等經濟特區,採訪港商進入內地投資設廠,以及中港民生故事等。內地如沒官方批文,便會被指為「非法採訪」,他多年來入內地採訪,必定向中聯辦(當年稱為新華社)依法申請,萬一被抽秤也有重保障,到內地後採訪就各師各法。江澤民、胡溫執政年代,內地對傳媒採訪相對寬鬆,「也不是完全鐵板一塊,有時(官員)會說:『唔得呀呢排,唔好過嚟住』……六四(周年)前後,就無謂入紙話去北京採訪,係人都知你想點…裡面的 dynamic 是:你唔好搞咁多嘢、我又唔好搞咁多嘢」。

資料圖片:劉霞,圖片來源:DW片段截圖

資料圖片:劉霞,圖片來源:DW片段截圖

除了民生,潘達培也常在狹縫中採訪內地政治敏感題材,譬如 2010 年在囚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其後妻子劉霞遭軟禁。潘達培遂找中間人搭路,對方明言沒機會訪劉霞,但問及異見知識份子陳子明,對方只說「有一點點」空間。潘達培就憑這句話直奔內地,避開公安輾轉成功訪問陳子明、郭玉閃、曾金燕等異見人士,記錄獲獎消息如何令異見者圈子鼓舞,該片其後奪得人權新聞獎。

潘達培質疑「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這重「境外記者」的保護可能不復再,「當(中央)愈來愈強調『一國』時,你就不再是『境外記者』、而是『一國』下的記者,你所做的究竟是否『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會否透過《國安法》去滾搞我?...在內地這類採訪是否仍可能,是今時今日嚴峻的問題。」

他提醒香港記者採訪時先不要自我設限,「要自我審查行得通,重點是用遊戲規則令你估,我做老細唔會講明邊啲唔得,只係話『小心啲啦、睇住份工㗎有時要』,如果我要交租就開始估:邊啲得、邊啲唔得…好自然就會做多咗」。

潘達培形容,目前是一個常理、專業、價值均被扭曲的年代,記者們更要「be water」,變得更 versatile(靈活多變)來應對。除了提高報道質素、保持獨立思考和作調查報道等,他還有其他提議:「例如建立社會資本,或結合同輩力量等,『be water』都係講緊呢樣嘢。」目標是守住底線,繼續報道。

當環境愈來愈惡劣時,說到底,每個人都要思考自己的底線。「似乎我們在很實在地經歷殷海光先生所說的《人生的意義》,每個人都要諗……香港這種狀況、無力感超乎我哋想像,我真係未見過。」

 

潘達培

潘達培

禁區:領導人私隱、軍事、經濟內幕

前資深中國組記者 Jack (化名),過去十多年跑遍大江南北採訪。他形容,記者觸及的紅線很多時「意想不到」,譬如報道國家統計數字,分分鐘可能觸及「國家安全」。例如李克強兩會時稱在中國有「六億人月收入僅一千元」,這消息其實可能令人聯想到中共內部不和,那記者應否報道?「緊箍咒會愈來愈收緊。」

他指對主流傳媒機構老闆來說,生意是首要考量,稍為敏感的報道如幾年前的「巴拿馬文件」再出現的話,立法後再作報道的機會恐怕極低,「立法後記者的考慮將非常之多,你想盡責做記者,就長期有把刀降在你頸上,鍾意就劏幾下、鍾意就劏幾下 」。

而國安甚至不用直接騷擾記者,只要針對受訪者及相關人士,已能間接阻撓採訪。以採訪李旺陽事件為例,「佢哋唔搞個記者,但會搞側邊的人、拉佢哋去坐老虎凳,咁又係咪影響採訪?」譬如 2017 年劉曉波逝世,Jack 任職的新聞機構直播海祭,事後內地至少鬥 13 人被捕。此事是否踩中「國家安全」紅線?也不用明說。

Jack 認為,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傳媒的首要禁區必然是牽涉領導人和他們的私隱,其次則是涉及中國軍事與經濟內幕。他眼中,當年銅鑼灣書店事件就是踩中「紅線」,「領導人的私隱及海外的家屬事情也會成為國家安全, 因牽涉黨內矛盾及政權穩定,而政權的穩定,即是等如國家安全。」

林榮基出席遊行,在銅鑼灣書店樓下集合。

林榮基出席遊行,在銅鑼灣書店樓下集合。

Jack 慨嘆,香港記者將一如內地維權律師般「扣著腳鐐跳舞」,「(中共)俾你跳舞呀,你咪喺呢個範圍跳囉。」他預計未來好一段時間,香港新聞的內容只會愈來愈少、愈來愈冷清,尤其涉及政治和權貴、官商勾結新聞會愈來愈少。甚至連偵查報道也會日益減少,「譬如明日大嶼,如涉中資機構,當中一些人是權貴,你報不報?譬如沙中線短樁又牽涉權貴,你報唔報呀?報,就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喎。」

「港區國安法」生效,對現職記者和學生記者有何建議? Jack 強調要憑良心做事,盡可能做得幾多就做,「在好黑暗的環境,枝蠟燭好暗的時候,唔好俾佢熄、要點住先,慢慢你會見到隧道出口。世界局勢是多變到我們想像不到,我們在面對二戰以來最大的一個世界局勢,比起 91 年蘇聯政變、89 年『蘇東波』浪潮更加重大的時刻…在香港這個小小的地方,任何一名記者都應盡量不要讓這枝微弱的蠟燭熄滅。」

過去二、三十年,香港一直是報道內地敏感消息的重要「窗口」,Jack 提到,國安法時代香港記者可能要如內地記者般,將報道「出口轉外銷」,匿名採訪後再轉給外地機構或外媒發布,「獨唔獨家,已不是今日有心的傳媒、渴望想追求公義的記者想追求之事。傳媒自由是大是大非,再不是獨家的事情。」

李旺陽胞妹李旺玲女士圖片來源:欧彪峰twitter

李旺陽胞妹李旺玲女士圖片來源:欧彪峰twitter

心態:悲觀不如做好報道本份

於香港媒體任職中國組記者 5 年的內地人 Alvaro(化名)指,中國把自身安全看得比什麼都重要,自十八大習近平上台後,中央的外交政策、對台政策,以至過去「河水不犯井水」的對港政策,都明顯有所調整。加上去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夏寶龍調任、調整中聯辦及港澳辦高官等舉措,到如今硬推《國安法》,其實一直有跡可尋。

他相信,整治香港只是第一步,下一個就是台灣,「這幾年中國的政治形勢明顯在收緊,他們不能容忍香港出現這種街頭抗爭和政治表達……其動作是明確地說:香港是一國之下的特區,沒有任何特權,尤其在政治上。」

他眼中,中央下重手強推《國安法》,擺出來的架勢就是要打壓香港,具體條文有多「辣」已不再重要,「條文如何寫,已不能改變中央決心落實全面管治權、摧毀一國兩制的事實。何況中共從來都不跟條文,法例寫得再符合基本法及人權保障都好,只要有需要,他們可以再釋法,再修改、再立新法…不要忘記,北京的立法者、執政者,從來沒有遵守過承諾。」

Alvaro 直言對國安法時代感到悲觀,因為觀乎內地打壓維權人士或律師等,政權所用的罪名可能根本與《國安法》沾不上邊,大多以「偷稅、漏稅、非法經營」等經濟罪名提控。立法後,他認為在港揭露些不公平、黑暗面,即使不涉政治,當局也會視為「作對」而進行打壓,泛民和本土派相信會是首當其衝的針對對象,其次則是法律界和傳媒。

Alvaro 指,過往香港社會開放自由,而跑中國線的記者又比西方記者懂得「國情」,香港的中國新聞一直都是讓西方觀察中國變化的重要「窗口」;現雖暫未看不到影響,但此特殊地位,俱往矣。

他又指,反修例運動期間,內地傳媒大肆報道及評論事件,實質上已在爭奪話語權,加上港台《頭條新聞》被封殺事件等,他眼中香港傳媒前景堪憂,「中共對話語權看得很緊……不會一夜之間(行動),但會慢慢滲透。」

經常穿梭中港兩地採訪,Alvaro 明言由於需要保證線人、受訪者,以至他本人及家人的安全,因此實難透露太多細節,但他提到在內地採訪時,曾遭毆打、跟蹤、監控、威脅、限制人身自由等。涉事者也未必全是國安,有時對方沒穿制服、沒出示證件、只口頭宣稱是警察的情況下,身分難以證實,他也遇過有受訪者和線人因接受採訪而遭拘押。至於網絡攻擊、電話監聽、被人定位等監察手段,更是不計其數。

即使有過這些經歷,Alvaro 仍強調,中共向來不講規則,記者即使因對國安法感恐懼而自我審查,其實並不會令傳媒變得更安全,「中共眼中一向只有敵我之分,沒有程度的區別」,他認為面對極權,記者更應緊守專業,不可因擔心而退卻。

不過他也有訂下底線 — 內地家人如被騷擾,他就會考慮轉行,「無辦法,要自己繼續做、不要想太多,但要懂得保護自己…要有情況變得極差的心理準備,但僅僅擔心並無任何作用,因為你既然不可能知道紅線在哪裡,而恐懼更會自縛手腳,那倒不如一如既往,做好自己的事情。」

5 月 10 日晚上,警察於旺角一帶截查在場採訪的記者。(立場新聞圖片)

5 月 10 日晚上,警察於旺角一帶截查在場採訪的記者。(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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