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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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6 - 22:34

【特寫】建議「強制檢測」被斥罪人 袁國勇:我是心痛香港 余慧明:賦權予警萬萬不可

「全民檢測」落幕不久,坊間仍在評價檢測成效及政府是否「有陰謀」時,「強制檢測」又來了。繼政府「放風」後,日前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一電台節目建議,應推行輕微病徵者強制檢測,若被選中者不願意遵守,便應賦權警方等執法人員上門處理,甚至拘捕,處以罰款甚至監禁的刑罰。

此言一出便激起千重浪,醫管局員工陣線發文表態反對,聲言「須謹記過去不同極權各種以醫學為名,泯滅人權的歷史」,亦有醫科生撰文進言,擔心袁「成為千古罪人受千夫所指」。

教科書上說,為達公共衞生目的施行「辣招」,必然會影響市民自由,即所謂的「必要之惡」。那強制檢測算是「必要之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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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袁國勇的說法,必要。但反對者則認為,絕不必要。

《立場》就此訪問了專家、公共衞生研究員、醫護工會、醫學生和市民。他們各自怎樣想?

2020 年 10 月 16 日,灣仔臨時檢測中心最後一天開放,有市民在檢測中心停止運作前到達場館。

2020 年 10 月 16 日,灣仔臨時檢測中心最後一天開放,有市民在檢測中心停止運作前到達場館。

在灣仔港灣道體育館的臨時檢測中心,晚上八時閉館前,仍有市民趕來參與檢測。來到中心的市民,應該是「用腳投票」,支持檢測吧。但當記者問他們這個問題時,當中仍有人一臉猶豫。

「你支持強制檢測嗎?」

「我覺得成效唔會好大。」陳先生說。他指,若以法律強制市民檢測,將很多市民因而觸犯法例,令社會對檢測措施更反感。與陳先生一同前來檢測的馬小姐亦認為,強制檢測沒有配合禁足令,檢測後隱形患者仍會繼續在社區內傳播病毒,成效不彰,「到你搵到確診者,但你未必坐喺屋企等結果,咁其實都冇乜用。」

黎先生在檢測中心關門前才抵達。他稱,檢測計劃對整體市民而言是一種保障,但相信要接受強制檢測的人士必然會感到無奈、不願意。他舉例,若一幢大廈有人確診,卻要整幢大廈居民強制檢測,對與確診者居住甚遠的居民十分不便,但只能「焗住做」。

早前已參與「全民檢測」的市民則比較歡迎強制檢測。陳小姐數個月前曾接受測試,她認為若並非整個群組的人士接受檢測,成效將會大打折扣,或有帶病毒人士無法發現,「有啲人檢查、有啲人唔檢測,咁咪整個檢測嘥咗。徒勞無功。」

*   *   *

袁國勇:為阻第四波爆發

「強制」一詞,總是容易令人有不好的聯想。強制檢疫、強制接受治療,統統與現今社會提倡的自由相違。以每年冬季流感為例,醫管局都會呼籲醫護人員接種疫苗。不時有人提出,應強制醫護接種以保障病人;某些國家亦有此例,不接種的醫護將不能回到醫院工作。多年來樓梯響了不知多少遍,卻始終沒有實行,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個人自由」。即便是醫護,也有自行選擇的自由。

那麼,要求輕微病徵者強制檢測,是否干預了個人自由?

「(疫情持續)好多人會失業,呢啲痛苦完全係唔需要。」

—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立場》記者向袁國勇查詢關於強制檢測的建議,他以電郵回覆,強調建議是為了阻止「第四波爆發」、「逾千人死亡」,「問題是香港人如何看待因疫情而失去的生命」(how HKSAR citizens consider the importance of life loss)。

他之後再向記者補充,指若疫情持續下去,「好多人會失業」,「呢啲痛苦完全係唔需要」,「我見到香港咁都好心痛」。袁國勇重申,現在越來越少有病徵人士願意接受檢測,「五個才有一個」,因此才需要建議強制推行。

資料圖片:袁國勇

資料圖片:袁國勇

公衞研究社成員:防疫人權非對立

「推行防疫措施的前提,必須是市民對掌權者有所信任。」

— 公共衞生研究社成員呂詩婷

「如果是密切接觸者,要檢測、或檢疫是合理的,但輕微病徵者也要強制檢測,便難免被質疑,」公共衞生研究社成員呂詩婷說,公共衞生政策會犧牲自由是「理論」,但在現實上,防疫與人權並非對立,「掌權者有其責任,在保護公眾健康的同時促進自由。」她解釋,在文明社會,政府幾乎不能一意孤行,必須考慮民意,「即使你有怎樣的科學證據,在沒有信任的基礎下,都是沒用的。推行防疫措施的前提,必須是市民對掌權者有所信任。」

過去大半年,香港政府的防疫之路大概是最佳例證。不論封關、限聚令或全民檢測,每一項防疫政策,政府甫拋出,陰謀論便至。事實上,部分防疫措施亦確與政策原意大有出入。以限聚令為例,據政府早前公布數字,近 98% 限聚令告票是由警察發出,而在大大小小衝突現場直播畫面中,都不難看見備受爭議的發告票場面。儘管政府多次解釋,限聚令背後沒有政治考慮,但市民似乎並不受落。

余慧明:賦權予警萬萬不可

年初曾發起醫護罷工要求政府「封關抗疫」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在袁國勇發表言論後亦在 facebook 上發文回應,直指「此舉不但侵犯人權,更擴大本已不受監管、無法制約的警察權力,此例一開後患無窮」。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向《立場》解釋,工會並非否定一些公共衞生層面上所需的強硬措施,但要賦權予警方便「萬萬不可」,「去到警方呢個位就極大反對。」

「過去佢(警方)點樣濫用限聚令,大家都見到。」

— 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她坦言,若果把「警察」從整個「強制檢測」的建議中除去,「相信反對會無咁大」,「或者都仲可以去討論,疫情係咪好嚴重?係咪要做(強制檢測)?要做的話點樣做?」余慧明指,現時市民與政府、警方間已失去信任,「過去佢點樣濫用限聚令,大家都見到;如果遲啲佢可以話你要檢測,唔做就拉,我真係想像唔到點形容啦。」

余慧明重申,工會並非一面倒反對強制檢測,相反,她認為若真的要做,「就全民做,封城做晒佢,好似其他國家咁。」她說,同意有配套下的全民強制檢測,但認為袁國勇所說的「有病徵者檢測」不可行,「唔通我轉天氣,流少少鼻水又要去檢測?」

醫管局員工陣線 余慧明

醫管局員工陣線 余慧明

醫科生:警有無專業知識判斷病癥?

醫科生王同學在 facebook 上營運專頁《No Stake 醫學生》,他在專頁上以學生身分,向老師袁國勇發公開信,指難保「強制檢測」會被警方濫用,「隨意強指無病徵巿民為有病徵,再予發票,或強行帶走,甚至拘捕。屆時潘朵拉之盒既開,率先主張強制檢疫的袁教授,恐怕成為千古罪人受千夫所指。」

王同學向《立場》表示,醫學倫理中明確闡述病人自主權,只有「好少情況可以強逼去檢查」,「就算好似楊明醉駕咁嚴重,根據病人自主權,佢唔肯驗的話都唔可以逼佢驗。」

公共衞生同時係一門社會學,無得抽空社會因素去睇。

—《No Stake 醫學生》FB 專頁管理員 王同學

王同學也對袁國勇「檢測有病徵人士」的說法抱有疑問。他在文章中解釋,病徵 (Symptoms) 是病人的自我感覺,徵狀 (Sign) 才是醫生的判斷。因此在病人求醫前,理應沒有人可以判斷他是「有病徵」。他亦表明不同意由警方處理不願接受檢測人士的建議,「警察之類巡邏人員,有無專業知識去判斷病人?」

王同學亦直言,雖然認為強制檢測不是最好的防疫措施,但他最大的憂慮,還是源自政治因素,「2020 年嘅香港,呢樣嘢係無可避免」、「就算有啲政策係好,解釋得唔好都一無用,反而會引來市民更大擔憂。」他認同袁國勇的建議是基於科學,但強調公共衞生同時亦是一門社會學,「無得抽空社會因素去睇」,「當袁教授畀咗科學建議,政府係咪執行到?市民又係咪信?」

記者向袁國勇轉達外界質疑,袁回應稱,「我只係科學家」。他又指,正正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病徵與流感相似,才要推行強制檢測。

許樹昌:措施不能太硬 要自願

另一位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則指,相信政府現時仍是在考慮階段,但他認為,強制檢測只能針對「去咗睇醫生,醫生判斷佢要留樣本但佢唔肯」的病人。他坦言可能有人因為不想家人接受檢疫等原因,會拒絕接受檢測,「我都有學生做私家醫生,遇到病人唔肯留(樣本)」、「對呢啲人先可以有一個公共衞生理據(去強制檢測)。」

(檢測)唔可以太硬,要畀佢自願出嚟。

—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他指強制檢測的「原意係好」,「但香港人,可能你越嚇佢,佢越唔出嚟」,而強制要求所有「輕微病徵者」接受檢測是「不可能」,「鼻敏感都可能咳兩聲,你唔可以要佢檢測。」他亦承認,香港人現時普遍對政府抱持不信任,所以措施「唔可以太硬,要畀佢自願出嚟」,例如鼓勵不想求醫的市民去醫管局門診領取樣本樽,「只係呼籲。」

許樹昌,圖片來源:中文大學

許樹昌,圖片來源:中文大學

袁國勇:自私代價是性命

對於有人因擔憂而拒做檢測,袁國勇則表示「這不是文明的態度(This is not a civil attitude)」,批評這些想法會影響家人和同事,甚至「殺死年長者」(They may kill their elderly family and colleagues)。他重申,市民有責任協力控制疫情,「自私的代價是性命」(Selfishness costs lives)。

我係 scientist。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呂詩婷則慨嘆,「當香港在政府缺乏信任的時間下走進疫情,偏偏政府又不聽民意,整個抗疫的過程中都看不到以民為本。當大家不相信你拿走我的自由後會有作用,也不相信你會把自由歸還給我時,如何讓市民支持你?」

她也強調,專家提出建議時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今天的香港,必須要考慮政治和社會氣氛,「讀公共衞生的人都應該知道,health is politics。」

 

採訪、撰文|劉偉程、蔡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