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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書簡】五四運動的常識與非常識

2019/5/15 — 14:32

1919 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資料圖片)

1919 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資料圖片)

(臻辦按:身處赤柱的黃浩銘 4/5 寫了一篇〈黃浩銘獄中書簡 — 寫於五四運動百周年〉,並於《蘋果日報》刊登;7/5 被送往赤柱服刑的邵家臻與黃浩銘心有靈犀,也於 4/5 寫了一篇關於五四的反思文章。)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三千餘人,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掀起了我國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但卻遭北洋軍閥政府鎮壓,32 名學生被捕。今年,是五四運動 100 周年,五四運動被北京執政者捧到上天,口口聲聲說要發揚五四精神。中共舉行大大小小的紀念活動,提出「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當中「愛國主義」依然是顛撲不破的主調;在此主旋律下,今天的「新時代中國青年」還是一百年前提倡的「五四青年」嗎?

1. 有說:「發現常識的非常部份,是非常之人。」我當然想做「非常之人」,但問題是:甚麼叫「常識的非常部份」?例如,五四運動的 2019 年精神竟然是叫青年人「聽黨話,跟黨走」這是常識還是非常識?又例如談青年發展不能「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不能不重視多重視角的對話,不能缺乏細膩的日常與鉅觀的結構之間的連結,否則「青年發展」在自說自話事少,變成了以「青年發展」之名,反青年發展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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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五四,不能不講《新青年》雜誌;講《新青年》雜誌不能不講陳獨秀。陳獨秀早在 1936 年已經想處理:「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的問題。要真正做到「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的青年人,他提出了六點建議:「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存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這段說話,足足說了一百年;陳獨秀想推翻帝制時充斥社會的陳腐觀念,今天不單「革命尚未成功」,反而有帝制復僻之勢。哀哉!

3. 我從事青年研究出身,愈來愈覺得「青年工作」應該是向青年人周邊的人、制度、系統做工作;而談青年發展,斷不能繞過「成人世界」於不理。台灣李敖的《老年人與棒子》是我引述得最多的一段文字:「老年人從死人手中接過這根棒。由於他們身世各異,所收到的棒子也各有不同:第一種老人拿的是一根「莫須有的棒子」,他們根本就沒有接過棒子,也許接到後又丟了,他們除了麻將牌的技術外,大概甚麼也交不出……第二種老人拿的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一般來說,老年人可爭議的地方不是落伍了,而是落了伍卻死不承認他落了伍。落伍是當然的,可是死不承認就是頑固了……第三種老年人拿的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他們充滿了捨我其誰的自信,一點沒有成功不必在我的雅量,總覺得他「一遽歸道山,天下就無人救了」長篇引述,不只不厭煩,更是一字一罵,擲地有聲,何其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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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不是「言人人殊」的觀點與角度問題。這是「意義之網」的爭奪問題。所謂意義之網,是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的創見,認為人類似蜘蛛,編織一個網狀體,給自己編織意義和自我安逸。故此,不如這樣認為,習近平有他為中國青年編織的意義之網,香港青年發展事務委員會也有他為香港青年編織的意義之網;「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青年工作者亦有他為「被欺壓的青年」編織的意義之網;而最最重要的是,行動者的內在觀點!就算國家機器提供了系統性的回答,每個年青人心中卻必然有自己的聲音。

5. 至於我,現在入獄,今年入「五」(五十歲了!),仍未知「青年研究」的職涯是否走盡,但編織自己下半場的意義之網甫開始。還是這一句:「停留是剎那,轉身即天涯。」

 

邵家臻
在囚的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寫於 2019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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