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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書簡】與遺忘鬥爭

2020/2/27 — 19:09

收音機壞了、郵政停擺,與世隔絕的日子惟有埋首書堆,一口氣讀完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談的雖然是1942年中共在延安的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高教授發現當時的鬥爭模式一直影響到今天,而我更認為已禍及香港。

林鄭早前說接受唔到「香港有警暴」這個說法,我相信大部份港人都接受唔到林鄭這些廢話,但既然她已是irrelevant,講乜已無所謂。香港警察更是心知肚明,現在中共依靠的是警棍治港,中聯辦主任和特首可以走馬燈般轉換,惟有警隊對中共的「忠誠」和鎮壓異己的「勇毅」才是不動如山。

前線警員教育水平偏低、長時間接受服從上級的規訓,本來就容易被政治操弄。中共長期對警隊的統戰,領導層思維的偏差,造成對外抗拒社會監督,對內縱容濫權濫捕,對付示威者的手段越來越與大陸的公安、城管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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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評論說中國的法治一直在改善當中,譬如取消收容遣送和勞改制度都是防止公安繞過法院濫用權力,而越來越多法規出台都意味要規範官員的權力。我們毋須全面否定中共「以法治國」的舉措,但只要涉及政治的案件,獨裁者猙獰的面目便表露無遺,說到底是中共「黨大於法」的觀念絲毫未變。

我每次讀到李文足探望在獄中的丈夫,維權律師王全璋的報道都心如刀割。我們坐牢的,日夜盼望是家人的探訪,但王全璋在探訪時卻是低着頭沉默寡言。他形體枯槁、牙齒掉落、目光散亂,只懂得囑咐太太不要對外界亂說話,探訪時間未結束便匆匆返回監倉。他在獄中遭受甚麼待遇,我們毋須瞎猜。早前英國駐港領事館職員鄭文傑在大陸遭受嚴刑逼供,包括四肢被鎖、坐無影凳、用硬物毆打等,王全璋吃的苦怎會比這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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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教授的研究發現,早在1930年毛澤東在江西的根據地,為了對付國民黨奸細,認為對疑犯「非用最殘酷拷打,他們決不肯招供。」當時某縣使用的肉刑高達120多種,包括雙手吊起用竹掃毆打、用香火或洋油燒身、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等;甚至嫌疑的妻子亦被刑訊、包括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不下於滿清十大酷刑。

我毋須再詳列中共在福建捉「社民黨」和在延安「捉鬼」時,透過強迫自我檢查、批鬥大會和屈打成招,逼到多少理想主義青年精神崩潰,甚至跳崖自盡。這些鬥爭手段一直延續至中共執政以後,以排山倒海之態波及全國民眾。文革以後即使有呼聲要反思這些錯誤,但中共卻認為糾纏在過去的歷史無助向前改革,其實是怕這種反思會觸動到最敏感的問題:這一切罪惡的制度根源。

張建宗曾勸大家向前看,不要糾纏於7.21元朗恐襲事件,這與中共的思維何其一致!昆德拉說:「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不想肉刑臨到香港,必須追究警暴。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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