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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6 - 20:14

【理大之後.1】一支勇武小隊、四個少年的故事:戰鬥、療傷、渾沌,等一個時機

 
理大之後
一支勇武小隊、四個少年的故事:戰鬥、療傷、渾沌,等一個時機
 
理大解封一星期後,這支共 12 人的勇武小隊,約好在一同租住的房子裏,打邊爐。
阿山,20 歲,待業
入理大守衛,其後被困,最終從火車路軌成功逃出。
阿詩,21 歲,理大學生
入理大守衛,其後被困,最後被警登記身份證離開。她沒出席聚會。
永近,大學生
連續兩晚到理大外反包圍。
阿妹,17 歲,中學生
11.18 晚到理大外反包圍,遭遇人踩人事件,多處受傷。
 
他們每個人都記得理大的事,但沒有人想再提起。
對阿山的小隊來說,每個人都記得理大的事,但沒有人想再說起。
在理大解封一個星期後,阿山回到小隊一齊租住的屋裏,大家約好,要一齊打邊爐。這是理大圍城後,他們第一次比較齊人的聚會。在這間約 400 呎的房子裏,年輕人們把 PS4、紙牌遊戲、麻雀,還有「發夢」用的防毒面具等裝備,全數放在這裏。這是他們安全休憩的小天地。
阿山的小隊是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夜晚形成的,那時他們為討論翌日的升旗禮行動而聚集在立法會附近,年紀最小的成員是 16 歲的中學生,大家都叫她做「阿妹」。小隊一開始有 12 人,被連續數月的社會運動打磨後,去到 11 月 17 日理大圍城之時,仍會上街行動的只剩下約 4、5 人,當中,當時 19 歲的阿山和 20 歲的阿詩進了理大校園,而 永近和16 歲的阿妹則連續兩晚在外面參與反包圍行動。阿山成功自行逃出,阿詩最後透過救護車離開,但被警察登記了身分證。
圍城過後,他們都感覺到,理大不是一個大家想提及的話題。這一次打邊爐,像昔日一樣,大家圍坐著打機、打牌。不期然地,終於談起理大,一個隊友開玩笑問阿山:為什麼沒有從理大裏把阿詩帶出來?
這個問題,直到現在仍會縈繞在阿山的心頭。對年紀最小的阿妹而言,這更是無法釋懷的:「我們全部人都覺得很內疚⋯⋯我們最想救到她。」
無法消弭的,除了自責,還有在理大一役裏所經歷的創傷,以及隨後一年社會運動的一蹶不振。
大學生永近(化名),參加中大二號橋之戰後,連續兩晚到理大外參與「反包圍」。
21歲理大在讀生阿詩(化名),她入理大守衛,三次想落下水道不果,最終只能坐救護車、被警察登記身份證後離開。
圍城內外,曾經勇武的理想狀態?
一年前,2019 年 11 月 17 日,理大校園被警方封鎖的那一晚,19 歲的阿山正守在理大 A 座附近,他藏一把蝴蝶刀在身上,刀長四吋,折疊放在腰包。眼看水炮車要開過來,他告訴記者:如果警察過來,我肯定同佢死過。
在他看來,理大被包圍的頭兩天,或許是反修例運動勇武抗爭最理想狀態的時刻。
那時他剛經歷完中大二號橋一役,對街頭抗爭充滿希望。從 6 月 9 日開始,香港幾乎每個星期都有街頭衝突,阿山能參與的都參與了。五年前,他還只是一個從電視裏觀看雨傘運動的中學生,不曾想過,在 2019 年的短短數月內,自己迅速從「和理非」式的防守者,變成一個扔磚頭、遞汽油彈的勇武前線。
在中大保衛戰之前,阿山感覺,香港的街頭抗爭其實是在「捱」,看的是能夠支撐多久、多少人安全沒有被捕。直到中大二號橋,他發現不同了:「這一次 OK 喎,好似真的能夠對抗。」
「原來即使對面有水炮車,只要我們有足夠準備、夠人,是不需要怯的。⋯⋯原來街頭抗爭可以『不用輸』。去到那個位置,大家有很多希望。」
2019年11月17日,示威者在理大校園外抵擋警方水炮。
帶著這樣的信心,聽到理大出事時,他馬上尋路進入了校園。「好似可以守住,好似唔駛怯。」
雖然同一小隊,不過隊員通常三三兩兩分頭行動。20 歲的阿詩早在警察封鎖前一日就進了理大,作為理大學生,這對她而言是一場無法視而不見的戰役。她幫手製作汽油彈、整理物資,希望守住校園。
11 月 17 日夜晚 9 時許,經歷一天水炮車與汽油彈的對決,警方從三面封鎖主幹道和天橋,像拉緊布袋一樣,理大頓成囊中之物。
有記者、義務急救員被捕的消息陸續傳出,傳媒無法自由進出校園,校外,示威者開始在油尖旺一帶聚集,希望推進防線,「圍魏救趙」。
永近那一晚收到一個被困在校內的朋友的短訊:「頂唔到了」、「入面情況好差」。那段時間,他長住在小隊合租的安全屋裏,與其他兩個隊友商量過後,便馬上動身,坐車到加士居道,加入對抗戰。
大學生永近(化名),參與中大二號橋之戰後,連續兩晚到理大外參與「反包圍」。
「覺得會救到(理大裏的人),因為(外面)好多人,大家決心好大。」永近說。他是大學生,去年因社運而停學一年,在反包圍理大之前,他也參與守衛了中大二號橋,有和阿山一樣的體會:「中大是贏了的。」
隊裏最小的 16 歲阿妹,也急匆匆跑到旺角一帶。她身型嬌小,前排的示威者總會叫她站後一點;因為力氣不大,扔汽油彈和磚頭都不夠遠,她轉為後勤,幫手製作汽油彈等物資。
阿妹和永近在 17、18 日連續兩晚都參與「反包圍」,他們發現,現場示威者確實不少是「和理非」,製作汽油彈都是第一次,只能觀察別人加什麼液體進去,依葫蘆畫瓢。在阿妹看來,好多「叔叔阿姨」站在了最前面,僅僅戴著口罩,高呼「入 Poly,救手足」,一呼百應,令她的鬥志也燃燒起來,「好熱血」。
與此同時,被困在理大裏的阿山,從電話看到「反包圍」的消息。他一邊愧疚要外面的示威者前來營救自己,一邊不禁有點開心:「我覺得開始接近勇武一直想做的事 —(令大家明白)街頭抗爭沒那麼可怕,也可以贏,大家都可以去做。⋯⋯就算他真的不是站在前線,但大家都落手去幫助這個街頭抗爭,是很重要的。」
無法消弭的遺憾與創傷
士氣高漲,隨之而來是巨大的落差感。
11 月 18 日凌晨 5 點多,經歷徹夜對抗後,警方再一輪強攻,打進燃起熊熊烈火的理大正門。守在校內的示威者受到重挫,多人受傷,據一名親歷者觀察,能繼續在前線作戰的戰力,比一夜前減了至少一半,大約剩下一百幾人。
11 月 18 日清晨開始,校內示威者三次突圍不果,還有人被捕了。他們開始在校內休養,商討對策。夜幕降臨時,校外「反包圍」行動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市民,至少上千名市民在油尖旺、佐敦一帶與警方對峙。
此時,阿山與幾十個勇武前線聚集在校內 A 座,大家各自持著木板、膠板作盾牌,部分人手握自製武器,坐在正門的樓梯口附近。他們在等著衝出去 — 阿山相信,「反包圍」的人群已經攻到距離自己數百米以外的地方,等著與他們匯合;阿山又相信,只要他們幾十個勇武帶頭衝出去,後面的示威者就可以趁亂逃走。「我們最前面的人出去,我們中彈、被捕,但後面那些沒問題的嘛,叫做最小的成本換來最多人可以走。」
作戰計畫卻被校長們的出場打斷了。
2019年11月18日,理大校園內。
時任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當晚帶著約 60 位中學校長進了理大,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帶同港大法律系高級講師張達明等人到場。他們希望帶走願意離開的示威者,指根據與警方的協議,18歲以下人士不會被捕,但需登記身分證資料,而 18 歲以上就立即拘捕,校長可以陪同。
一些示威者希望跟校長離開。阿山他們馬上洩了氣:「啊,那你們這樣出去,那我不用這樣衝出去呀,我搵命搏咩,你又唔跟我走。」
最終,校長們帶走了一百多名學生。原本全副武裝的前線勇武示威者,各自散去,開始各尋出路。
「我們沒有了機會⋯⋯那個可能就是最大的遺憾。」阿山說。
11 月 18 日同一晚,在外面「反包圍」的阿妹和永近,也在警民力量懸殊的狀況下,經歷了無法忘記的失敗和創傷。
夜晚近 11 點半,示威者在彌敦道與窩打老道十字路口與警方對峙。永近記得,示威者一推過十字路口,情勢急轉直下,速龍落地,追捕示威者,大批示威者避走之下,沿彌敦道湧進狹窄的碧街,據《United Social Press社媒》報導,碧街內因此發生人疊人事件。
此時永近就在彌敦道近碧街位置,他站在行車線,見到行人路上有人跌倒,後面的人推前面的人。他不知道,這晚與他一同出發的阿妹,正正在他前方彌敦道路中間的石壆位被驚慌逃走的示威者踩倒——據阿妹所說,人疊人並不只發生在碧街一處。
2019年11月19日凌晨,示威者嘗試反包圍理大不果,及後不少人被警方制服拘捕。
阿妹那時正想跨過彌敦道路中間的石壆,後面的人湧上來,走避不及,等回過神來時,她發現自己已被踩倒在人疊人的最底層。她整個人動彈不得,只見一個高瘦的男生拼命捉住她的手臂,試圖把她從人堆裏拔出來:「妳不想死的話就出力吧!」
回憶起這句說話的情境,阿妹哽咽起來,極不想再想起這一幕。因為渾身多處筋腱肌肉拉傷,她看了很長一段時間醫生、做針灸,16 歲的年紀便患上風濕症,時常在睡夢中痛醒。
永近也曾在「反包圍」裏受傷 — 他被水炮車擊中頭部,體重有 80 公斤的他,被藍色水射飛在地,連滾了幾個圈。不過,對他來說,身體受傷是其次,他更在意一些現場示威者在逃走時展現的態度,令他心靈感到受傷。
一直以來,總是站在前線的他,覺得自己與留守後方的示威者之間有一種微妙的連結 — 去年 7、8月的時候,在某些示威現場,或許當時的人更有經驗、更有紀律性,永近發現大家會捉住前面示威者的背囊,這樣在需要撤退的時候,可以拉著前面的人一齊跑。
這一次,他回頭一望,才知道出事,後面的人都在退;當他也奔跑撤退時,有人從後將他一把推開:「行開啦!阻撚住曬。」然後一支箭跑走。
事後回想,他說:「覺得那時有些幻想很傻,就是一直覺得後面的人都會幫手看著前面的人⋯⋯但去到那時候就,沒人拉著我一齊走。」
想了一想,他又說:「都理解嘅⋯⋯可能是大家成世人最危險的經歷,都不可以話怪邊個嘅。」
2019年11月18日,佐敦
式微的運動,式微的小隊
阿山最終在一個清晨,在日出之前,沿路軌成功離開理大。在逃出去之前,他從群組消息得知阿詩也在校內,於是也曾問她要不要一齊走,但阿詩說不需要,自己有朋友一齊行動。
阿詩曾躲在自己熟悉的課室裏,又三次嘗試爬渠出去,她說自己對理大之戰的記憶十分混亂,只記得每一次都沒能真正落下水道裏,其中一次,是一個消防員在渠口,流著眼淚請求她們不要下去,擔心她們的性命安全。阿詩很受觸動,最終放棄了下水道的路線。
她最終在 11 月 20 日,和朋友上了救護車,被警員登記身分證後離開學校。
阿詩當時並沒意識到,自己以這種方式離開,令小隊裏的人都抱上不同程度的自責感 — 他們都曾經抱持巨大希望和信心,覺得可以「救人」,最終卻告失敗、身心受傷,而阿詩以及那些被警察拘捕、被登記身分證的理大內「手足」,全都成了這份挫敗和無力的證據。
21歲理大學生阿詩(化名),她入理大守衛,三次想落下水道不果,最終坐救護車、被警察登記身份證後離開。
這一年,阿山滿 20 歲了。因為住得較近,五次出門總有三四次都會經過理大附近。在巴士上搖搖晃晃的十幾分鐘車程裡,一年前在紅磚校園裏面的記憶,會像走馬燈一樣湧現 — 在哪個位置自己放下了乾糧,在哪個位置自己用大太陽傘擋水炮車,在哪個位置自己成功躲開警察、逃了出來 — 他細細檢視自己做過的每個決定,就像賽後檢討一樣。
他也會問自己,為何那時沒能帶阿詩離開呢?
「後來我覺得,是不是要強硬少少帶她走呢?但真的不知道的呀,誰知道我條路會不會被捕?」
永近常常要去尖沙嘴複診。在路上,他總會在海傍駐足,回望紅磡方向,那是理大所在的地方,只隔了幾條街。這時候他會回想起「反包圍」,會哭:「為什麼就是這麼近,但什麼都做不到?」他陷在愧疚的情緒裏,抑鬱症比從前更嚴重。
阿妹一直覺得,自己最想救到的人,就是理大校園裡的阿詩。「那一晚(彌敦道)真的好多人,但不知為何搞到這樣。好挫敗。」在那之後,她做了好長一段時間的惡夢,夢裏,她被巨大的恐龍追逐,然後掉落山崖,再從渾身的風濕痛裏痛醒。
17歲中學生阿妹,11月18日夜晚到理大外參與「反包圍」,遭遇人疊人事件。
為了反抗挫敗感,阿妹有段時間買了 8、9 桶白膠漿在家,一有空就去街外貼文宣。她先把牆刷上一層白膠漿,再在文宣上刷上一層,這樣貼上去,要撕下來就要費勁。她還開始寫信給在囚的抗爭者。
對阿山而言,理大圍城就像一個開關,按下,一切停止了。隨後的一年,街頭運動停滯,國安法降臨,傳統泛民議員被 DQ,議會戰線徹底告終。
他開始回想自己過去究竟做過什麼,然後感到灰心。「之前我覺得,推倒一個鐵馬就是推倒一個鐵馬,實在感受到,我真的做了一件事,我幫助了一個人,救了一個人就是救了一個人。但我現在想,就算我救了一個人,可能他下午就被捕了,可能我影響不到。」
曾經的少年熱血不再,他感覺虛無:「我開始覺得,做成怎樣都沒什麼影響。大體上,條路已經定了。我有沒有走出來,對整個局勢其實沒有影響。就算我沒參與過社運,其實 6 月到現在都一樣會發生⋯⋯我是一粒塵,在這個世界。」
隨著香港的街頭運動式微,阿山的小隊見面次數也逐漸降低。因為瑣事的爭拗,部分隊員搬出了安全屋,租約到期後,他們也沒心思再續約。
永近仍在自責的情緒裏與抑鬱症對抗。他按醫生囑咐食藥,有時候渾渾噩噩,感覺自己感受不到任何情緒。他開始鎅手,在手臂上粗粗地鎅了幾刀,血流了一臂,他告訴阿妹,阿妹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想死。
永近總感覺著,成個城市正在停滯不前,然後倒退。「香港人又忍返轉頭了。」他好想有一個新的時機,令大家「向前行」。
阿山也在等。「如果有一日有返街頭抗爭,那就出來。如果真的沒有,你也只能夠等。」
2020年,理大。
(尊重受訪者意願,阿山、阿詩、永近均為化名。)
撰文/金木
攝影/Oi Yan Chan
插畫/Helena C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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