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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0 - 20:45

【理大之後.3】逃亡、留守者的無聲掙扎 「香港人不能放棄這段歷史」

理大之後
逃亡、留守者的無聲掙扎 「香港人不能放棄這段歷史」
2019 年 11 月 18 日凌晨 5 點 30 分,警方宣佈圍封理大七小時後,保衛戰迎來轉捩點,速龍小隊闖入 A 座平台 —
正門失守,一片火海,數以百計示威者本來守在該處,等待「圍魏救趙」的人群來到,驚醒撤退之時,理大學生小光與小福(化名)在樓梯口殿後。
大貧友(化名)同在平台,離速龍僅二十來米,迅速竄入草叢中,石棺般的通風口內平躺下來,內有前一天鋪好的𥱊、睡袋、一星期份糧水,警察電筒的光一度照入鐵柵。
尖叫聲傳來,躲在房內的中年男子 KK(化名)驚醒,從百葉窗縫望見速龍小隊闖入,彷彿看見六四屠城再臨,泣不成聲,他用手機寫下遺書,WhatsApp 傳給最親近的家人。
理大圍城
最後的留守者 要把記憶傳出去
同日示威者三次突圍失敗,13 日圍城正式展開。紅磚圍牆的壓力鍋中,絕望與希望拉扯,有的人不堪折磨衝出去,有人尋找逃生路線,有的人打定主意留守 — 由日常起居,匿藏到逃亡,均是一場場無人知曉的無聲拉鋸戰。
一年過去,他們把這段故事,再說一遍 — 在記憶與遺忘之間,說出當時未能說出口的掙扎、挫敗,留下歷史見證。有留守者說,香港人有責任記住這段歷史。
小光(左)和小福(右)當時在正門,作出殿後決定,離防暴僅僅二十米。
「人生最有希望,最冇希望,都係嗰時。」17 日晚,數千人到佐敦、尖沙咀一帶「圍魏救趙」,小光由 Telegram、無線對講機獲知消息後,拿着大聲公,呼喊數小時,聲也沙了:「八百米!」因為外面的人說會成功,她也如此相信,一直等不到人來,希望之火漸漸熄滅。
自 11.11 黎明行動,她所在的八人小隊轉戰中大、理大,累得停火間隙也圍起傘陣打瞌睡,子彈擦過才驚醒,身心已俱疲。18 日第一次突圍,僅少數人戴上裝備,漫天催淚彈落下。隊員小福一拐一拐地跑,在中大時膝蓋已中了腐蝕性液體,腫起面積直徑約四五寸,膿液浸濕了紗布;小光的盾牌上同一位置竟中了好幾次子彈 — 當時已覺突圍會失敗。
撤退後,小隊去體育館洗澡,不知誰提議,打了半小時籃球,直到累得沒氣,像最後的狂歡。「打場波先啦,最後一場。」小福說着說着笑起來:「入到去(監獄)冇得打波點算呢?」小光當時甚至想過死,「橫掂出去一定十年。」
絕望之中,八個人許下一個約定:一齊走,抑或一齊被捕 — 這是他們的最後信念。
當時腐蝕性液體留下的傷口,仍在小福膝上留下疤痕。
校長們一入校園,士氣急降,小隊判斷是時候離開。小福和小光一向負責決策,隊友手機一收到路線,就把亮起的螢幕舉在他們跟前,問「喂呢條得唔得啊」,又加一句「睇你頭啊」。二人明明茫無頭緒,還是強裝鎮定,迅速調派一至兩人探路,現場卻已有長長的人龍,包括爬渠、Z 座橋游繩亦有六七十人排隊等待。
小隊最後在 Z 座後門離開,沿公主道,走引水道,逃往何文田。後樓梯上,黑壓壓的人群擠得水洩不通,防煙門外是防暴警,通往主座橋隨游繩曝光已封,傳言 Z 座將有速龍洗樓 — 前無退路,後有退兵,道路僅容一人行走,小福與其他隊友失散,着小光緊緊抓緊他,在漆黑中前進,爬過路軌,離防暴一個個暗哨很近,電筒照射入黑暗中,看見前路,小福百感交集,苦笑道:「佢玩你,已經放生你,佢唔落嚟捉你,喺上面玩你射你,已經係仁慈。」
離開後,一回頭,小福卻赫然發現捉緊的人不是小光,立即想回頭,卻被推着上了家長車,背後是一排警車。手機充電後,Telegram 群組內的隊友輪番報平安,只有小光遲遲未有報訊,小福一聽到同車示威者說,後面有兩個女生被捕,以為小光是其中之一,一下子情緒崩潰,不停抽泣。他在太子下車,呆坐地下差不多一小時,失魂落魄地走到旺角,家人來勸他回家,他情緒失控大叫:「我都仲未見到我啲 friend,做乜拉我返去?」還是旁人勸阻,他緊攥住一件「家長」給予的女裝衣服,想交給小光。
二人忘記不了燒裝甲車那一晚。
實際上,小光沒有被捕,只是遲了半小時出來。
落單之後,她在後方,抬頭看見斜坡上的防暴警向路上的示威者射尿,一邊罵,一邊恐嚇大笑,「捉你上嚟姦咗你都得啊」、「信唔信我爆你個頭吖嗱」……話音未落,前方着一字肩衣服的女生就被催淚彈爆頭流血,子彈擦過小光,她只知道要繼續跑,跑到一半,在最後一段路,多人被捕,又得改路走 — 此後這條路就封了,他們是最後一批逃出生天的人。
19 日凌晨,旺角一家茶餐廳,一見小光,小福把衣服丟給她 — 放下執念,終於放鬆下來,隊友們也到了,圍坐成一圈,他們相對無言,身上有傷痕,衣服衣不稱身,不難猜測經歷了什麼。劫後餘生,卻有了深深的罪疚感。小福想像過,「如果我哋選擇留低,會唔會我哋變咗痴線嗰幾個呢?」
那一夜,傳聞警察即將進入校園其中一座大樓「洗樓」,Carson (化名)和朋友二人選擇躲在長 1.5 米,深 1 米的高身櫃中,經歷幾近崩潰的十五小時。
Carson 當時駕着車,接送十來歲少年到理大後,本應與女兒慶生,猶豫十分鐘,最終看着行車橋,頭也不回地入理大。
由食堂帶了幾包消化餅,抱着一支一公斤的水,沒有飲,因不敢上廁所。房間有落地玻璃窗,但有窗廉。電話沒電,也只敢伏在地上,緩緩爬向三四米外的充電插口,唯恐任何人由窗廉縫看到他們。漆黑一片,兩個人不敢動彈,不敢發出聲響,睡不着,用短訊閒聊,說些不着邊際的話,談起久未聯絡的同學,就是不提起如何逃跑。他與太太報平安,也只敢說「我仲未畀人拉」。
時間比想像漫長,不如搏一搏,衝出去 — 只是,Carson 不斷回想起自己的女兒,11 月 17 日是女兒生日,也是理大圍封當晚,他在廚房幫忙,呼喊「暴徒加油」,語音訊息傳來女兒稚氣的嗓音:「爸爸你幾時返嚟切生日蛋糕?我想見你啊。」一聽,他奪門而出,淚水奪眶而出,躲在飯堂一角飲泣,廚房佬追出來,安慰他,叫他撐住,女兒在等他。半小時後,他擦乾眼淚,本來已不抱希望出去,又再想辦法,「入面崩潰咗,你唔撐落去,根本行唔返出嚟。」
躲到 19 日,一片死寂中,二人步出房門,發現沒有警察,猶豫衝與不衝之間,在飯堂煮了幾次飯。之後下定決心就衝出校園,被捕了。理大如荒城,人數比前一日少了一半,被困十來小時,他已受不住了,如果再留下去,會如何?「痴線。」他篤定地說。
圍城數天,資訊一直混亂,逃生資料由四方八面湧入。
KK(化名)留守理大直至 24 日,不願透露逃生方式。
有藍絲親戚在群組中勸阻投降自首、有人關心安危,不停有人提供逃生路線……KK(化名)幾乎每一秒都收到訊息,直至電話因此沒電。到了 20 日,索性開了一個 WhatsApp 群組,有三至四十名朋友在內,以交通燈表情符號報平安,紅燈逃走,綠燈在房外,藍色休息中。
第四天,晚上 11 時,KK 收到朋友 A 訊息,指經中間人介紹,某個渠口將有人前來營救。KK 立即趕至該處,現場接應的人 B 已經到了,不料 B 也無法直接聯絡營救者。不久,另一名留守者 C 和 D 又經人介紹,向 KK 查詢計劃詳情,他告知手上的資訊,C 的朋友 E 又來再問一次,等到凌晨三四點,迷失在中間人的溝通中,營救行動仍沒有發生,便打道回房。
大貧友每天耗費四至五小時,與不同人溝通,共收到二十多條逃生路線。他是理大舊生,許多錯漏百出,明明校園游泳池對面是解放軍軍營,路線卻指示由此可以逃往三百米外的玫瑰堂。
每天早上,大貧友均會帶備高倍望遠鏡和指南針,花約一小時,在各座天台遠眺,視察佈防,觀察各路線出口,絕大部份有警察埋伏。「原來冇人會好似我咁 factcheck。」他與其他人試過一條渠道,理應向北,指南針顯示前方往南,有人堅持要試,最終中途折返,已耗費兩小時。最終,他只採信已逃走的留守者所走路線。
21 日,大貧友親眼目賭三個便衣警察扮成示威者,由警車沿 Z 座方向進入校園,印證了數天來的傳言,有卧底混入理大校園。
留守者之間的信任破裂,不再隨便與彼此交談,恐懼之中,越躲越深。
在眾留守者之中,大貧友格外穩定而冷靜,因早有圍困經歷。當時他未夠十八歲,在港出生長大,卻遭警方指認為非法入境者,關進域多利監獄拘留中心,長達一年多。印象中,環境惡劣,睡在膠床上,只有毯,不知時日過。
「Poly 裡面咁自由,食咩都得,幾時沖涼又得,瞓幾耐又得。」自黎明行動起,大貧友意識到理大地形有機會圍封,已做好最壞打算,他堅信封鎖不會超過一個月,因為封鎖交通主要幹道成本過大。圍城之始,他取得一條電子鎖匙,在沒有破壞門的情況下,找到一間有床和枕頭的房,儲備了月餘乾糧,正常作息,醒來就視察環境、去飯堂、尋找食物,因正就讀研究生,甚至用電話做 group project。留守第六天,他成功爬渠離開,事後生活如常。
大貧友曾被拘留,自覺比一般人能習慣被困生活。
不是每一個人的心志均如此堅韌。18 名時任理大學生會幹事中,僅署理會長胡國泓一人留守支援,親眼見證圍城內的人情緒崩坍。首三天,他在 Telegram 上接到約六至九十宗求助,又四出與留守者聊天,接觸超過六十人。
一間房內,幾個中學生抽煙,一支接一支,幾支接幾支,揚言「我要出去打狗」等。「亢奮到異常,已經係情緒崩潰,」幾人明顯失去自控能力,「亢奮係佢哋個人表現,壓抑係地方氣氛。」坐了半小時,他受不了氛圍,就離開了。又有原本鎮定冷靜的留守者,幾天內昏睡足二十四小時,神智不清……還有眾留守者口中的「野人」,一位僅能經社工接觸的留守者,驚恐非常,拒絕進食,吐不出完整句子。
躲藏的留守者漸如驚弓之鳥。聽見遠處走廊有人聲,卻在他踏足之後噤聲;聽見房內有人,拒絕攀談,第二日人就不見了 — 這樣的事重複了六七次。初時,他仍會揚聲自我介紹,留下電話和名片,重複一百次後,均沒有人回應,漸漸放下食水和糧食就離開了。
時任理大學生會署理會長胡國泓留守理大十天,只為守護學生。
圍封的缺口幾乎全被警方堵住。22 日早上八點半,廚房佬左手揮美國旗,右手舉鐵湯勺,在校園內高呼「喂,出嚟食飯啦」、「小朋友,返來啦!」他解釋,當時收到消息,有接送車將在一小時內離開,不惜引起記者注目,去 Z 座傳遞訊息,直至機會消失,才心急落淚。半小時後才知道有兩人偷偷跟在隊伍後頭離開了。
翌日,胡國泓和廚房佬離開。胡國泓認為。一來,所有手頭上的個案失聯或完結,近三日再也沒有新個案,學生會可做有限,二來,離開反而對不退的留守者更好,「係時候令件事完,唔再有好代表嘅人(喺校園入面)。」
離理大解封,尚有五天,城內的人仍在熬。
等待解封:生存 當其他人的NPC
11 月 24 日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兩名留守者召開記者會。較瘦削的阿翔(化名)是其中之一,當時 20 歲,是大專生。
警方宣佈圍封理大時,抗爭者傾向由留守轉為逃亡,阿翔根據觀察,已知武力不對等下,衝出去的機會渺茫。18 日,當時理大內仍有過千人,他曾經參與一次攻守爭辯,卻只有約數十人參與,當時已知難以集體作出去留決策 — 街頭戰中無大台運動的優點,在陣地戰頓變致命傷。會議中,許多人主張搏一搏衝出去,感覺卻缺乏理性實際考量,至於他自己則打定主意留到解封,做最後一批離開的人,預計堅持一個月。
阿翔是寥寥到解封才離開的理大留守者。
無可否認,逃生人潮中,他曾有被拋棄的感覺。「至少我冇揼低任何人囉,盡量冇。」不分前線,或者後勤,他如此定義自己崗位:「你當我係 NPC 。」NPC 即遊戲非玩家角色,其中一個功能是擔任玩家協助者,提供任務提示,以及物資。
三次突圍後,阿翔嗅到催淚彈的氣味,逆人流而上,回了飯堂,準備好生理鹽水;人人逃走棄裝,他管理物資,撿了好幾個手推車、背包的防毒面罩;唯恐斷電,又收集到十來盞頭燈,全數被爬渠逃離的示威者快速領取一空。朋友三次傳來逃生路線,他回絕。到了翌日,看見未成年少年獨坐,又短暫組隊兩三天,一同找食物,一同在體育館打地鋪,直至對方決定離開,他陷入低潮了一天。
因為傳聞有卧底,睜眼至幾乎天明,中午睡醒,白天僅剩兩三個小時,晚上則不敢離開房間。每一天的人都比前一天少一半,他沒有再收集戰略物資,而是生存需要先行,而害怕一下雨,物資報廢,他把時間全部用來翻揀雜物堆,將糧食、水、電器等移到室內,最缺是煙和藥 — 20 日義務急救員一離開,遇上留守者發燒,撿到的感冒藥派上用場。為了保持精神健康,他會主動跟記者、社工聊天,「一個人會癲」。
理大危機四伏,他出門口一定戴口罩,刻意避開記者,躲避說客最驚險一次,他藏身一間房內時,有人以鎖打開門,他急急忙忙以雜物擋住自己。某一次,為了幫廚房佬整理環境,他搬了大型綠色垃圾車,清理廚房附近的垃圾,經過 A 座正門,一現身,立即有警車巡邏經過。
事實上,阿翔曾遇過身份不明的「卧底」。理大邵逸夫樓,即學生會大樓,被稱為「半圓」,中間有圓柱體,他多數躲在其中一間房內。其中一晚凌晨,他剛剛入睡,就有人來拍門,一把女聲叫着「手足我哋一齊走啦」,他以為是相識的記者,打開了門,見三男一女、義務急救員裝束的小隊,勸他走,雙方起了爭執,對方離去。事後他發現,門口被貼上了牛皮膠紙標記,立即動手撕下,將對面房間佈置成藏身房間,再調轉圓型中庭的梳化的擺位。翌晚,他聽見聲響,對方在隔離呼喊,事後更發現門鎖被撬。由其他留守者口中,阿翔知道他們通常在凌晨十二點到早上八時出沒,其他時間不見影蹤,還宣稱可以不留任何紀錄經救護車離開,心內一直對其身份存疑。
天天提心吊膽不是辦法,精神狀態不佳,每天讀着連登上關於理大的訊息,阿翔一直思索,還有什麼可以做。
理大像一個荒島,又像監獄。「入面係死城,出面係鬧市……隔咗埲牆,大家接觸唔到,好似失去咗自由空氣。」在平台,他曾抬頭看星,同一天空下,隔了幾百米,與外界卻是咫尺天涯。在男更衣室執拾用過的毛巾時,本來打算清洗乾淨重用,他向其他留守者提議砌 「SOS」,向國際求援。
砌出「SOS」字句,只因阿翔想向國際求援。
開記招則是一種攻防策略,也是虛張聲勢,留守者現身後,警方不可以理大無人的藉口借故攻入,若果警方撤退,對剩餘的人則是一場小勝。即使面對鏡頭時內心膽怯,他覺得作為留守者堅強地現身,可以為外界的人帶來希望,「我哋想畀出面睇到,我哋冇放棄,堅持到底,我哋唔會投降。」他自問為人樂觀,意志較為堅強,受得住心理壓力,與另一位留守者 Ron 花了約兩小時,準備好講稿,就開了記招。「我諗通咗,如果我唔做,就冇人做。」
區議會民主派大勝,是意料之外,他慶幸自己那一區由民主派勝出,「(如果)輸咗我一票,真係揼心口。」那一夜,他和 Ron 一起拿着手機,一條條民主派勝出的訊息彈出來,開心不起來,同時傷心。「第二日話入嚟救我哋,我哋驚,係咪又來多次,搞到咁多手足俾人拉?」他們急急聯絡區議員,傳話不需要救援。
25日,一班候任區議員施壓,進入校園,與留守者見面,阿翔是其中之一。經區議員,對方透露校園很快解封,堅持要留守者撤走,最終不歡而散。他又嘗試去其他樓層找過留守者,找了兩層,在房中聞到有尿味便在漆黑中放棄了,也不想嚇到其他留守者。
26日,紅隧重新通行 — 留守者判斷有路走。
孰料,27 日,理大先是發表聲明,指校方小組已進行尋找留守人士工作,警方毋須進入校園,稍後警方宣佈安全小組會在 28 日進入校園。晚上 10 時,阿翔疲於奔命,想方設法聯絡了幾位留守者,商討在 11 點,當阿翔獨自開記招時,其他人分頭有進一步行動,最後因連登上有討論指不想他們犧牲,最終取消。
那一晚,阿翔睡不着,有其餘留守者半夜溜走。警方進入校園是八點半,一小時前,他去了平台,打算花五分鐘,看看紅隧情況,「我想睇下佈防,睇下啲人又好,可能係最後一眼」。
傳言會逐間房拍門,他判斷房間不安全,只好急急尋找新的藏身之處,只來得及帶了一支水,粒米未進二十小時,才由身上行裝翻出一支能量棒。三十多小時未敢合眼,待警方撤退,才敢回房休息。
29日中午,他仍在睡夢中,電話被朋友傳來的訊息轟炸:「解封咗啦!快啲醒啦!」花了一兩個小時收拾行裝,便準備離開。在校方保安進駐之前,他偷偷抄小徑離開了,全身而退。遇上來執拾物資的人,他還指引方向。「估唔到真係走得啦,因為好多人都估我哋係難逃一死,兇多吉少。」
出去一刻,由死城踏進鬧市,恍如隔世,幾乎無法適應。「出到嚟係另一個監獄,大少少的監獄……但係有少少自由嘅空氣。」
走出一個監獄,到了更大的監獄,他說:「因為香港仲未係一個自由嘅地方。」
離開理大之後,阿翔在家休息了一個多星期,整理情緒,無法上班兼職。哭了一晚,因為忘記不了,圍困第一天晚上,有幾個十八歲以下的抗爭者,說要跟校長離開,他著他們自行決定去留,又承諾「如果你想走,我會畀個地方」。不過他沒有留下等待幾人決定,過了一會,卻再也尋不到對方。「我有少少自責,有啲位可以救到佢哋,點解幫唔到佢哋呢‌?」明知一人之力太過渺小,無法改變歷史,他卻仍然自責。紀錄片《理大圍城》上映後,他也看了,其中一個長鏡頭,拍着抗爭者被捕後,其他人跑過,「好似見死不救」,亦勾起他的愧疚。
「日子總需要過。」阿翔一個人住,與父母沒有聯絡,僅有三位密友知他曾在理大,學業因此受阻,所幸打工老細是黃絲,復工時,聊了半小時,之後相約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有時他會聽「黃歌」,如《願榮光歸香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至今,他仍然疑神疑鬼,往採訪地點路上,仍留意有沒有人跟蹤。
圍城後段的記憶沉甸甸地壓在肩上,世上只有幾個留守者擁有,阿翔自覺像「記憶保護者」,理大一幕幕,每天鮮活地在他腦中浮現,有責任把這段歷史傳揚出去,才願意受訪,不變聲,為證實開記招的留守者身份。他與幾位留守者仍有聯繫,指他們安全,相信創傷比他深,暫時仍無法負起這份責任。香港人有責任銘記這段歷史,「香港人冇可能放棄,香港人已經成為左一個民族,冇可能放棄你嘅歷史,你冇可能從新嚟過。」
阿翔仍然在等待,可以堂堂正正,毫無保留地說出這段歷史的一天。
文/ 鄭祉愉
攝/ N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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