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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學裡不只有麵包,還有生命

2019/11/24 — 19:38

作者攝

作者攝

理工大學校園被警察包圍至今一個星期,有警員曾在校外以揚聲器喊話,嘲諷留守者只能以基層人士的食物充饑,例如吃「生命麵包」(香港一個價格相宜的麵包品牌),相反警員下班可以到深圳吃火窩,喝冰凍啤酒,如此富階級歧視的冷嘲熱諷,讓不少人側目。

圍城裡最初有逾千人,政府提出了一個方案,讓十八歲以下人士可以「登記」暫控告,中學校長們接了百計未成年學生出來,同時也有留守者以各種方式逃走,或走出校門被拘捕。事件進入第七日,香港正舉行反修例運動後第一場選舉,不知道是否為免影響選情,警察按兵不動,讓各方人士包括社工、老師等進入校園,繼續勸說輔導遊說工作。校園裡的人數大量減少,至今據說有數十人留守。

一星期前,警察以槍指着記者,傳媒要舉起雙手被咒罵才能離開;一星期後,警察防線氣氛輕鬆非常,防暴警員在防線坐着椅子滑手機,有時悶得主動跟記者攀談。過去五個月,防暴警不斷和示威者駁火,現在守在理大外圍這個崗位,靜態得多,秋風送爽,他們脫下防暴裝備,只作簡單的蒙面。有人按時送飯盒到防線,除了白飯和餸,還有水果及綠茶飲品。一位常入校內陪伴留守者的中學校長解釋:「警員好怪的,穿了那套裝甲兇神惡煞,脫下來又沒有那麼兇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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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的氣氛,亦因為大量人離開而變得冷清。原來如戰場的校園,留下了大量戰後的物品,防毒面具、頭盔、汽油彈。雖然警方常說校內有大量危險品,但其實汽油彈不可以久放,裡面的化學品揮發了,根本難以引爆。

其他抗爭場地要不沸沸揚揚,撤退了也有人趕緊收拾。但因為理工大學忽然被警察包抄,一夜之間宣告這裡為「暴動場地」,這個空間就倏地由一個千人攻防的戰場,變身成為抗爭者匿藏或逃難之地。一切場景、廢墟、物件,凝結在11月18 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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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古羅馬城市龐貝,忽然火山爆發,溶岩凝固了一切事和物,之後重回遺址,你可以想像那一個晚上的慘烈。我也想起前蘇聯切爾諾貝爾,因為核災緊急撤離之後,遺下了的兒童遊樂場遺跡。理大也是一個詭異的時間囊,可是,這一場畢竟不是天災,而是由人為製造出來的人道災難。

我和另一記者,在幾近空無一人的校園慢步。這裡如同一個紅磚迷宮,平台連接平台,秘道連接走廊,地下有一條四通八達的通道,抗爭者的佈置,其壯觀程度令人咋舌,有人標誌在牆上「防線一」「防線二」,層層遞進,後面的矮小的磚陣,加上大頭釘製成的小裝置,以刺破水炮車和裝甲車的車呔,中前方有路障,這些路障運用了「理工大學」作為工程學科地利之宜,把飛機艙座椅也搬出來變成路障,旁邊就是航空學系的倉庫,大量房間的門被爆開,裡面還停泊着一架小型直升機,或許是教授們的未完成心血結晶。

理大的物理治療學系聞名,其大門被磚牆封掉,磚頭挖自學校行人道,磚原來的地方變成沙漠,走在其上如浮沙。磚牆以外,也有人堆起一個一個的碎磚山丘,舉頭一望,制高點也有人把磚放在石壆上,隨時準備高空進擊。也有人拉起鐵絲障礙,讓人進攻更困難。走完這個防線陣至少要二十分鐘。理大堡壘的規模,可以想像,逾千人在這裡埋頭苦幹連日。

從這裡拐一個彎,就是學生飯堂,旁邊的由運動場改裝為的休息室,鋪滿彩色乳膠地墊給人休息,有人找來物理治療牀作睡牀,一地滿是衣物、中了水炮車染藍的運動鞋、吃剩了的餐具、喝了一半的飲品、替手機充電的電線圈。校園內剩下最多的物件不只是汽油彈,還有無數吃完了杯麵,叉子插在剩湯裡,湯已開始發霉。你只能說,年輕人真是很喜歡吃杯麵。我還看到有人遺下兩大袋麵包,卻不是生命麵包。飯堂旁邊就是淋浴間,你可以想像,抗爭者洗個澡,拿着電話看看,倒頭就睡。

場面的宏大,這裡可以容納百人休息,看着剩餘物資,我想像每一個主人。鞋子有男裝四十號的,也有個子嬌小女孩的三十六號碼。脫下了的黑衣物散滿一地,還有彩色繽紛的替換衣物。牆上貼着的海報,是理工大學不同球隊體育隊的隊員照片,手球、足球、籃球隊長,少男少女穿着運動衣,個個陽光笑容,叉着腰,眼神望着遠方。

飯堂的狀況更嚴峻,放了一星期的厨餘發出酸臭,不過,留守者仍會在沒有人的時候到這裏拿餅食、即食麵。有留守了一星期的記者已經習慣了那種惡臭,氣定神閒地走入水吧按汽水機找可樂喝。「飯堂衛生情況是不好,我們都會小心地找食物,用食具前也會用水洗一洗,睡覺休息會找另外較乾淨的地方。」

留守者知道,飯堂是一個「社交」地點,記者、外面入來勸說的人都會到飯堂蹓蹥,早幾天,一位大家叫「厨師」的男子一直留守飯堂煮飯給校內的人吃,但隨着人數越來越少,厨師做了菜也沒有人下來吃,厨師情緒也不穩,睡覺成問題,甚至跟記者衝突,終於在教會人士勸說下離開校園,由救護車送到醫院。

理大學生會的一名幹事胡同學,是唯一一個一直沒有蒙面而留在校園的人,昨日也離開了.他說,我只是行使我離開校園的自由,警察做甚麼,是他的事.他在黃昏的時候,挺起胸堂,步出校園,被送到附近警署。

記者、外援來到理大,都會小心處理與留守者的距離。少部份人肯接觸記者,記者才會走近。但不少人還是對外人有戒心,有社工、律師或校長連日入來勸說。有時跟留守者談一整天的話,留守者最後還是不會離開。我看到守留者的衣飾裝扮和住在大學宿舍的年輕人無異,T恤短褲,踩着鞋子的後跟,拿着一大袋物資和食物,回到各自休息的地方,可能多天沒接觸陽光,臉容蒼白,眉頭深鎖。

理工大學裡有無數塗鴉,有些激情,有些浪漫,有些憤怒。「你若放棄,誰佑我城」「因為愛,所以革命」「E心J絕筆,今生只愛Joey」「校長去了那裡?」「年青人死了,你卻生活?」飯堂外有孫中山銅像,有人頑皮地替銅像戴了頭盔和防毒面具,並讓他拿着的書卷上寫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在飯堂外有一塊白板,是整個理大戰場唯一一處可見較全面作戰思路。上面有人寫了主題為「抗爭路線Brainstorm」(腦震盪),列出三條路線,包括經濟抗爭(如光顧黃店);國際戰線(宣傳讓外國人明白)和勇武抗爭。令人唏噓是,內文列出了兩點提醒,正是理工大學一役沒有迴避,因而一步一步走向危機的原因:

「宜快閃遊擊,減少陣地無謂送頭」「國際戰線最為重要,認清自己並可能單靠豬嘴(防毒面具)磚頭滅三萬警力」

理大陣地戰,警方聲稱逾千人離校,百計人被控暴動罪,百計中學生登記了身份。但同樣因為陣地戰的大量抗爭者被圍困,讓全球注視,理大事件得到國際關注,不是靠豬嘴磚頭,而是靠自我犧牲。

撤退和逃走之慘烈,在校園也遺下了痕跡,不止一處的校園牆上留下了帶歉意的塗鴉:「各位手足,今次Poly準備不足,帶到很多麻煩比大家,好對唔住,辛苦大家!」

我遊走於原作戰陣地,地上的大量渠蓋被人揭起,有些很狹,有些較闊,有些有積水,飄出惡臭,還有無數小虫在渠口飛舞,幾只老鼠在我面前跑過,難以想像,抗爭者鑽進去爬出來。更慘烈的是,有些人卻在爬出水渠時卻被警察拘捕。

空洞的校園,寧靜得很,作戰的聲音消失了,槍聲已遠去。忽然,輕鬆的音樂響起,大家尋找聲源,原來是校園裡那些掛牆顯示屏,仍在播放大學校方的宣傳片,屏幕已打爛,但音樂還是不停在響;飯堂裡,多部懸掛的大電視,播放的是被抗爭者最不滿的無線新聞台,據說有人想轉台但不成功,但又想繼續接收資訊,無奈讓它繼續播放。校園裡最讓人毛骨聳然的聲音,是一些遠處的吶喊聲,整齊的男聲「噓!噓!噓!」不時飄來,是解放軍在附近軍營裡練兵時壯士氣的吶喊聲。

這幾天,有一位時着入時,帶着鬍子的男士,一直憂心忡忡地在校園踱步,他最初穿西裝,後來換了牛仔衣,有時穿便服。不少有心人想入來跟抗爭者談,但不懂得做,但這位校長,卻因為年輕時曾做外展社工,懂得與年輕人談話,他天天來,希望陪伴留守者,有時一起席地坐在飯堂的樓梯談天。

留守者罵他、怨他。「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叫留守的人信我,我知道這些東西年輕人聽不入耳,即使他要怨我,罵我,我就讓他怨,但不會因為他怨我,而我不去做我認為重要的事。」

有些人堅持不肯離開,他完全明白:「我會想留守者離開,安全地離開,但對方會反問,將要坐牢的是他,並不是我替他坐牢,所以很多時我不能提供答案,我也明白為甚麼他們會怨我。」

有人說,留守者最難捱的,不是吃得差睡不好,而是親友不體諒,不少親友擔心,變相令留守者承受巨大壓力。有記者指,看過留守者跟親友在電話裡談不攏,把手機當場擲爛。然而親身來的校長卻說:「即使留守者不離開,我也尊重他。」

沒有人知道,仍留在校園的人,之後會怎樣。外面傳言,區議會選舉後,紅磡隧道要解封,理工大學校園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要走,要留,要逃,別人難以給意見。

我問校長,會怎樣形容理大,他嘆了一口氣說:「這是一個悲傷的校園,像香港的縮影,一批有心人想做點甚麼,只能很被動去做,替有權力的人做了的事,去執手尾(處理後續狀況)。」校長續說:「很多成年人看到校園,都會說痛心,痛心東西給打爛,但最重要的卻是這裡的人。」

校長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曾經有一個十八歲以上的留守者,跟我談天,討論應否離開,怎知談到一個關節點,最終他同意離開(十八歲或以上離開會被警方控以暴動罪,最高刑期為十年監禁)。」我追問,為何那人願意離開?「他說,想留番條命出去投票。」這個誘因,令這個留守者決心趕緊預時間離開,提早給警方扣留48小時,於本周中離開了校園。

今天,香港區議會選舉投票率破紀錄地高,不少票站大排長龍,有人為了投票等了半小時,有人等了一小時。但有人,卻用他十年的生命,來換取他的一張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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