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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荷包抗爭,哪需別人批准(施永青對「黃色經濟圈」的批評)

2020/1/3 — 13:30

被視為支持抗爭運動的「黃店」,近日經常大排長龍。(資料圖片)

被視為支持抗爭運動的「黃店」,近日經常大排長龍。(資料圖片)

上篇回應了梁文道對「贊同破壞藍店」的質疑,本篇進入正題,來談談「黃色經濟圈」。近月最熱衷批評「黃色經濟圈」的自然是中原主席施永青。施雖不像梁文道那般離地(以為扑藍店是「黃色經濟圈」一部分),但他對現今社會消費者行為的理解,卻實在 outdate 得可怕。

施永青在 12 月 2 日〈「黃色經濟圈」一點也不經濟〉一文寫道:

(佛利民)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比社會主義有更好的經濟效益,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有得自由選擇,人當然會選擇做一些最有經濟效益的事情;不會自找苦吃,亦不會自找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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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學識淵博的生意人,竟仍以為世人在選購商品/服務時只考慮「經濟效益」(包括抵買、質優、省時等),嚇我一跳。只要睜眼看看四周,會發現現今城市人的消費行為是走向兩個極端的:大多數人基於明星廣告等效應而消費,買的是廣告投射的美好形像;少部分人通過消費行為抗爭,抵制企業的不公義,譬如香港的「反地產霸權運動」、歐美的「消費者運動」、樂施會推廣「公平貿易」商品等都屬後者。

我特別想介紹盛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消費者運動」。消費者以自身力量影響跨國企業,促使它負起企業責任,停止剝削勞工、減少損害地球,本是難以想像的事,但九十年代歐美消費者發起「反血汗工廠運動」,卻成功令 Nike 改善代工廠勞工保障、停止以血汗工廠(sweatshop)生產商品等。2005 年,Nike 主動對外披露全球外判供應商的名單和地址,正是回應這場消費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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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參與「消費者運動」,符合經濟效益嗎?肯定不,相反,可能要付出額外時間金錢。但很多人仍肯去做,何解?因為人們的著眼點根本不在經濟效益,而在社會公義。

當人類醒覺到「個人消費行為」也是一種力量時,經濟學所謂「人純粹基於自利原則,作出消費行為」的假設,便不再適用於所有消費行為。當然這原則很多時仍適用,尤其在文化教育水平低、生活艱難的貧窮社會(當手頭的錢僅夠果腹,每分每毫都要用得抵用到盡),但在高度文明富裕社會,人們已懂得「消費不只是消費」,會用消費者身份來抗爭,以「不消費」來懲罰沒良心商家,像用選票投走討厭的政黨一樣。

「黃色經濟圈」的意念亦相近。我們要將「消費」變成一種抗爭力量/手段。和理非不敢去前線衝,但和理非多屬中產,有餘錢、有餘暇,可通過有意識的消費抉擇,幫這運動一把。用「荷包」抗爭,爭取我城的公義民主自由,基本做法是:罷買「沒良心」商家(詆毀抹黑傷害示威者的商號),幫襯「有良心」商家(支援運動的商號)。

這是「黃色經濟圈」的起點。

其實對黃絲來說,幫襯黃店是順理成章:當公開支持運動的人不斷被政府、建制、中共制裁抹黑,那些仍願意站出來仗義執言的店家,自然要被好好愛護。用荷包去愛護。

很多和理非願意每周抽一兩天,專程找黃店幫襯。他們要多花時間找黃店、排很久的隊、吃味道不一定好的食物(隨著黃圈擴大,這些不便應會消失,但暫時的確增加「吃黃」的難度),因為他們著眼的不是當下味蕾的感受,而是香港的未來。自利的消費行為,已變成促使社會改變的道德抉擇。

而所謂改變社會並非誇張之詞。「黃色經濟圈」若做得好,可以產生以下效果:令運動訊息傳得更遠更廣、誘使更多食店棄播 CCTVB、給失業前線示威者帶來工作機會、加強對港府與中共的壓力,甚至自成一個經濟體系、掀起全球消費者對抗中國製造等。(不用看藍絲臉色安心享用食物、和同路人共聚一室高談闊論、獲得「贖罪」感覺等也是幫襯黃店的好處,但重點始終是改變社會。)「黃色經濟圈」可謂潛能無限。

當然,現時一切尚在起步,急需做的是界定清楚何謂黃店、整理出沒水份的黃店名單等。有趣的是,邱騰華皇帝唔急地跳出來質疑「很難界定黃店」;其實這些執行上的細節,又何勞高官苦惱?我相信,隨著更多人提出建議,自能找到共識。近月我在實踐「黃色經濟圈」的過程中也有些想法,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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