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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4 月 15 日談起

2021/4/16 — 22:29

1989 年民運期間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六四紀念館網站)

1989 年民運期間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六四紀念館網站)

全國人大於 2015 年訂 4 月 15 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今年林鄭政權挾「港版國安法」的「威力」,首次在香港大搞活動,高調宣傳「國家安全日」,「國家安全,人人有責」彷彿像西遊記的緊箍咒般沒法逃避。然而何謂「國家安全」?又為何選擇 4 月 15 日?經歷/見證過以軍隊屠殺平民收場的 1989 年中國民運,都知道 4 月 15 日是催生八九民運的一個關鍵日子,那天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大批市民和學生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醞釀出悲壯的八九民運。

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較具改革思想的領導者,也比較能容納異見。「改革開放」的 1980 年代,中國民間思想活躍,要求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聲音時有出現,亦有大學生罷課、遊行。但在以實際掌權者鄧小平為首的一群政治老人心中,這些「鬧事」的人都是受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思想」荼毒,所以久不久老人們的政治代理(例如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就要祭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政治上鄧小平與那些老人如陳雲、薄一波等看法接近,就是共產黨一定要牢牢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治安全」,但另一方面鄧小平決心要「走資」,所以必須要借助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有改革思想的人來搞活經濟,所以當時有一個講法,就是逢單嚴厲、逢雙寬鬆,意即單數的年份如八一、八三……政治上會收緊、會打壓異議活動,雙數的年份如八二、八四……政治上會較放鬆,較容忍異議活動,反映鄧小平的「平衡術」。

1986 年一些開明學者(包括合肥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熱議政治體制改革,同年 12 月更發生了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為了抗議中共違法干涉市人大代表選舉(中共雖云開放市或以下級別的人民代表大會可由直接選舉產生,但往往因阻撓/禁止獨立候選人參選,只容讓中共屬意的黨員參選而被詬病。灰記想起現在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令北京和港府有權篩選候選人的「苦心」),千多名學生遊行抗議,學生的訴求是「民主自由」和「反貪」。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得到其他城市高等學校的響應,學潮遂蔓延全國。方勵之因為沒有制止學生「鬧事」,後來被鄧小平點名「驅逐」出黨,他更於「六四」後流亡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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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 32 年前的 6 月 4 日是「希望的幻滅」,那麼當年的 4 月 15 日就是「希望的開始」,不管這個希望是如何天真與「不切實際」。當然,這些「衝擊」當權/鎮壓者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歷史(為何兩個名義上是最高領導的中共總書記,會被幾個身份是普通黨員的政治老人逼退;為何一個普通黨員可以當軍委會主席,可以指定誰當總書記,還指定「隔代接班人」),不會見諸如今「國安」主導的學校教材,也不會見諸官方「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宣傳內容。然而,正是政權要選擇這個日子來「教育」民眾,以胡耀邦作為象徵,中國曾經有過追求較符合人民意願、較自由開放政治願景的努力,也必在這個日子再次被記起。

說起天真與「不切實際」,一些被稱為「左膠」或「大中華膠」的組織如社民連和支聯會卻是十年如一日地紀念八九民運,聲援中國內地的維權活動。今年 4 月 15 日早上,社民連新生代黃浩銘、陳皓桓聯同支聯會新生代鄒幸彤等,遊行到宣傳「國家安全」的會場抗議下午有學生組織賢學思政擺街站抗議「國安日」),高舉「沒有民主人權,沒有國家安全」、「廢除國安法」等標語,不管如何天真與「不切實際」,今時今日如此的抗議行動有一定風險,少一點勇氣也不易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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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左膠」、「大中華膠」雖屬「和理非」一族,但過去兩年香港發生的巨變,令他們老一輩以至新生代都面臨官非(有些已身陷囹圄),有的更面對「國安」控罪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岑子杰,民主黨的胡志偉、尹兆堅等,他們都不獲保釋候查,要在監獄等待審判,有的則多項控罪在身,坐牢是遲早問題,如陳皓桓等。而較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已不活躍於政壇的老泛民如李柱銘、何俊仁、李卓人、吳靄儀等,亦因為去年 8 月 18 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遊行被檢控,罪名成立,「國安日」第二日,4 月 16 日判刑

早前灰記因拍攝紀錄片關係,見到面臨監禁的支聯會前主席何俊仁,有機會聆聽他的心聲。而較早時不少傳媒都訪問了何俊仁,灰記在這裡只講一、兩點。他特別提到,即使要坐牢,他的遭遇比起中國的維權律師,他在內地的同道仍然「幸運」得多,至少沒有遭受各種令人身心受創的刑求。他也提起九十年代與日本律師一起為日本侵略受害人,包括慰安婦、強逼勞動者等狀告日本政府。當他提到除了他之外,日本律師也是義務為受害人尋求公義,灰記馬上想到現在林鄭政權大力推銷的「國家安全」。那些日本律師代表外國人狀告自己國家的政府,如果換上中國/香港律師,這樣做會否抵觸「國安法」?這些律師的行為是否「叛國」?

當然,政權的辯護者一定會跳出來說,這是企圖抹黑中國政府的假設性問題,因為中國沒有侵略過別國,所以不存在中國律師代表外國人向中國政府討回公道的問題。好,不談慰安婦,不談強制勞動,談談中國的「少數民族」,例如新疆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和西藏人。有報道指中國政府在西藏和新疆推行強逼漢化,強制勞動等「種族清洗」以至「種族滅絕」的政策,受害人也在安全的情況接受了採訪(一些香港市民、職工盟擺街站聲援新疆「少數民族」,呼籲杯葛涉嫌強制勞動的「新疆棉」,亦是難得的英勇行為)。而西藏和新疆都並非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

這裡先不談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在中國,質疑「少數民族」政策隨時有可能被視為「顛覆」和「分裂」分子),轉而談談日本的沖繩縣,沖繩亦非自古以來日本領土,而是獨立的琉球王國,後來於幕府時代被薩摩藩侵佔,但仍維持其王國制度,琉球國王亦同時接受清國的冊封。到十九世紀末清國積弱,日本政府為擴張領土,實行琉球處分,廢藩置縣,琉球王國成為日本的沖繩縣。日本二戰敗於美國(沖繩戰役相當慘烈,死者二十萬),沖繩由美國佔領了 27 年後,於 1972 年移交日本。那個時候,大部分沖繩人都支持「返還」(回歸),但也有少數沖繩人認為應該獨立建國。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於「返還」前專誠到沖繩聆聽這些少數聲音,並將之寫成《沖繩札記》,此書也許有興趣的日本人不多,但卻沒有成為「鼓吹沖獨」的禁書。

近年因為美軍基地問題,沖繩人的獨立意識愈來愈高漲,無論縣市議會,以至日本眾議會選舉,都出現了以「反軍事基地」,以至「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候選人,他們沒有被取消參選資格,更沒有被控「叛國」或「分裂祖國」,日本國會也沒有因此要「完善」沖繩的選舉制度,很多「反基地」候選人都當選市長和議員,繼續反對日本政府的沖繩政策。

沖繩的故事在此博客出現過不少次,灰記之所以此刻重提沖繩故事,以至提起何俊仁與日本律師一起為戰爭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就是要突顯「港版國安法」的「法力無邊」,如何讓人極度不安。至於為何「港版國安法」如此「法力無邊」,則毋須灰記再多言。

在不安中前行,也儼然成了香港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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