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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 逝】因檢疫錯失亡父最後一面 衞生署承認本可安排 女兒哭訴:你哋令我後悔一世

2020/9/1 — 21:28

8 月 10 日晚上 11 時 40 分。

由沙田駿洋邨駛到觀塘繞道,只花了不到 10 分鐘。Jo 看看身邊持駕駛盤的丈夫,知道他已經無視了所有交通規則。

但還是不夠快。電話的另一邊,傳來 Jo 兄長的聲音,「爸爸……走咗啦……你哋小心啲揸車啦。」Jo 不懂如何反應,只「嗯」了一聲,掛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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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已哭成淚人。她明白丈夫的自責,畢竟他是全家首個確診者。但她沒有怪他。她真正恨的,是堅持不讓她陪父親入院的衞生署職員,是令她無法送父親最後一程的檢疫中心人員,以及防疫不力導致疫情爆發的官員。

受訪時,她沒有聲嘶力竭地咆哮,只是如呢喃般不停地問,「點解七百幾萬人,我哋咁小心,我哋一家會中咗?點解講到死亡率咁低,我爸爸會走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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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係今年 3 月 13 號擺酒結婚……爸爸無得參與我個婚禮……」她提問的對象,轉向當權者。「點解你哋唔做好,源頭唔做好一啲,任得今次疫情爆發…我想問佢(哋),有無人性?」

她口中的「佢 (哋)」,至今還沒有向 90 位死者,以及一眾家屬,說過一聲抱歉。

Jo (右) 與哥哥阿石 (左) 說,無法接受父親的離世,「如果唔係疫情,可能佢仲開開心心湊緊孫,打緊牌。」

Jo (右) 與哥哥阿石 (左) 說,無法接受父親的離世,「如果唔係疫情,可能佢仲開開心心湊緊孫,打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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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背影

7 月下旬,疫情肆虐香港。Jo 說他們家中有長者,一家人更是小心翼翼。除了每周的家人聚會外,其他應酬一律暫停。7 月 19 日周日,他們一家吃飯後,Jo 的丈夫有兩聲咳嗽,當時她已大為緊張,著丈夫去檢測,「本身 guarantee 話 12 個鐘有結果,但到 25 號星期六,先打電話嚟,話佢 confirm 咗,要即刻去(大埔)那打素(醫院)。」

得悉丈夫確診,Jo 立即帶媽媽到聯合醫院急症室,「本身都想帶埋爸爸一齊去,但佢老人家覺得自己無事,唔肯去醫院。」到母親也確診了,一家人更是憂心。Jo 曾向醫生查詢,要不要早點送父親到醫院,當時醫生判斷是,他沒有病徵,留在家反而較好,「醫院咁多菌,你不如喺屋企睇住佢啦。」

Jo 說,他們就是一個典型的「好感情家庭」,父、母、兄、妹。父母辛勞半生,子女長大後享清福。兩個孩子已過而立之年,父親剛過 80 大壽,比妻子年長 20 年,老人家脾氣不太好,但夫婦感情彌篤。哥哥已婚,每周末都會帶一對兒女回來,兩老弄孫為樂,一家人打打麻將。

朋友們都叫爸爸做「李叔」。

「可能無呢個疫情,我爸爸仲係好開心,繼續喺屋企打緊牌,同啲孫玩緊。」

美好日常的崩壞,始於 7 月 27 日。

衞生署職員聯絡 Jo,說她丈夫的密切接觸者中,包括了她和爸爸。署方要求李叔入院檢測,「話會安排救護車接爸爸去醫院。」Jo 擔心爸爸年紀大,一個人在醫院會害怕,數次向對方提出想陪爸爸入院,「佢無事嘅話,我咪接佢返屋企,或者一齊去檢疫。如果佢要上病房,等候期間我都可以陪住佢。」

但衞生署堅持不准,「佢話我無病徵,只可以去檢疫中心」、「我講咗好多次,爸爸一個人去醫院好驚,我唔係要濫用你哋醫院服務,我唔使做檢測,我只係想陪住爸爸。」但對方態度堅決,甚至表示,如果他們違反檢疫令,會找警察上門處理。Jo 坦言,她當時已經「不擇手段」,「我話,我而家好唔舒服係咁咳,你送埋我去醫院啦。」

怎料對方更絕,「我即刻幫你落簿,但係我話畀你聽,你哋(Jo 和父親)唔會送去同一間醫院。」當 Jo 無計可施時,回頭見到爸爸已經穿好衣服,孭起袋,「佢聽到,話要搵警察嚟拉我,就話自己等救護車嚟。」

「睇住爸爸,救護員上嚟,佢自己孭起個袋,孭住行李跟救護員走。」Jo 描述那一幕。

「當時我無諗過,爸爸最後會返唔到嚟。」

Jo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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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通話

李叔在將軍澳醫院檢測後確診,之後便在醫院留醫,被編上 #2914 的個案編號。衞生署的資料說,李叔因持續咳嗽和發燒入院,但 Jo 說,爸爸最初入院時,病情並不嚴重。Jo 引述醫護人員:「話爸爸入院時的情況都 OK,血含氧量有 98 %,又無氣促。」父親在電話中的聲音也是精神奕奕,「佢仲問我,『醫生係咪搞錯咗呀?我又無咳又無唔舒服。』」

「佢每一日都問我,『女呀,我係咪聽日可以出院啦?我應該呢一兩日可以出院啦。』」她還記得,8 月 1 號晚上,爸爸主動致電,說自己吃了幾天藥,連平常氣促的老毛病也沒了,那隻風濕腳也好起來,「佢話直情落床行畀醫生睇,醫生都話,『係喎,好好喎。』」

那時 Jo 已在盤算,父親出院後要怎樣照顧他,「我仲同爸爸講,即係醫生話你無事啦,你可以出院啦。」

但不過十多個小時後, 8 月 2 日早上 11 時許,醫院聯絡 Jo,說李叔情況突然轉差,「話佢而家聞緊 3 度氧氣,但都未合格。如果再轉差落去,聞到 5 度、6 度都唔得,就要插喉。」

醫生也告訴 Jo,假如李叔插喉後情況再轉差,「就唔會醒返」。於是她著家人輪流與爸爸通話,李叔對妻子說:

「老婆呀,我突然好辛苦呀,心口好似有嘢壓住咁。醫生話要插喉……我可能今次,都走唔甩架啦……你幫我照顧好對孫啦,睇住仔女啦,我將頭家交畀你啦。」

電話傳到 Jo 時,她已哭成淚人,「爸爸聽到我係咁喊,仲話,『我無事架,無事架……』安慰番我轉頭。之後佢就話,『我唔同你講啦』,就收咗線。」

這也是她最後一次與爸爸對話。

Jo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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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唔可以提前離營」

8 月 2 日下午大約 2 時,李叔開始插喉。當時正在駿洋邨檢疫的 Jo,之後只能透過打電話到醫院,了解爸爸的情況。

那段日子對 Jo 來說,簡直不堪回首,「爸爸、丈夫、媽媽的緊急聯絡人都係我。特別係爸爸入咗 ICU 之後,醫院叫我唔好熄電話,有咩都會打畀我。」那幾天,她機不離身,也不敢睡覺,每天只能合眼兩三小時,便會驚醒。

到 8 月 10 日中午,也是她檢疫的最後一天,終於接到電話,「醫生話,爸爸情況好差,已經用晒所有藥物都幫唔到佢。叫我溝通一下,會唔會急救。」

「我知道即使急救,對爸爸都無幫助,只會令佢更痛苦。所以我哋都同意咗醫生建議,唔會做入侵性急救,唔會電擊,唔做心外壓。」

疫情期間無法探病,但李叔狀況危急,醫院說可以安排家人探望。根據衞生署所指,駿洋邨檢疫中心由民安隊負責日常營運和管理,亦會有駐場的衞生署醫護人員。Jo​ 收到消息,立即聯絡檢疫中心的管理部門,「話我爸爸病危,而家醫院畀我哋去睇。」卻只得到冷冰冰的回覆,「小姐,你個隔離令時間係去到今晚 23 點 59 分,你唔可以提前離營。」Jo 不停提出請求,協調的民安隊隊員也為她跑腿,但只得到的回覆仍是:「你一定要等到 23 點 59 分先可以走。」

「明明 8 月 2 號打去問,當時嘅醫生仲話,放心啦小姐,我哋一定會幫你安排,我而家就寫低一個 remarks。」Jo 很不解,「唔知係佢哋轉咗更定係點,總之去到 10 號,打嚟嘅嗰位女士,佢每一次只係話,你 23 點 59 分先可以離營。」

到晚上 11 時,Jo 再接到家人電話,說李叔已經彌留,「爸爸隨時走,你而家即刻過嚟啦。」她再找上衞生署,已是用哀求的語氣:「我求吓你啦,我爸爸隨時走,我要去醫院睇我爸爸……」

當晚約 11 時半,即隔離令完結前 30 分鐘,Jo 終於獲准提早離營。她坐上丈夫的車,便飛馳往醫院。

那時的她還不知道,李叔在她離營之前,已經走了。

阿石(左)、Jo (右)

阿石(左)、Jo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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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差 26 分鐘

Jo 的哥哥阿石也是確診者,但亦因此,他在康復出院後,可送別父親的最後一程。8 月 10 號當晚,他和同樣已康復的媽媽趕到深切治療部,輪流入內,隔著玻璃,用對講機向李叔說話。

「我問姑娘,爸爸情況點,姑娘都老實,話就算好番,都要長住 ICU,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於是阿石對父親說:「放心休息,我會照顧好媽媽同孫仔孫女,你可以安心養病,唔使擔心。」

就像電視劇一樣,阿石甫走出去,護士便跑出來,「話病人好似好危險,你入嚟啦。我就同媽媽入番去。」

於是,阿石便目送爸爸人生的最後一刻,「都唔夠幾分鐘,維生儀器就去到零,就『咇咇咇,嘟』,就離開咗。」

Jo 到達醫院時,大約是 11 時 45 分。而醫生宣布,李叔的死亡時間,則是 11 時 19 分。

中間相隔的 26 分鐘,她會恨一輩子。「就因為你哋當刻嘅決定,我會後悔一世。」

事後,Jo 曾去信衞生署投訴。《立場》亦向衞生署查詢檢疫中心的安排,以及處理投訴的進度。署方承認,若有特殊情況,檢疫中心的醫護人員會諮詢醫院,了解有關人士病況的進展後,酌情容許檢疫人士暫時離開,完成其事務後,再返回中心繼續檢疫。

署方亦承認,檢疫中心過往曾作出類似安排,讓家人暫時離開檢疫中心,以出席親人喪禮,或探訪危殆親人。

衞生署表示,已接獲 Jo 的投訴,正在跟進。在其回覆中,衞生署說,對於李叔的離世深感難過,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也就是說,衞生署其實早已備有政策。但李叔彌留當日,由中午、到下午、到晚上,一直不知基於甚麼理由,沒有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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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缺席的婚禮

爸爸離開後,Jo 不敢看電視,不敢看新聞。每次看到記者會,從官員口中聽到離世長者的編號時,她都無法忍住淚水,「成日聽到佢哋講,幾多幾多歲長者,都係長期病患。」

「好冷血。好似想淡化呢個疫情咁。年紀大、有長期病患,就一定要死架咩?」

Jo 與丈夫今年結婚,但婚禮因疫情由原本 3 月推遲到 12 月。這也是她最大的遺憾,「爸爸好鍾意熱鬧,3 月當時,我哋有食過一餐飯,但好少人,我仲同佢講,對唔住呀,知你鍾意熱鬧。我哋 12 月再擺酒……」

李叔離世後,護士交了一個大透明膠袋給 Jo,裡面裝了當日李叔入院時,Jo 為他執拾的衣物和隨身物品,「我仲記得,爸爸問我『點解要帶咁多衫?』我話,你無事嘅話,我哋去隔離中心呀嘛,隔離中心無冷氣好熱,我幫你帶多幾套衫啦。」「所有嘢都歷歷在目,我無諗到最後係,我要喺醫院度,用一個大嘅透明膠袋,將爸爸嘅嘢拎返屋企。」

大半個月前,一家人相聚,談的都是未來的事情。20 多日後,Jo 說,他們一家的時間,都「停止」了,也不敢再去說甚麼未來,「爸爸嘅嘢仲喺晒屋企,好似佢仲喺度咁……我無諗過突然有一日就 stop 咗」。

「其實對我來講,一日爆 200 單,300 單,同一單兩單,對我嚟講無分別」、「對我哋一家嚟講,每日聽住呢啲數字,已經無感覺。」

李叔 80 歲,足足比妻子大了 20 年。Jo 說,爸爸脾氣不好,但其實很愛妻子,「爸爸成日都話,老婆,我真係對唔住你,我同你年紀爭咁遠,你又要跟住我吃咁多苦。好彩我娶咗你呢個老婆,將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生咗一對仔女,好孝順,又有孫……」

她還記得,當媽媽確診,爸爸還在家時,李叔特意把露台上兩盆盆栽抱入屋,「特登拎返入嚟淋水。佢話,『你阿媽好鍾意呢盆嘢架,幫佢照顧住先啦,陣間佢返嚟,謝咗佢好心痛架。』」

「我知道,其實佢好心痛媽咪。」

「我想同佢講,爸爸,你係一個好爸爸,係一個好老公,係一個好爺爺。就算你以前一路咁辛苦做嘢,自己好慳,都將我哋湊大,到我哋大個又擔心我哋……你唔使擔心我哋架…我知道,你好錫媽咪,你放心啦,我哋會照顧好媽咪,照顧好你兩個孫。」

阿石(左)、Jo (右)

阿石(左)、Jo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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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原諒

武漢肺炎至今在香港已造成近 90 死,問責官員出席記者會時,不時會被記者問,會否向家屬道歉。一眾官員要不顧左右而言他,要不便「嗤之以鼻」。

但 Jo 說,作為離世者的家屬,其實她不稀罕官員的『道歉』 — 因為再多的道歉,也抹不去他們的恨。

例如她不能陪伴父親送院的遺憾。「如果話,因為佢有病徵我無,我同佢要分開處理的話,咁負責任的話,你唔會等兩日(丈夫確診後)先嚟聯絡我。呢兩日我同爸爸一直喺同一間屋一齊生活。」

又例如,不能送別爸爸的憤恨。「當醫院都有人道原因,畀家屬去探訪,點解你唔畀我去?你覺得我會為咗想提早幾個鐘離營,去虛報自己家人病危?呢個後悔,係會跟住我一世。」

也例如,疫情爆發的責任。「好多醫學根據,分析咗病毒 DNA,已經搵到第三波爆發源頭,就係豁免檢疫班人啦,班船員啦、機組人員啦,呢啲點解你要做豁免呢?你哋(官員)口口聲聲話,市民要小心、要體諒,要做好防疫措施,但係點解你源頭唔做好,任得今次疫情爆發?」

「你問番呢 70 幾個(編按:至 9 月 1 日,離世者已增至 90 人)喪生者家屬,無人會因為佢一聲道歉就原諒。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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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Jo 的一家,總共有 7 人確診。最先感染的是她丈夫。

或者有些人會認為,丈夫是 「patient zero」,一家感染都因他而起。但 Jo 說,她從沒責怪丈夫,更明白不應該責怪他,「佢確診一刻,打畀我喊晒,話無諗過自己會中,亦唔知點解。」

哥哥阿石說,他們一家在防疫上,可以算是「模範家庭」。例如媽媽外出時,口罩、面罩、手套都戴上,回家便更衣洗澡。全家都做足衞生措施,洗手、洗手、洗手。或者如 Jo 所說,「全港七百幾萬人」,偏偏選中他們一家,是「不幸」。

若果染病是不幸,那他們之後承受的壓力,便是「人為的不幸」。

「好似我哥哥咁,佢成個屋苑,都喺度刮緊邊個單位確診。可能我哋以前,都會用咁嘅心態,幾多樓咩單位呀,唔好行嗰邊呀,可能會有咁嘅心態。」「或者身邊朋友,知道你確診,會話點解咁唔小心呀,惹到身邊人啦。」

Jo 說,她不是想「反擊」,只是想用過來人的身分分享,「到而家我哋都唔知點解會有呢個病,亦唔想去深究。但真係希望,大家可以有少少同理心,唔好歧視,或者覺得抵死。」

「你唔小心的一句說話,可能都係一個傷害。」

撰文|劉偉程

攝影|Oiyan Chan、Sheryl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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