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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香港人對泰國示威的情緒反應 —「唔好死」之餘,更要「唔好癲」

2020/10/20 — 12:27

圖片來源:MLADEN ANTONOV/AFP via Getty Images

圖片來源:MLADEN ANTONOV/AFP via Getty Images

泰國新一波示威,搞到香港人五味雜陳。很多對他人的有趣反應,都適合用來對自身進行心理分析。例如泰國人搞「電話燭光」、「分紅海」讓路予救護車、手無寸鐵坐在軍警之前,俗稱「畫面好靚」,有人就會覺得,香港輸出了和理非的奴隸示弱文化,嚴重一點就是一輪指天篤地;症狀較輕的也會感覺不祥,覺得泰國今次社運兇多吉少,我也有後一種感覺。

然而這些都與泰國的實況沒有關係,因為我沒有研究過任何現代泰國的社經政治。我對這件事的感覺,完全只是我對自己和香港的各種感受的移情作用。認為一切都會失敗,簡稱失敗主義,是一個政治上的定見,定見不是因為有一本教科書或者學派手把手 literally 的傳播開去,沒有經典和教程,而是由個人失敗經驗所導致的心理累積而成。

PTSD 的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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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後壓力症候症的其中一個主觀感受,是「總覺得很快會有壞事發生」,但同時又不知道是甚麼壞事,總之就是會有壞事發生。因為創傷記憶被刻入了潛意識,它浮上來的時候遭遇理性的抵制,就遭奪去了內容,但受折磨的形式和心境仍然不斷回溯。

因為理性是有時間觀念,人理性上就是知道創傷乃過去之事,但其感受還沒有消化,變成一種「不知道是甚麼,但一定會來臨」的無名恐怖,籠罩著人的當下。主觀感受是非常真實地感覺到即將有大問題發生,但不知道問題究竟是甚麼,那個問題也不是現實中任何事情在合理發展下的可預料結果(例如末期癌症的發展結果一定是死)。當政治創傷發生之後,類似的人類心理機制就變成集體的政治意識。例如強烈的罪疚感,但並非因為自己是加害者,是受害者的罪疚感反而更強。於是便會下意識覺得,泰國即將重演可怕的失敗,甚至認為香港的好學生政治即將導致泰國學壞手勢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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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任何政治鬥爭,多數都是以卵擊石,但基於政權永遠處於優勢的客觀現實而作出估計,大概可以說是合乎理性;而因為自身創傷而導致的失敗主義評估,則多數是遠離理性。同樣是「失敗機會較高」的估評,既可以出於理性思考模型,也可以出於非理性思考模型。

壓力失調的人會被自身情緒籠罩,也因此會把自己看得很高,甚至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或本身。因此有人會認為香港教壞了泰國;也有人認為香港還是社運家家酒,別人早就用過更強的武器啦 — 雖然兩個方向看似南轅北轍,但始終還是香港自身創傷的回溯,「香港邊有能力影響其他人,收皮啦」就是失敗主義和自我形象因為壓力而不理性地降低的呈現。

事實上某些泰國年輕領袖又真的坦承香港是他們的「靈感來源」。為甚麼某些香港人會先入為主認為香港沒有任何影響力,中間便有一個異常複雜的心理防衛機制。人的理性永遠在掙扎著希望把事情理順,處於無法承受的壓力就更加如此。失敗的羞恥是真實的,怎麼解釋這種羞恥呢?唯一的合理解便是因為確定自身真是一文不值,才能解釋災難發生的合理性。災難有時是不可抗力,可能是天災、人禍、有人加害、對手能力百倍於自己之類,但人的理性和天性,就是把罪疚攬上身。例如古代人認為天災是自己做得不好,遭神災降。每個文化都有這些,是因為所有文化下的人都有一樣的心理防衛機制。

89 年作為香港消極悲觀主義的源頭

因為理性在異常壓力下的 top priority 是自我解釋壓力源頭,即困擾自己的失敗為何發生。所以被強姦的人反而自己會被莫名的罪惡感籠罩,被強姦的香港也會更傾向認為是自身有問題。100 次被壓迫,只會有一次引起揭干起義,其餘 99 次都是檢討自身和自我沉溺。最大的失敗當然是上世紀的 8964,那一次震撼的結果,便是分化為《天與地》那三個主角。有一個去了搞工運幫工人,這是源動力虛假的善;有一個去了做金融才俊,做了金融世界的食人者,這是受害者異變成加害者,就像很多性罪犯、家暴者在童年也是受害者,即當年真心受創但轉化為親中者的那一群,也有大量大躍進或文革受害者真心支持政權的例子;另外一個則因為太刺激而自行失憶,變成事實沉默者,即大多數人。

有意識者最後只能乞靈於本土無政治的「大中國視野」作為出路,不是將希望暫時寄托於中國民主化,就是寄托於中華帝國最終強大,這便是劇中工運佬和金融佬的兩種心理演變,但最終都是為了迴避解決 / 創造自身定位的最大問題 — 這當然是人的最大壓力源頭。

2010 年之後持續的失敗,也涉及原來民主派體系對新體系的壓迫,壓迫就變得更加內化,也更複雜,連「圍威喂」、正邪對立的小安全感都迅速流失。最終我們都慢慢發現,並沒有真正的 protagonist,甚至他們會成為 antagonist。在一次又一次的鎮壓和壓迫之中,失去理性可能才是合理結果,最終壓力過大,就會將矛頭指向自己,自我形象會變得異常低落或者異常強大,越來越難回歸正常狀態。

那些年沒人相信柏林圍牆會被推倒

所以歷史上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往往都是格局穩定的婚姻狀態;中國古往今來,就是征服者殺人越多越殘酷,反而持國越久,越受中國人稱讚和敬畏;被殖民的亞非拉人,最終多數都無法揭干起義,因為他們在受害過程中自然生長出劣等感,最後是世代相傳的劣等感,令他們不敢想像沒有主人的未來。被殖民者之中也會有一班人成為買辦,宣播另一種高等文化,令劣感文化永遠處於權力的下游,自己都永遠在創傷的連鎖反應之中,就永遠失去遭受創傷前的氣力。

後來英美殖民者更想出了一種更加高級的權力操控:為亞非拉人「平權」、做國際慈善,成為另一種樂善好施的主人,更穩固了受害者需要被同情憐憫的僕人身份。有多「關注弱勢」就成為白人國內流通的新興文化資本,就像人人都可以戴上一抽手帶(wristband),這條是關注環保、這條是關注家暴、這條是關注有色人種,但最終人收獲的首先是自戀的快感、身為主人的感覺,所以捐款人的絕大多數不會在乎國際組織在災區以糧食去災區進行性剝削、開兒童色情派對的細節,因為捐款的好處在於快感本身,捐款真正幫助到的人,並不在捐款者的快感交換機制之中,所以經常被忽略;這出於人性的客構性盲目,便是這些第三方機構可以坐大,也必然坐大的根本原因。

所以當我們都不認識泰文,也不多認識泰國的時候,也有了很多關於香港是否 / 如何影響泰國的爭論,只是反映了一種集體而無法解脫的創傷後壓力,確實很大負荷,會溜入任何渠道作無意識顯形。70 年代有蘇聯特工叛逃美國,並透露蘇聯對國內民眾、加盟國的心理操控和社會顛覆模式,具體內容在連登已經流傳了一年。雖然「顛覆」的方法是科學性而有效的,但最終它的「可行性」,還是源於人首先的意志崩壞。骨牌效應的第一塊,一定是植入創傷,然後任由創傷擴大成消極悲觀。人是不怕悲觀的,積極悲觀就很有生產力;消極悲觀則瓦解人的精神力。

最近美國參議員 Ted Cruz 重提列根推行反蘇新政的往事。當年列根說要推倒柏林圍牆,美國政府內部都說他不設實際、操之過急、太大諗頭諸如此類,美國政治圈當年甚至早已假定「柏林圍牆將會永恆存在」。因為創傷經驗是會滋長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成為 self defeating 的心態範式;列根因為是演員出身而不是政治世家或政圈出身,反而較少受經驗和氣氛影響。不是說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一樣成功,但只是說明「新陳代謝」的重要。現實上,人就是不可能突然回歸白紙一張,突然重拾勇氣和創造力,所以一個社會就是不斷需要新一代推進,一個政治運動也是不斷由新血推進,否則只會一池死水,陷入 2000 年至 2010 年那種死唔斷氣、高級維穩狀態的情況。

唔好死,亦唔好癲

又因人的 PTSD 不可能突然病好,最終都要由精神負荷較輕的人頂上,周而復始。2014 年的參加者,不是退出了就是只能以冷嘲熱諷為精神出口,指點著 2019 年的人如何「抗爭」;而 2019 年的其實也不可避免滿身傷痕,治不好也會步 2014 年前輩們的後塵;就像我們以前也是聽前輩們說著,甚麼甚麼絕對不可行、市民不會同情武力行動之類。也許他們都是基於 89 年的 PTSD,當我們也開始說甚麼甚麼不可行的時候,那只代表我們老了,但不代表鬥爭就沒有將來。因為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鬥爭。香港不行,不代表泰國就不行;泰國不行,不代表是因為香港不行;香港這次不行,不代表以後不行;別人受到觸發不一定是因為香港特別成功,一個幼稚園老師也可能從幼兒的動態和思想得到異樣的靈感;而泰國失敗成功肯定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因緣。

就算外國學者說香港影響了世界甚麼甚麼,我們自身都肯定要哀矜勿喜,防止自己把香港看成世界中心。反正就是別人成功也不代表我們成功,8964 都影響了東歐,但中國自己就淪亡了 — 香港還是要爭取香港自己應得的東西。

而香港是否現在已經「不行」,我也十分存疑,畢竟香港人愛「畫面好靚」,但也變得功利了,也包容了「畫面唔靚」的事,這是新的發展,果子還在結出的路上;「唔好死」是講肉身的,然而肉體猶存,也可以是精神毀滅,自我崩潰;同樣重要的,是「唔好癲」,保持理性,不要被失敗吞嚥。Keep calm and carry on,正是納粹轟炸時英國人的精神格言,能在轟炸中照常煮茶;不管是 Trump 贏還是拜登贏、其他地方的人是勝還是敗,香港人自己要做的事其實都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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