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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法治,只會現身於脅迫中仍然無畏的共同體

2020/4/28 —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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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革命失敗之後,香港年輕人質疑戴耀廷用「公民抗命」理論的大帽子,偷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保守性。對所謂「大台」而言,溫和保守的運動策略有助於爭取大眾支持,但是這套想法,卻限縮了運動現場的能動性,使得許多熱愛家園、甘於犧牲的前線手足,一旦表現得進取,就被指責是「鬼」。

「公民抗命」在太陽花運動中譯作「公民不服從」,對於當時的我,卻是個突破性的概念。三一八和三二三,都發生在我高中的時候。當時我根本不認識任何現場的學生,但是許多與我處境相同的中學生,在那一晚,透過電視轉播,看到人們被警察暴力襲擊,血腥的噁心感襲上心頭,都幾乎要吐出所有對這個政權的憤怒與厭惡。

那幾年在香港的日子,也就是不斷地來回在台港之間,面對這些脈絡轉換的突兀。香港需要理論,需要說法,需要論述來號召人們繼續往前。然而現有理論與實際情感卻無法同一,許多人無所適從。那時我們都是社會科學的初生之犢,也只能盡可能從書裡摸索出一些待解的疑問,寫一些青澀拗口的社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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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刊物裡,我們審慎地採訪了戴耀廷,將他的想法據實地呈現出來。我們向陳嘉銘老師邀稿,希望在香港現有的資源之外,能有學者為我們解答公民抗命理論的時代意義。我們也找了吳介民老師,希望藉中國因素的政治經濟框架,來指認壓迫來源,給予運動場上的我們一些思考的方向。

他們都很熱情地回應我們,嘉銘老師寫道:「也或許有人會說,公民抗命只是運動者面對保守的香港社會採用的策略語彙,沒有內在價值。」但是「所有公民抗命的核心命題是一個『違背法律』和『尊敬法治』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的張力,讓公民抗命產生強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可是我們不需要把『尊敬法治』窄化到羅爾斯主張的對當前憲政體制的忠誠。如我們之前討論,所謂的法治,它對抗的對象是人治的政治支配,法治透過每個社會不同的憲政主義完成它對抗人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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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違背法律」和「尊敬法治」之間的矛盾與張力?而我們所需尊敬的「法治」,在香港,不正也常常是保守的香港社會與政客用來掩蓋問題的說辭?當時我的確不完全理解這段理論文字,但是今時今日變很清楚了 — 追求憲政主義的香港人,並非追求殖民者偽裝出的殖民地法統治體系,香港人所效忠的法治根源,不是北京,更不該是歷史上哪一位殖民主所釋出的善意;香港人正不斷地透過行動證明:法治真正的實踐,只會現身於那經歷痛苦與脅迫,卻還勇敢而無畏的共同體精神,那將是建設香港法治文明的起始。

那麼追求憲政主義的台灣人呢?公民抗命理論確實有其張力與意義,處於抗命處境的我們,並非野蠻、暴戾的無恥之徒,我們該是追求憲政主義的虔誠信徒。

江宜樺至今仍未為暴力執法道歉,他虛偽的證詞,公開譴責運動者,反而混淆了我們所追求的法治理想。

要如何反駁他?我認為我們必須持續、奮力完成當年太陽花運動所激發出的國家願景,這才是我們法治理想的根源!這才真正彰顯出公民不服從理論撼動人民的情感張力!

我們需要一部新憲法,讓國民的認知與意志得以同一。我們追求健全的政府體制,讓權責得以相符。我們期盼多元開放的國會,得以讓不同價值立場得以交鋒。我們期待青年不再需要依附於舊的政治結構,得以自立自強,捍衛我們所相信的價值,不斷挑戰舊有的利益結構。我們必須強化民主體系,阻擋中國滲透威脅。我們要打造創新的經濟體系,讓世代正義與團結永續得以實踐……

我們要能實踐我們當時所應許的國家願景,如此證明今日的被告們,無罪。

“如果我們只從上述雨傘革命追求的目標 — 普選的民主政體,分析雨傘革命的憲政意義,我們仍然低估了雨傘革命的行動本身(而不只是它的目標)已經是一種新的憲政主義形式,已經在實現一種新的政體。這種政體比我們一般理解的具備普選權的民主政體更能對應香港的處境。許多人稱雨傘革命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因此許多運動的支持者、反對者和旁觀者,將美國 1970 年代發展出來的公民抗命的主流定義和原則,去界定、要求和限制雨傘革命的政治行動者。可是這些主流的定義和原則主要是針對美國 1970 年代的政治脈絡,如當代已故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說,他界定的公民抗命的概念和原則,包括公開性、非暴力和接受法律後果等等,主要是基於抗命者為了說服公共,必須表達對法律和憲政體制的忠誠,因此只適用於政體正當性普遍被接受,具有高度正義原則共識的政治社會。然而香港的政治情境,從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以降,在多數自由主義者的理論中,已經符合抵抗(resistance)和革命的條件。因此,我們要怎麼理解雨傘革命作為一種形式的公民抗命?既然公民抗命的概念被美國 1970 年代自由主義的追隨者掌握,造成雨傘運動者的困擾,我們要不要放棄公民抗命的語彙?或許有人會說,為什麼香港的民主運動要這麼執著於法治,既然現在的政體已經失去正當性,不強調忠誠體制的「直接行動」或者「公民抵抗」會是更好的語彙。也或許有人會說,公民抗命只是運動者面對保守的香港社會採用的策略語彙,沒有內在價值。

我認為採用公民抗命的語彙仍然有其內在價值,可是我們要調整它被 70 年代的美國自由主義者窄化的概念和原則。美國確實是公民抗命的發源地,如果我們審視美國公民抗命的歷史,從革命前後的憲政群眾主義、協助黑奴脫逃的地下鐵路網路、女性爭取普選權運動、20世紀初的工人運動到反戰運動等等,我們可以觀察到所有公民抗命的核心命題是一個「違背法律」和「尊敬法治」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的張力,讓公民抗命產生強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可是我們不需要把「尊敬法治」窄化到羅爾斯主張的對當前憲政體制的忠誠。如我們之前討論,所謂的法治,它對抗的對象是人治的政治支配,法治透過每個社會不同的憲政主義完成它對抗人治的目標。在香港的情境之下,雨傘革命追求的目標 — 普選的民主政體和當前外來人治政體相比較,當然才是真正尊重法治的政體。”

— 陳嘉銘,《除魅:雨傘革命特刊》,《學苑》2015 年 9 月號

學苑《除魅:雨傘革命特刊》(圖片來源: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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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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