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真理與自由

2019/12/7 — 10:57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法國哲學家沙特寫了一篇短文,説法國人在德國納粹統治下是最自由的。因為人民的説話自由沒有了,出版集會遊行全被禁止。隨時被拘捕,可能被槍殺,或遣返到集中營。但是如果每個人決定發言,行動,反抗暴政,則他或她是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信念而行事,是自由的決定。正因為言論自由被打壓,敢發言的才是可貴,正因為公民自由被取消,一切反抗變成違法,抗爭才有意義,正因為每個人的尊嚴被踐踏,肯定普世價值而站出來的每個人向極權抗爭,才顯得自由的重要性。每個人都要向自己的良知負責,因此之故,法國人在徳國納粹鎮壓下,才理解自由的意義,所以他們是最自由的。

香港似乎還未到納粹極權統治的地步。但政權依賴警察鎮壓市民和納粹秘密警察打壓異見份子,祇有程度的分別。警察根據上級命令而視一切抗爭為違法,對付示威遊行市民為暴民,抗暴行為是破壞社會秩序的罪行,故所有武力鎮壓都是合理合法的。對市民抗爭和警察暴力的分析,對整個運動的因和果的論述,同仁已有很多文章發表,我不再在此重覆。

我想重回真理和自由的討論。真理和自由是所有大學的基礎。沒有學術自由,探索真理是不可能的。沒有肯定真理的存在,學術自由便沒有方向。但重要的是,真理並不是恆久不變的東西,所有到現在為止的知識,儘管是有效和確定的,都是暫時性的。學術研究沒有到達終點,研究永遠發展下去。知識和理論需要不停的確認,反覆檢證,真理才隨學術研究慢慢逼近。因此,不接受知識權威是學術自由的起點。近代的科學革命便是不斷向神權和傳統知識挑戰下發展出來的。哥伯尼的日心說推翻了千多年的地心説,人類世界再不是宇宙中心。達爾文發現物種的多樣性,繼而追問根源問題,從而將神創造萬物的理論變成不可靠。沒有這種思想自由,現在大學的知識宇宙根本不能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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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學學術研究是依照特定的理論發展,如果一切學術探討是要符合預設的結論,如果大學課程是按照官方確認的內容授課,那些課題可探討,那些不能處理,這樣的話,大學便死亡了。大學便取消了她自身的價值,淪落為洗腦的機器了。納粹統治下的徳國大學教育便是這樣,蘇聯時代的共產主義領導的大學如是,中共管制下的大學亦一樣。學術自由被打壓,因為真理早已確定了,不會改變,不需要也不應該受到挑戰。學術自由沒有了,學術尊嚴也沒有意義了。

業師勞思光曾告訴我一小故事。他年輕時代在北京大學唸書的老師賀麟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賀麟是留徳學者,在北大是德國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專家。1949 年留下來。但從此被迫停止學術生涯,之後沒有任何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他到中大訪問,當然要做講座。演講前一晚,戰戰兢兢的將講稿交給勞先生檢查!勞先生回應,在中文大學演講,從來沒有檢查內容,這是尊重每個學者的自由。賀麟大惑不解,問中大為什麼如此自由,不怕有麻煩嗎?勞先生對我表示十分悲哀,一位有份量的哲學家,被共產黨折磨到如此,尊嚴和自由都喪失了,能不哀乎!當然比賀麟更可憐的哲學家比比皆是,中國哲學家馮友蘭為了苟且偷生,做了不少歌頌權貴,埋歿良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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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師曾教誨我:在共產黨下生活,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至少不做幫兇,不助紂為虐,不阿諛奉承,不搖旗吶喊。

儘管在強權下,我們的公民自由被打壓和剝削,我們仍然可以依良知和運用我們的自由,向強權說不!

去年北京舉辦了五年一屆的世界哲學大會。這是世界哲學界的大事,有幾千位不同國家學者參加。我曾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和系主任,當然是被邀請參加這中共引以為傲的聚會。但我婉拒出席。因為我問:我們會參加 1936 年在徳國柏林舉行的奧運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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