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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真的只有一個?「八九六四」32 年祭與《新聞守護者》

【文: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王家豪 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八九六四」32 周年前夕,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不支持「平反六四」、認為當年中國政府處理正確的,百分比都創下十多年來新高 — 雖然這類觀點還遠遠不算是主流。

看慣史潮起落,但願都能處變不驚。今天大家都聲嘶力竭說要承傳真相,驀然回想大半年前「飲譽全城」的電影《新聞守護者》,番外聯想不無再思之處。

國殤背後的國族認同建構

「歷史」對國族建構發揮重要作用,今天看來已經不是什麼艱澀道理。《新聞守護者》電影故事的主要背景烏克蘭大飢荒,就是烏克蘭打造國族認同不可或缺的「必爭之地」。雖然普遍人民已經認知到大飢荒曾經發生,但成因為何卻一直爭論不休。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歷史學家重新探索國家的歷史淵源,衍生了對大飢荒起源的兩派解讀:民主派和民族主義者認為大饑荒是蘇聯史太林蓄意發起的種族屠殺,企圖滅絕烏克蘭民族;另一方面,親俄人士傾向相信大饑荒純粹是一場悲劇,畢竟俄羅斯、白羅斯和哈薩克人同樣受害極大,也是史實。

不同的歷史詮釋,揭示了烏克蘭政客兩種南轅北轍的國族建構工程。「種族屠殺論」具有強烈反俄色彩,透過否定史太林、共產主義和蘇聯,以建立親西方的烏克蘭認同;「悲劇論」順應俄式敘述,對全盤否定蘇聯統治有所保留,又認為烏克蘭始終是俄羅斯民族的延伸,主張兩國加強融合。雖然大飢荒的成因仍有待學界研究釐清,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反映烏克蘭社會兩極分化、東西分裂的情況,也間接釀成了 2004-05 年的「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之後,有關大飢荒歷史的爭論變得愈趨政治化,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和不穩。2006 年時任總統尤先科提出具爭議性的《關於1932—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法案,列明大飢荒是一場種族屠殺,又將否認大飢荒是歷史事實列為違法行為。根據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Kie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的民調顯示,當時不足一半的老百姓支持馬上立法承認大飢荒是種族屠殺,而反對者大多憂慮這會破壞與俄羅斯的關係。法案最終經修訂後以些微多數票通過,但尤先科的提案激化反對派不滿,烏克蘭東部、南部民眾的反對尤烈。

四年後,被視為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成為總統,公開批評「種族屠殺論」不正確、有欠公允,完全扭轉了官方對大飢荒的歷史詮釋。在他任內,基輔爆發「獨立廣場革命」,大飢荒歷史再次成為兩派的政治動員工具。後來流亡的亞努科維奇指責新政府對烏東頓巴斯地區進行種族屠殺,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應這批評;另一邊廂,烏克蘭示威者指控普京是史太林的繼承者,將要趕絕爭取民主自由的烏克蘭人。

「後克里米亞時代」的烏克蘭人大多擁抱獨立民族認同,對大飢荒歷史的「種族屠殺論」接受程度逐漸提高;民意調查顯示 2019 年有 82% 受訪者認同這種史觀,創下歷史新高;上任總統波羅申科與現任總統澤連斯基都與民眾站在同一陣線,並且積極爭取國際支持。

今天,「種族屠殺論」用以警惕基輔當權者切勿成為俄羅斯帝國主義的犧牲品;與此同時,烏克蘭人民在獨立廣場上爭取自由和尊嚴的英勇事跡,是為國族認同至關重要的元素之一。然而,只要烏克蘭的國族認同建構工程尚未結束,大飢荒歷史將會繼續被推到前台扮演重要角色,但到底是黑臉還是白臉,實在一言難盡。

英雄坎坷,惡棍難辨

電影《新聞守護者》沒有對大饑荒的成因展示明顯、強烈的立場,但對於誰是黑臉白臉,卻清楚不過。Gareth Jones 是新聞英雄,似乎無可爭辯;Walter Duranty 是新聞界的惡棍,也被描繪得入型入格。 不過,「真相」真的只得一個?

雖然電影將 Gareth Jones 描繪成早在 1930 年代初已經直截了當看穿希特拉魔性的智者,但有歷史學者至今依然相信真實的 Gareth Jones 何嘗不也曾經同情納粹崛起?更重要的歷史臉相是關於 Walter Duranty — 將他獲頒普立茲獎翻案的權威學者 Sally Taylor 一方面強而有力地指控 Walter Duranty 掩飾烏克蘭大饑荒慘劇,愧對新聞專業,但另一方面也秉筆並直書指出,說蘇聯政府以香車美人賄賂 Walter Duranty 的傳言其實不算證據確鑿,《紐約時報》也承認當時他在莫斯科的優渥生活待遇是報社提供,傳聞反而更有可能是當時駐莫斯科的新聞界同行因為妒忌 Walter Duranty 意氣風發而捏造謠言(電影中也有一個類似的小片段)。Sally Taylor 提醒大家,當時駐守在「美麗新世界」的西方記者何止一二,如此驚天大謊言真的是一位資深記者就足以隻手遮天?

英雄罕見,卻不是絕無僅有,其實在 Gareth Jones 之前,別忘了歷史上還有 Malcolm Muggeridge,同樣勇敢地調查、揭發烏克蘭大飢荒,嘗試發表證言時同樣受到《曼徹斯特衛報》以外交考慮為由作出文稿審查,唯有改用小說方式說話;1934 年完成 Winter in Moscow,大力諷刺西方新聞界為蘇聯政權塗脂抹粉。電影中說是被 Gareth Jones 啟發的喬治.歐威爾,出版經典小說《動物農莊》其實是 1945 年的事情了。

是的,是外交考慮。死裏逃生回到倫敦的 Gareth Jones 向政要揭發烏克蘭大饑荒真相,不是被他們百般阻撓,以免影響西方陣營跟莫斯科交好的大計嗎?電影經典對白「真相,只有一個」的完整版本其實很悲涼,但可能更接近「現實」,是由 Gareth Jones 跟另一位駐蘇女記者的對話展開:

「我沒有企圖(agenda),除非你把真相視為企圖。」

「好吧,那麼,是誰的真相?」

「真相,只有一個。」

「你太天真了。」

惡的平庸:守護真相之難

念及電影的裏裏外外,聯想到兩年前我們在台北參加了一連三天的「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研討會」,論文後來結集成《走過 1989:天安門事件三十年後》,當中滕彪先生的文章〈從一九八九到「一九八四」〉就提醒大家,今天中國的歐威爾式制度,多年來西方的放任與助長難辭其咎。在那裏也讀到王丹的《六四百人談》,談及「八九六四」之後政權對北京大學的「清洗」運動,校內有一類人主動支持、附和,其中一位受訪的北大老師提到 Hannah Arendt 的「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逆來順受,積非成是,導致邪惡的暢行無阻,正義長期不得伸張,豈是一人或少數幾人之過?我們應儆醒」。

香港民研的調查結果令我比較注意的,反而是有三成受訪者認為香港人應該偏向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多於民主發展,也有三成受訪者認為中國現時應該較着重發展經濟而不是民主。三成不是主流,但也絕非少數,而對這類觀點持相反意見的比率,比去年下降了 10% 有多。香港曾經親身經歷「八九六四」的一代總會過去,可見未來話語權似乎也只會越來越薄弱,怎樣為下一代了解守護真相的艱難、儆醒「惡的平庸性」,是我們一個沉重卻難以放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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