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2020/9/23 — 10:28

立場新聞圖片

立場新聞圖片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廣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廣告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