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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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2 - 23:22

【立會選戰】羅冠聰專訪 政治與生命結合的瞬間

羅冠聰

羅冠聰

羅冠聰是一個怎樣的人?友人不約而同地說,羅冠聰是一個很冷靜的人。開會從不發脾氣,私下不容易有情緒波動。

一起去何韻詩演唱會,唱快歌又好,慢歌又好,不管友人紮紮跳,他都是定定地跟住唱。

原來,羅冠聰的平靜不是一種外界觀感。他是「堅」冷靜 — 冷靜到令人幾乎無法確認,這些年來,這位曾經的最年輕立法會議員,有沒有經歷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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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短短兩個月內,羅冠聰接連被褫奪議員資格、被判「公民廣場案」的相關罪行罪成入獄;出獄後大約半年,他辭去香港眾志主席一職,退居常委;去年,在反送中運動持續白熱化的八月,他毅然遠走,負笈美國耶魯。

出獄後,羅即使沒有退到幕後,期間出版《青春無悔過書》、繼續打國際線,予人感覺卻也是半身沒入帷幕。關於這一切背後的思考,他從來沒有交代過太多。面對傳媒,羅冠聰多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樣,看著不存在的點,若有所思。

今年四月,羅冠聰回港,兩個月後宣布參與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在本地的輿論平台上,也似乎是繼「被 DQ」後,變得最活躍的一次。

這種從未退出後的「回歸」,是怎樣發生的?

曾經和他在學聯、「901 聰辦」(當年羅冠聰議員辦公室位於立法會 901 室)並肩作戰的現任眾志副秘書長陳珏軒(阿軒)覺得,羅冠聰到現在還能繼續在政圈打拼,實在很不可思議。

「在強大的打壓到臨之後,無晒資源、無晒所謂的公眾關注,甚至佢本人入埋監獄的時候,怎樣能夠仍繼續保存到意志和能力,繼續在公民社會上打拼?」

羅冠聰宣布參加民主派初選

羅冠聰宣布參加民主派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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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作為志業?

喪失議員資格為一個人所帶來的打擊,好像不需多加說明。

失去一份工作、失去民主體制賦予的權利、失去重要的政治能量……然而這些說法對於羅冠聰來說,好像都不太準確。

更好的說法或許是,羅冠聰當年被政權硬生生從一種生活模式中分拆出來。

如今重回浪尖上的他,遙看三年前,只神情輕鬆地回想當時的心情:「議員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它不是一份工作。」

「有些人會當它是工作,返工會訓覺,投完票就走啊。但是,如果將佢(議員工作)同個人政治的理念,以及公正的信仰結合一齊,它就是一種生活狀態。」

他說得不緊不慢:「你無時無刻都會諗,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可以為你想幫助的社群做到什麼?生活的每一秒都有它的能量在裡面 — 你要怎樣好好地善用市民給你的信任和支持,從而讓它變成一種對你想要的政治有助益的東西?」

當議員是一種生活狀態,而他被迫從自己賴以存在的身分走出來時,結果只有一種—「整個生活都要重新調整,」羅只淡然道。

「是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黃之鋒、羅冠聰

黃之鋒、羅冠聰

他之後在監獄裡的兩個月,現在看來,也許已算不上什麼代價。不過即使在當時,有別於出獄後不停受訪的黃之鋒,羅冠聰顯得沉默,婉拒多間媒體邀請。就算受訪,他也不願說得太多。因為他覺得,如果要講真實的監獄生活,他算老幾?

「我是被圈養的,被重點關注的。假設大家覺得我說的東西就是所有其他囚犯的待遇,這樣對他們有點不利。因為監獄裡面好多更加黑暗的東西,我當時見不到。」

他又笑笑說,而且監獄生活太枯燥了,沒什麼好分享。「但我的枯燥是一種幸運。」

對政治人物來說,太有自知之明未必是好事。

當年接受訪問的時候,用自己的囚獄經歷來作發力點,不也是引起公眾關注的一種方法嗎?這是黃之鋒的做法。

羅冠聰的做法呢?「我有時候都覺得自己不太適合做這些......」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笑,但很快又擺正臉色。「我覺得我可以的。這可以是一種個性,都可以是一種能量。但如果這是一種能力的話,你就要揀幾時用。我的傾向是,謹慎一點。」

這種不慍不火,部分是歲月在他身上的演算,但更大部分似乎來自他的本性。畢竟,當年議員資格被 DQ 後,他隨即在訪問裡也說得很淡泊 — 他說,自己曾經在制度裡試著「用繩子拉火車轉彎」。後又冷靜地說說 901的同伴、說說曾經的議會夥伴「阿廸和姚生」、說說立法會既無用,又有用。

紛亂中,羅冠聰一直像個地震緩衝器,透過吸收震盪,反壓制著震盪。

至於出獄後到負笈美國之間的兩年,羅冠聰隻字不提「消沉」。他都說了,當年只是需要一點時間適應而已。

但這點時間,不只用來適應失去這種融匯入自己生命的議員身分。

因為在「被 DQ」以前,還有很多現實的衝擊,羅冠聰在全數吸收下來以後,一直沒有消化過。

圖:羅冠聰facebook

圖:羅冠聰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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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押後的休息

羅冠聰曾對外提及過一篇對他影響很深的文章 —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的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裡說,政治家該具備的特質有三:熱情、責任心、權衡的能力(sense of proportion)。其中,「權衡的能力」即一個政治家「以一種內在的專注與平和,任由現實在他身上發生」。

這好像就是羅冠聰的寫照。

「我覺得這個社會從沒給予羅冠聰一個喘息的空間,自傘運後。」曾為羅冠聰助選、後在美國一直為眾志作美國國際戰線主力之一的眾志常委敖卓軒(Jeffrey)這樣形容。

羅冠聰需要的喘息空間,可能本該在雨傘運動後就可享有,只是一直因為社會、也因為羅冠聰本人的選擇,被無限押後。

撥轉時針,回到學聯在傘後因升級行動失敗,成為眾矢之的那段日子:周永康卸任學聯秘書長,一個燙手山芋滾下來,羅冠聰穩穩接下,成為新一屆學聯秘書長,屢屢成為學界的「恥笑」對象。

當時,和羅冠聰在學聯並肩作戰的有陳珏軒,二人一同迎頭撞上「退聯潮」。但讓阿軒印象更深刻的,是二人落莊後的際遇 — 阿軒已經身心俱疲,因而轉投社區,沉澱自己;羅冠聰則轉身,踏入另一個更加面向公眾的地方。

2016 年 4 月,香港眾志成立,羅冠聰毅然擔起主席大旗。記者會上,當時最為人所熟知的黃之鋒、周庭站在一旁,人氣稍遜的羅冠聰站在中央。

阿軒形容,「他繼續在那個好風高浪尖的地方上面,真的無停過。這一方面,我真的幾佩服。」

大學學生會及學聯出身、一直活躍於社運的陳珏軒,在羅冠聰勝選後加入聰辦任議員助理

大學學生會及學聯出身、一直活躍於社運的陳珏軒,在羅冠聰勝選後加入聰辦任議員助理

Jeffrey 記得,後來聽旁人說起,羅冠聰當時沒有退下來,是因為他覺得某程度上要給社會一個交代。

「羅冠聰覺得自己需要回應 — 有種責任就是,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搞雨傘(運動)不成功,你要怎樣回應這個局面?怎樣負起責任,繼續在這條路走下去呢?他是因此決定要同黃之鋒一齊搞眾志。」

同年 9 月,羅冠聰代表眾志參選立法會,從近乎籍籍無名,到「逆轉勝」獲五萬多票順利當選,簡直神蹟一般。

Jeffrey 哭笑不得地回想,「四年前的五、六月,羅冠聰真係無人識㗎喎。甚至去到選舉前兩個禮拜,啲人都認錯我係羅冠聰,起碼三四次。」

但人們最終還是記住了這個香港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 — 2017 年 7 月,羅冠聰被宣布議員身分無效,一個月後又因公民廣場案入獄。

當時人在海外的 Jeffrey,仍然鉅細無遺地觀察到,「你好明顯見到,佢哋三個(雙學三子),沉得最勁的是羅冠聰。」

他說,自己不是要貶抑另外二人的牢獄之苦,而是羅冠聰實在到了臨界點。

「周永康去到判監嗰一刻,已經有兩年時間退隱咗,基本上不在公眾視線。他有兩年的時間去準備 — 我要為雨傘運動、公民抗命付出法律上的代價。」

「黃之鋒就不需要這樣的沉澱、準備,他已經知道 — 『我就係一個咁樣嘅角色,監我一定要坐㗎喇』— 黃之鋒好容易 take 到這件事。」

2017年8月16日,羅冠聰在公民廣場案判刑前夕出席集會。

2017年8月16日,羅冠聰在公民廣場案判刑前夕出席集會。

「而羅冠聰,兩個對佢人生咁大打擊的事,within 一個多月的時間,一齊發生……由用這個名銜(立法會議員)去探監,一個月後,就變咗自己都係階下囚。對於他的創傷或是衝擊,其實都大。」

這樣算下來,出獄後的時間,就是羅冠聰首次可以遠離漩渦的日子。數年來累積的疲憊,終於可以一併消化。

「其實是一種 delay 咗的低沉期。」Jeffrey 這樣總結。

而羅冠聰本人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將多年來的經歷濃縮成一句:「咁……一定係攰嘅。」話鋒一轉又強調,「但這種所謂 burn out 的狀態不是會導致你想放棄,而是你會明白有時候,張弛有度才能令自己更有韌力面對咁灰暗的狀況。」

至於後來到耶魯讀書,是沉澱,但也是為了長遠的打拼做準備。「策略性的後退,令我更好地應付未來的工作,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對羅冠聰來說,如今報名參與立法會民主派初選,並非什麼偶然,也並非從什麼陰霾中走出來,只是一個將政治視為志業的人,休息過後,重新整裝出發。

「一路都覺得,自己沒有從政治的場合 drop out。而是我要再次去諗,如果我要保持我政治的尖銳,以及我本人在政治上的參與,應該怎樣繼續在整個社會上 position 自己。所以經歷了幾年後,再次有一個立法會選舉,自己會有(參選)這個念頭,是一件好自然的事。」

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

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

四年前後,立法會

四年以前,羅冠聰以最年輕議員的姿態,率領著一個平均年齡比他還小的團隊進入議會。

「901 聰辦」裡,落地玻璃外的維港景色一派權力與慾望,落地玻璃前一個個十八廿二的後生哥 fresh 到不得了,是香港人前所未見的氣象。

當年這個團隊的策略,就是最算不上策略的策略:認真地審議每一個項目,至少在未改《議事規則》前是這樣。羅回憶,「(這是)怎樣在每一個我們可以發力的節點上,去施加壓力給政府,從而令它有一定程度的退讓。」

三年後呢?這種斡旋空間近乎不存在。《議事規則》早經修改,如今以拉布、「點人數」作為議會抗爭手段幾乎不可能,事務委員會主席驅趕議員的權力亦大增,民主派議員四面楚歌。但從早前李慧琼「霸王硬上弓」重新主持內會一役中可見,民眾對議會內的肢體抗爭依然有所期待。

羅冠聰笑笑,「如果一個立法會議員有個六角形的表現能力(即足球遊戲常見那種),四年前四年後議會抗爭能力那個尖尖,應該高很多。」

訪問當日,羅還未確定參選,但言談間似乎也有相當的心理準備。「議會裡面,無論是議會抗爭、肢體抗爭,個頻率一定有加無減。入到去的人要問得好清楚,自己會否承受到這些壓力。」

一貫地,對他來說,動機來自外界,但動力來自內在。「不要說是選民給予的期望,而是你自己給自己的期望。」

如何做一個優秀的政治人物、如何為議會帶來新氣象、如何實踐理念,時至今日,這些好像通通要先放一旁。不少人眼中,現在民主派首要做的,是湊齊數:要湊齊 35+ 個反對掣、35+ 個與保安硬碰的人肉搏鬥機。

不過,在《國安法》壓境的情況下,「35+」實現的前景變得非常不明朗,甚至可說瀕臨成為「偽命題」。兩辦近月屢次開腔點名批評民主派人士,先是時任內會副主席郭榮鏗,近日就是羅冠聰的黨友黃之鋒、鄭家朗 — 事到如今,中央要「使橫手」阻止民主派取得過半議席,也非不能想像的事。

示威者佔領立法會

示威者佔領立法會

我們現在說選舉,還有沒有意義?

羅冠聰不覺得港版《國安法》草案出現以後,選舉的重要性便下降。「我覺得,大家對於選舉的 narrative 可能會有改變,但選舉本身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平台,是沒有變過的。」

除了立法會以外,在他看來,立法會選舉本身也是「一種機器」、「一種輿論的戰場」。「香港人很習慣每四年就樁個頭埋去,去睇下個政治世界正發生什麼事。所以,選舉入面,不論是開拓輿論戰場,或是將政治論述好 intense 地出來,的確是選舉期間可做到的事。」

羅冠聰點出,提出了「35+」,不等於要以之為世界軸心。另外要看的,是大家朝著這個目標進發的時候,期間積存的潛能。

「我們怎樣可令它(35+)變成我們現有的籌碼,從而令我們(與政權)的博弈更加有效率?」這種觀點的前提是,聚焦議會不等於放棄街頭。

「我 16 年入立法會的時候也講過,街頭和議會要互相配合,我們才更有效地利用到議會這個概念……議會上發生的政治討論和政治能量,不只是 trap 在議事廳裡面,而是你(要想)怎樣令它配合到議會外的政治議程。」

的確,三年前他已說過,「我一直都覺得,真正的改變不會在體制內發生。我可以做的就是嘗試在僅有有限的空間拉出政治角力。」

但無可否認的現實是,中共已自行發動一方面的「攬炒」,而這卻有可能阻截部分本土派政黨所期許更大的「終極攬炒」— 取過半數議席,癱瘓議會。

5月28日 通過港版國安法

5月28日 通過港版國安法

如果「35+」失敗,我們要怎樣自處?

羅冠聰好像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因為對他來說,35 加也好,減也罷,議員要做的事情從來沒有改變。

「還有好多其他工作要做。(而且)越多民主派議員在議會裡面,其實 by default 也是一件好事……(作為民主派議員)佢要話到俾大家聽,在議會裡面,其實希望達到什麼、他又能夠付出什麼,而不是僅作為一個議事的議員。」

「如果達不到 35+,其實每個議員自己就要交功課。」羅冠聰沒有多加細想便說,「這真正關乎,每一個議員怎樣定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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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讀書,也是政治任務

羅冠聰可以怎樣被定義?前立法會議員?政治受難者?黃之鋒戰友?

自從到耶魯大學讀書以後,他的身分又多了一重 — 眾志國際線的門面人物。

儘管他早年已活躍於國際聯繫工作,但隨著反送中運動爆發,國際線的工作才取得重要收成。而花開結果之際,剛好就是他赴往美國的時候。

「我對自己的期望是,如果在那個節點(反送中運動期間)離開,我一定要帶住一些責任,以及一些我自己做到的東西過去,」換句話說,「就是替香港做很多國際聯繫的工作。」

美國東岸的名牌大學,羅冠聰幾乎都去過作演講,you name it:普林斯頓、哈佛、紐約大學法學院,當然還有他自己的母校耶魯。

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那個法理上不存在的「前立法會議員」名銜,此時卻為他帶來了最重要的政治本錢。

一次,美國國會議員 Rick Scott 更邀他出席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報告演說,是美國政壇破天荒首度邀請香港抗爭者代表到如此隆重的官式場合。

Scott 跟羅說,你不去的話,就無人去㗎啦。當然他是講英文,但意思就是,除羅冠聰以外,沒有在美港人有這樣的身位了。

「他們不可以求其找一個香港人;他們需要一些有 portfolio 的人,講得出是誰、有什麼功績,有何 credibility。」

這變成他那段時間賦予自己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在全世界需要聽香港人故事的時候,給予一個 credible 的講法 — 當時(在美國)我的角色就係咁。」

他深深明白,自己的話語,也會變成別人定義香港的基礎。而其中一個亟需講的故事就是,香港不只是一個受害者;我們也可以為世界貢獻。

「如果玩『奧林匹克鬥慘大賽』,香港排不上大家的視野裡面。」羅冠聰哭笑不得地說。痛苦自然無法比較,但在各個面對內戰、飢荒的落後國家之間,香港實在難以找到一個適合的位置,以向國際申訴自身的困境。

「要喚起到他們的聯繫......我們需要講到大家現在全球對民主退潮,或者極權崛起的狀態中,香港人跟好多民主國家都站在同一陣線,所以大家要支持。」

「而香港人不單只是慘,還有這樣的勇氣、魄力去面對世界最大共產政權、最大的威權政府。」

一幕幕的抗爭場景,不只為羅冠聰在美國作游說工作帶來堅實的理據,更讓他絲毫不敢怠惰。他雖以學生的身分離開香港,卻不敢以學生的身分享受在美國的生活。

「去年年尾那段風風火火,那麼多人犧牲的時間,一定是非常不開心。但是我每一日都會提醒自己,自己有這個任務和責任在美國。這樣我就不可以當自己是單純一個學生般過生活,而是一有 invitation(演講邀約)就去。」

他無所謂地形容留學生活,「談不上任何的享受。無論學業還是香港的工作,我都給了一些期望和責任感予自己。希望將兩件東西都做到最好,而代價就是 — 無咗其他生活囉。」

左二為敖卓軒(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左二為敖卓軒(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就連選擇耶魯本身,部分也是經過縝密思考的「政治決定」。

Jeffrey 說,羅冠聰當時從三間錄取他的院校中 — 史丹佛大學、喬治城大學、耶魯大學 — 選擇耶魯,是一個「好有遠見的決定」。

美國國會所在地、政治樞紐華盛頓在東岸,因此位於西岸的史丹佛大學已率先被淘汰。剩下的兩所院校中,喬治城大學正座落於華盛頓,而耶魯則離華盛頓有 6 小時火車車程。

「如果是百分之一百的、practical 的政治考量,佢會揀 Georgetown(喬治城大學)。因為在 DC(華盛頓),佢可以日日去國會,佢可以日日做我做緊嘅所有嘢,而佢影響力會大過我。」

那為什麼不選擇 Georgetown?「如果很狹義地看美國政治的精英的話,咁 Gerogetown 贏耶魯都唔出奇。但如果你講美國的商界、法律界、政界…不同方面的精英 — 其實耶魯作為最 top、與哈佛、Standford 齊名的院校,produce 呢一種精英一定更加多。」

這些都是 Jeffrey 經過和羅冠聰的傾談,外加他自己推敲所得的看法。「即是說,有乜嘢人我係可以而家識嘅?幾十年之後,這些人會在世界、或者在美國做緊乜嘢。」
因此,他形容,耶魯是「中間落墨的方案」。「耶魯就係俾佢做到『今日嚟、聽日走』的模式。去 DC 見要見的人,將要做的事 squeeze 到兩三日裡面,但是平時可以係耶魯讀書,安安靜靜,識佢要識嘅人。」

除了這些複雜的考慮,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耶魯大學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頂尖學校,學業上的訓練也比 Georgetown 嚴謹。

而羅冠聰是真心想讀書。

「自己也覺得,不可以一路被一個很急速的政治 consume,這樣自己會少了好多空間思考,導致自己思考整個世界的時候,一些更加虛、更加 broad、更加意識形態上的範疇上的(思考)鍛鍊少了。這也是我會想去讀書一個很大的原因。」

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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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過最快的路,就是不走捷徑

「佢有呻話讀書辛苦㗎。」當時和羅冠聰同在美國的 Jeffrey 回憶。

對羅冠聰來說,最辛苦的似乎不是接而連三地穿州過省參與各種會議,然後立刻回校上課這種緊密行程,而是學業本身。

羅自知自己資質未必算最聰穎,也知道若單靠自己從普通地區中學升讀嶺南大學的學術資歷,未必足以入讀耶魯。

但他也知道,既然有這樣的機會,就要證明自己值得。就算公務繁忙、打國際線是頭等要事,羅冠聰也不願讓自己的學業得過且過。

Jeffrey 看著羅冠聰焚膏繼晷,對當地小粉紅常把「美國人保送羅冠聰到耶魯讀書」這種抨擊掛在嘴邊實在沒好氣。

先不說這完全不符事實,「佢真係努力㗎嘛。人哋睇 300 頁 readings,佢睇 300 頁readings。人地寫 30 頁嘅文,佢又寫 30 頁嘅文。…佢會同我講,『唉辛苦啊,以前真係無呢啲機會啊』。但既然身處一個咁 competitive 的環境,就要學識在這個情況下生存。」

「他不是那種走精面、cut corners 的人——拿,黃之鋒就係。」說到羅冠聰這種咬緊牙關的本質,Jeffrey 不禁笑著搬出另一位性格急躁的友人作比較。

2019年6月,黃之鋒出獄,羅冠聰「接放學」。(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2019年6月,黃之鋒出獄,羅冠聰「接放學」。(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這不是對黃之鋒的批評 — 純粹是一個比較……羅冠聰是會為了寫好一篇paper,去圖書館借 20 本書,捧出來,在房間裡慢慢……夜媽媽開著盞燈睇睇睇,諗諗諗,然後寫。你可以想像到黃之鋒有一日,就算去哈佛、耶魯讀書,佢都係會搵好多辦法 cut corners。」

「但羅冠聰不是這樣的。有 deadline,佢就 meet,有嘢佢就要做,佢 fulfill 到 — 佢一定係 give his best 的。」

羅冠聰就是這樣一個人,勤勤勉勉。

讀書是這樣,出書也是這樣。Jeffrey 笑言,黃之鋒就是個「機械人」,當年出版《我不是細路》(2015)是抱著一種「剔清單」的心態,他模仿黃:「我要去到呢個位,我係社運人,我係政治人物,去到呢一個位嘅時候,我需要一本書,咁我就搵辦法出一本書,剔剔剔剔剔。」

但他形容,羅冠聰出版《青春無悔過書》(2018),是另一回事。「羅冠聰唔會覺得出書係一種 practical 嘅嘢。羅冠聰真係會想用一本書,去記錄佢個成長、人生、諗法 — 黃之鋒當然也有這些諗法……但羅冠聰唔係『剔剔剔剔剔』㗎嘛。(他嘗試)在文化上尋求一些滿足到自己的東西。」然後認真地寫書,而不只是把自己過去的評論梳理一遍。

翻開書,周保松在推薦序中提到他對羅冠聰的第一印象:「既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亦有濃厚的理論興趣」。

當中那種「現實關懷」,似乎並不限於政治,也關乎人文。

Jeffrey 說,羅冠聰是「我認識咁多個 public-facing 的政治人物裡面,最同我溝通到非政治議題的人。」

他們會聊叱咤,聊何韻詩的歌,聊香港電影,甚至聊娛樂圈八卦。「講下世界杯、阿仙奴、電影、音樂、學術……無數咁多嘢,都可以同羅冠聰講。」

還原基本步,羅冠聰只是個普通的香港男仔,或許比一般人「文青」一點,或許比一般人關心這個世界多一點,或許比一般人有抱負一點,或許比一般人走得慢一點。

羅冠聰與葉德嫻,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羅冠聰與葉德嫻,圖片來源:羅冠聰 facebook

政治作為志業

從學聯到眾志,從眾志到立法會,從立法會到耶魯,都是因為他心裡的政治夢,比一般人強烈一點。但夢想不等於志業;志業另一個重要的構成,在於責任,在於 commitment。而他的責任心,則遠超一般人。

「這種(政治作為)志業,一定要同你生命掛鉤啊。即是,你要用你的生命,去貫徹佢。……它不單是一種能夠滿足你的追求,而是有很多的責任,很多的 — 你人生很多東西都同佢連結埋一齊。」

「(光是作為)一個 activist,其實我無任何責任、條件要負 — 我可以讀書就讀書,我可以做自己嘢就做自己嘢。但我覺得我的生命是多過我個人(的選擇),而是跟政治連埋一齊。…無論是選民對你的要求、你對自己的要求,你覺得政治上自己應該要的位置,都要靠你自己活出來,而不是單純做一些事就可以滿足到。」

不要誤會,羅冠聰形容的不是他現在的狀態,而是一種理想。而對他來說,理想就是一種永恆的「無限接近」,永遠無法到達。

將自己的生存狀態、志業理想,跟政治環境結連,會否太痛苦?

他一貫地沒所謂,「我自己願意進入這一種狀態,而我覺得這種狀態對世界有意義。所以我也不敢講這種狀態好痛苦。」

他難得露出一點恍惚的神態,呢喃般說,「可能我不處於這種狀態的話,我更加不知道自己是誰呢?可能我不在這種狀態,我更加不知道自己生存於世上有什麼意義。」

如果嘗試追溯這種狀態的形成,則政治與生命結合的瞬間,是在什麼時候?

記者問過阿軒,問過 Jeffrey,他們都答不出來。即使近距離觀察到羅冠聰生命中好幾個清晰可見的轉捩點,也沒有察覺到這麼一個瞬間。

也許是因為,這種瞬間不存在。對一個較真而勤勉的人來說,一切轉變都發生在累積之中。

羅冠聰

羅冠聰

文/黃珍盈
攝/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