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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東亞共榮圈」— 及戰爭

2019/5/21 — 13:32

5 月 15 日,中國舉辦了第一屆名為「亞洲文明交流互鑒與命運共同體」的大會,號稱有 47 個亞洲國家參與。這個升級版春晚,落在一個奇異的時間節點,也就是中美的貿易糾紛越來越激烈;最近美國有報道指,國務卿蓬佩奧正籌組一個擬定對中國政策的小組,成員之一的國務院國家政策發展主任 Kiron Skinner 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這是要對付一個真正與我們不一樣的文明和不一樣的意識形態,而美國之前從未面對過。」也就是將中國視為比蘇聯更高的威脅。

在「亞洲文明交流大會」的幕開儀式上,習近平的開幕演講也反擊了「文明衝突論」,內容之後又在中共黨報《求是》刊登。習近平說「若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在文字版本,中共認為「各種人類文明都各有千秋,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只有外交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甚麼『文明衝突』」,海外黨媒有文章盛讚此乃「反擊西方中心論」。

中國不也在做同一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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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批評西方/美國自我中心、批評西方人自以為擁有高等文明,希望改變他人的時候,似乎渾然忘我,忘記自己也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後進者。在反對「民主自由模式」制霸人類歷史的同時,中國也將自己的那一套塞給其他族群。他們反對維吾爾人的宗教生活、毀滅/改建了很多寺廟,用強迫通婚和殖民將異質地區「漢化」。談及西藏的時候,中國官方永遠帶著解放者的口吻,認為自己「解放」了農奴制的西藏,將自由和平等帶給了西藏。如果說人類各種文明都沒有高低優劣之分,那麼西藏的那種社會體制,也沒有特別下等,又有甚麼需要中國人去「解放」和拯救的呢?

如果並沒有進步和落後之分,今日中國人又為何高舉自己將這些地區「帶入現代」(當然還有天然資源的掠奪)的功績呢?在香港,中國官方和中國人也不時表露出一脈相承的傲慢。「香港已經回歸中國」、「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香港人不用支付寶或微信支付是落後表現」;他們嘲笑香港經濟不景,事事講求程序和問責,不及他們舉國體制有效;他們不斷說香港年輕人「回去」大灣區才有前途有將來,他們說普通話才是高等、正宗的中文,而廣東話只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劃定一個勢力範圍(天下)之後,「中華」就可以在這個範圍中任意廣推自己的一套,改變其他人的文化和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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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這個名目

而更大的問題是,雖然中國用一套和平、共融、文化多元的現代左翼自由派言辭,去反對美方的「文明衝突論」。然而這個「亞洲文明交流」的發明,本身就是大東亞戰爭論述的陰魂重招。

日本不是突然變成軍國主義,其最初的源頭是進口自大唐的儒家文化,在建立仿中華式政權的時候,「中華思想」關於華夷之辨的想法,也開始影響上層政經知識貴族。到了某個時間節點,日本主義興起 — 世上確實有華夷之分,但我們日本才是「中國」,西邊大陸已經淪為夷人。

由於日本是華、神國、君子之國,而「亞洲」的概念慢慢進入了「亞洲」本身,「西力東漸」除了帶來政治動蕩,還有地理和集團觀念。我們漸次接受了「亞洲」的想像觀念,而且認知到自己在「西方」列強的侵略射程之內。

18 世紀中,明治政府開始「維新」。明治的前十年,大多數是內政重組,也有武士集團發起的西南內戰,不過要檢驗成果,還要要看對外戰爭。第一次出兵是 1874 年,對手是當時仍然獨立的琉球王國。後來大清介入,日本算是稍佔便宜之後全身而退,留下外交條文的尾巴,20 年之後甲午戰爭,日本得到一系列包括琉球的戰勝品。

泛亞主義與日清提攜

1894 年的甲午戰爭已經檢驗了明治維新的初步成果,但早在 1885 年前後,福澤諭吉已經在寫《脫亞論》,可見日本知識人並不是「勝利球迷」,看到打贏仗才動筆。他們一早就認為中韓乃至其他亞洲地方都太過落後,在歐洲的殖民狂潮,會拖累日本,所以日本應該積極影響這些地方的政治。於是實際行動就是透過黑社會和浪人、明面暗面的在其他東亞國家建立親日代理人,包括孫文的同盟會在泛亞反俄主義組織黑龍會的幫助下,於東京成立;辛亥革命亦自然都是在日本人的奔走協助下得以開花。

這一切人力物力的投入,都是建基於日本之外的整個東亞都需要進步的想法。這些國家同為「亞洲」,所以應該以日本人為模範,團結起來抵抗歐洲人。這個「王道一以貫之」的形上思考、認為中華道統已經落在日本手上(因為國家神話說天皇萬世一系,反觀中國大陸不斷禪讓放伐,兼且多次被外族征服)的政治判斷,令日本人發起戰爭背後的國史思維。很多人都會感嘆,日本比中國「更中國」;其實「大東亞戰爭」本身就是古中國思維的產品。

晚清前後曾經有清日之間曾有「日清提攜論」,革命初步成功之後孫文都是泛亞主義者,其人生的最後演講還是《大亞洲主義》,很籠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王道文明、而西方就是霸道文明,可說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面世之前的簡單版本。

不論是「亞洲」還是「王道」,這都是說亞洲各國自視為同一個政治利益文化共同體,必須團結起來才能在這個殖民世界免於奴役。

日本先拔頭籌ㅤ但中國還未輸

到了 20 世紀初,情況急變,日本政壇對理想層面的泛亞主義明顯已不感興趣,取而代之的,是以「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中解放亞洲」、「相互尊重、彼此獨立」和「共存共榮的新秩序」,即大東亞共榮圈,並開始出兵各國。

大東亞戰爭是一場自我預言和實現的文明衝突,不無諷刺的是「亞洲」這個概念其實是歐洲發明,用以區別我者和他者,後來這個泛稱到了東方,加上西方的壓迫,就搞出了很多事。日本人認為「亞洲」和「王道之治」遇到西方挑戰,行將衰亡。興滅繼絕的方法,是以日本為首重建一個大帝國去資源整合,以更大的舉國體制反擊,無論如何都要守護東亞神聖和天然的政治文化傳統,這是一場對西方文明的「抗爭」。

而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爭範圍,大致上跟中國現今聲稱的「自古以來」的勢力範圍,並沒有太大分別,也就是東海、南海、整個東南亞以及澳洲。只要舉凡天朝文物風俗所到之處,都屬於此神聖帝國的傳統勢力範圍。

大東亞戰爭只是日本失敗,但這個意識的發祥地,即中國,在 21 世紀又再回到這個計劃之中。也就是「中國模式」,以及外交上作為亞洲的領袖對抗美國,這個文明的自我期許,按歷史而言不會先毀滅最遠的敵人,而是會向鄰國輸出更大政治甚至軍事壓力,以早日完成「共榮圈」以抵抗美國。

在貿易談判中,中國始終不能放棄補貼國企、強迫轉讓企業技術機密等等,便是另一種文明衝突。因為沒有了這些「特點」,就不是舉國體制,中國就沒有了其獨特性,亞洲就此失去希望,成為西方文明的附庸。

只要「東方危機意識」一天沒有消失,大東亞戰爭還是會不斷上演。其實其他小國都有類似的想法,例如現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威權領袖提出的「亞洲價值觀」,這些都是出於一種救亡意識,只是對撞起來的戰爭不一定很大,但這還是同一種鑲入「亞洲概念」之中的自我想像出來的特殊性。

衝突的前兆

但東方自身的危機意識,是近代世界史的經緯線,根本無法抹取,只有徹底的殺戮才能清除,日本是一個典型例子。為何是由日本發起第一次大東亞戰爭,除了軍事實力,還涉及普遍恐慌的「國民性」。在黑船來臨的時候,整個江戶的恐慌,就為「東方危機意識」為引旨的大東亞戰爭埋下了伏線;大清之下的「中國人」,由於自視為天下中心,擁有人類最高的文明,在西力東漸很久了,也沒有那種歇斯底里。兩班人的心理分別,將中國的大東亞戰爭推遲了一個世紀以上。

現代中國以「輸出中國模式」、間諜、收買、偷竊、補貼、市場不開放、武裝化鄰近海域等等,作為行走國際社會的帝國技藝,其實是第二次大東亞戰爭的前期工作。從販夫走卒幾十年來都說「美國佬想分裂中國,令中國變成弱國被欺負」,到高層黨官明確提出貿易問題產生的「政治風險」,這些都是中國版本的「東方危機意識」,有這個意識就會令本來不是戰爭的局面,變成戰爭。

當一個亞洲國家開始談共融、談普世性、談互相提攜……那真是充滿近代史的既視感(Dejavu),當時的日本不也是說這些漂亮話的嗎?一代人死過之後,現在我們又有「以亞洲作為方法」、「北京共識」、「文明自信」、「對抗西方中心論」,這些概念,在歷史上都出現過 — 那是衝突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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