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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政治性工業行動(上):罷工之難與「大台」之用

2020/11/15 —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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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麥德正】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反修例運動裡,「用網絡『吹雞』發動大遊行成事,發動眾籌、在國際大報刊登廣告也成事,為何大罷工不成事?」這是作者在文首提出的大哉問。輔以他過去多年的工運組織經驗,麥德正嘗試簡述經濟性與政治性工業行動的分別,也從勞資關係的角度,解釋抗爭期間,不少打工仔女仍選擇上班的原因。

然而,麥德正認為八五罷工集會是重大的分水嶺,開啟了民間的政治性罷工實踐。文章進而比較「平台」與「大台」兩種不同的組織形式,分析連登、Telegram等網絡平台的爆發性動員力,以及工會處理職場具體問題、建立面對面聯繫的能力,說明因時制宜地應用兩者的重要性。

(本文為全文上篇,請留意下周連載。)

在2019年抗爭運動期間,罷工被視為一種抗爭方式,給提上議事日程。大規模罷工令國家機器停擺,是威力極大的抗爭武器,為希望改變政局的人們所期待,有心人更挺身組織工會,竭力發動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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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2019年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抗爭運動(下稱:抗爭運動)至今,一批新工會成立,但針對政權的大規模罷工或工業行動並沒有發生。在互聯網年代,用網絡「吹雞」發動大遊行成事,發動眾籌、在國際大報刊登廣告也成事,為何大罷工不成事?原因當然不是「香港人好鐘意返工」如此簡單。那麼,探討罷工在怎樣的條件下發生,就是很有意義的事。

筆者曾在香港職工會職工盟(下稱:職工盟)擔任工會幹事多年,組織及觀察過大大少少的罷工,現時身為區議員,仍然在社區工作中注意到勞動階層擁有改革社會的巨大動力。筆者憑以往經驗,及在社區中了解的民情,依去年抗爭運動至今的時序,兼敍兼議,對關於工會角色、罷工或工業行動的主張和行動,作觀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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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罷工的期待與想像

筆者親身經歷參與組織的,是2019年抗爭運動之前的勞資糾紛,都是為經濟性的(其實勞資糾紛都反映著整個政治制度傾向資方,沒有純粹經濟性;也沒有任何政治事務不帶有經濟性,本文只是為了方便討論,作如此劃分。)、與生計有關的,譬如老闆拖欠工資、單方面更改合約及剝削工資低等,令勞方作出工作待遇上的訴求,部分發展為工業行動,甚至罷工。當中最為社會關注的,包括2007年紮鐵罷工36天和2013年碼頭罷工40天,還有其他規模較少、為時一至兩天的罷工。這些工業行動及罷工大多數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組織才能成事。

2019年6月初,抗爭運動爆發,為了向政府施壓,社會上開始有罷工的呼聲。這不是香港一直以來的經濟性罷工,而是政治性罷工。香港鮮有為了達到政治訴求而發動的罷工(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事隔百年,歷史背景已不一樣;六七暴動中的局部罷工是親中共工聯會的指令行動,故本文不提及。)。於是,政治性罷工成為了新生議題,很多人對於「罷工」的定義不清楚,將一切不工作的行為,包括請假、曠工、怠工,甚至連商戶罷市也算在內;也有人將罷工看作是遊行、拉人鏈、上獅子山等其中一種示威行動。隨著後來討論增加,人們對於罷工有更多認識。

雖然說上街示威的好幾百萬人,大部份都是打工仔女,為什麼可以遊行,卻不參加政治性罷工呢?始終很多人雖然不滿政府,但認為不上班是不行的,主要有幾個原因:一是怕跟老闆直接衝突;二是覺得政權有錯,但不是老闆有錯,不應該扯到工作上去,覺得罷工和政治很難連結起來;三是勞工階級意識薄弱,香港人對罷工和工業行動的了解和經驗不多。這些都是不利罷工的。

如果老闆覺得罷工的源頭是政府,也厭惡政府,認同或被迫接受罷工是反對暴政的有效方法,就會允許罷工,不會怪罪夥計;或有一些老闆是「藍絲」或「港豬」,加上待遇不佳,員工認為沒有這個飯碗也罷,就有利參加罷工了。

能撼動政權的罷工,規模一定大、一定會傷害到既得利益階層,連一般僱員和僱主亦有所損失,是真正的「攬炒」。罷工持續向政權施壓,可不只是一、兩天的事。能做到這一步,勞方非有堅決的意志和強大的組織力不可。當相當人數的勞工認為「罷工」和「反對政權」的關係大到足夠的地步,就可以發動政治性罷工了。

可是,很多人正因為要面對僱主這一關,參加罷工有困難,於是都想「被罷工」,希望有一些事情發生,令大部份人不用上班、癱瘓社會運作,令政府受到壓力。於是有人期待關鍵行業的員工,如港鐵車長、巴士車長、公務員等等,進行堵路、罷工或怠工。可是,新巴工會發動了慢駛工業行動,但沒有罷工;公務員搞了集會,但沒有工業行動;港鐵工會及員工代表公開表示不發動任何行動。一廂情願「被罷工」的幻想破滅,有人怪罪工會不搞罷工;但試問自己和身邊,有多少人打算參加罷工呢?

所謂「香港人好鐘意返工」其實掩蓋了勞資關係下,僱員參加罷工所面對的困難。但無論如何,平時對罷工了解不多的香港人,認識到罷工是影響國家機器的一個手段,而且想付諸實行,在意識上是一個重要的躍進!

網上呼籲2019年8月5日全港三罷,對大罷工是一個試煉。儘管當天沒有發生真正的大規模罷工,但還是有約35萬人,各出奇謀,令自己不用上班,參加了全港七區的罷工集會。這個政治性罷工的實踐,距離6月初首次發出的罷工呼聲,只是兩個月而已。

在分水嶺看平台和大台

2019年8月5日七區罷工集會,是一個「只存在經濟性罷工」與「實踐政治性罷工」的分水嶺。跨過分水嶺之前,有工會罷工和工業行動的經驗,可作政治性罷工的參考;跨過分水嶺之後,擺在眼前的當然參考,就是形塑整個抗爭運動的互聯網平台,包括:連登、TG、IG、FB、WHATSAPP、各種網上討論區及投票區等等……分水嶺之前之後,也關乎組織模式的轉移,如何影響著社運及工運未來的發展。以下依社會上流行的分野,對「平台」和「大台」對兩種組織模式作出比較。

長久以來,發動罷工及工業行動的,往往是工會。工會是合資格成員所構成的科層機制,有會員和選舉產生的領袖(工會理事),以權利、義務、共同的目標和立場,維繫會員之間的關係,令工會具有代表性,這是被稱為「大台」的組織模式。工會會員責任上要繳交工會年費、依規章辦事、參加工會會議、處理工會事務。相較另一類型,俗稱為「平台」的組織模式,在網上盛行,就是在當下有共同目標和立場的人們,建立互相沒有從屬關係,沒有強烈責任約束的簡易架構或聯繫網。平台的參與者之間有一定共識,但不強調規章,參與和退出平台亦比較寬鬆、有彈性。

平台和大台是不同的組織形式,兩者並沒有先設的意識型態及立場的差異,分別只在於因時制宜,把那種組織形式用於最適當的場合。以下作出說明:

經濟性罷工發生於某企業或行業,工人因境遇相同,而產生共同的爭取目標,如紮鐵業工人和碼頭工人爭取加薪而發動罷工,之後引起公眾的同情和支持,引發了聲援遊行、眾籌罷工基金及捐贈物資,已算是不錯的成果。相對於經濟性罷工的感染力從罷工工人逐步擴大至公眾,抗爭運動所引起的政治性罷工倡議,從一開始就是以全體「香港人」為主角,跨越所有階級和階層,群眾層面十分廣泛和複雜。抗爭運動所引發的罷工主張,以五大訴求為「香港人」的爭取目標,涉及人數之龐大,目標層次之高,非一般經濟性罷工所能比擬。群眾數目的多寡及運動的內容和性質,也影響著我們採用什麼組織形式。

首先看經濟性罷工,罷工工人都需要在民主參與中「齊上齊落」,如紮鐵罷工36天、碼頭罷工40天,罷工工人因應形勢,不斷進行討論和決策,調整行動策略和爭取目標,用投票決定方案。這是百人級、千人級工潮的集體處理方法。同樣想做到「齊上齊落」,全港性的抗爭運動從一開始就涉及數量龐大的群眾,動輒是十萬人級、以至百萬人級,要在短時間內動員,及決定一些重大原則和大策略,使用網絡平台大概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目標如五大訴求、立場如「核彈都唔割蓆」、行動如八五罷工,及無數的群眾動員,都是從各種網絡平台產生。

抗爭運動是非架構化、非中央化的運動,人們在各種網絡平台提出討論及建議「帶風向」,從網絡發言的密度及內容,可了解群眾的反應。在網絡平台倡議什麼都可以,縱使極富試驗性和冒險性的,只要群眾認同,就會走紅,並付諸實踐。例如有人在網上推出「香港人抗爭日程表」,表中完全沒有負責人,如有人依從,就有行動發生,縱沒人依從,也不會有人須付上責任。網絡平台如此運作,有什麼倡議從中脫穎而出,是難以預料的。網絡平台對於政治性罷工的倡議,是願望多於具體的做法,是樸素的想象多於對實際處境的描述和考慮。

萬人級的網絡平台涵蓋幅度大,但沒有進入職場勞資關係這麼具體而複雜的細節,難以統籌工業行動的決策和執行。網絡上呼籲罷工,聲音也許響亮,但對於一名打工仔自身來說,是否參與罷工,關乎其個人飯碗安危,是重大的抉擇,除了上文提過的勞資關係之外,能否與同事們在罷工一事上建立共識,進而產生信任和默契,也是關鍵的決定因素。同事之間日常工作關係如何、有沒有交情,影響著罷工時如何分工,誰發號司令、誰被問責等等……這些人與人、面對面的聯繫,是工會和罷工工人的組織工作,也是互聯網平台不能取代的。網上「我可以為你上前線擋子彈,你願意罷工表達訴求?」的呼籲固然感人,但不能處理職場的具體問題。

相對於網絡平台,舉一個工會策略性工業行動的例子:職工盟「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會」(下稱:新巴工會)在抗爭運動短時間內作出反應,表態支持6·9遊行;當社會上出現罷工倡議時,工會發動工業行動,呼籲車長6·12跟從駕駛指引,以安全車速行車。工會考慮到,車長們顧慮到勞資關係,不可能一聲令下就罷工,因為大家見到其他行業沒有以工業行動作抗爭,是不會輕易進行過激行為而「送頭」。於是新巴工會先發動安全車速(慢駛)工業行動,比其他行業走前一步,嘗試帶起風潮。這是工會在保護自己及全體同事飯碗的情況下,帶動社會氣氛的策略性行動。在社會氣氛及工會呼籲之下,6·12早上有車長以各種駕駛方式堵塞路面,有的更奮不顧身把巴士越線橫停,將自己的生計和飯碗拋諸腦後。

新巴工會有深厚的戰鬥傳統,得到工會會員代代相傳,工會理事注重對自我和會員的培訓,令工會整體有強烈的工運意識和政治意識。工會一直跟資方角力,爭取合理權益,發動了多次工業行動,而且多次對重要的政治事件(包括早前970車長被捕事件)作出回應,基本上掌握到工會會員及其他非會員員工的反應,進退有據。新巴工會在抗爭運動中的表現,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工會示範。由此可見,工會實力並不是一下子的躍升,而是一連串的長期積累,逐步上升。

罷工不是一天練成,促成罷工,可以用各式的工業行動試煉,譬如集體請假、按章工作、怠工等等……航空服務業工會做過「不微笑行動」,讓每個空服員都目無表情的待客。從工業行動到罷工,有很多階梯,可以按行業的特性和社會氣氛去做。當員工們踏出穩妥的一步,就可以更大膽的多走一步,漸漸儲備了罷工的實力。

抗爭運動透過互聯網而壯大,令人們會培養出某種默契和共識,響應「吹雞」,但在一些需要高度配合的精密行動上,還是要使用「人盯人」的方法。再舉一個例子,紮鐵罷工和碼頭罷工為時幾十天,搞罷工基金的時候,評估籌得的款項能讓多少人堅持罷工多少天,不只是加減乘除的計算問題,而且是不同處境的工人的士氣和意志的評估,再加上罷工基金的保管和派發方法,都一定是經過面對面的密切溝通才能成事。

編者後記:

麥德正在上篇簡述經濟與政治性罷工、平台與大台之分別後,將於下篇探討新工會如何開拓政治性抗爭空間;抗爭中的階級協作,如何影響勞工權益意識的發展;再展望當前經濟危機之下,工運的未來發展趨勢。請留意下周連載。

作者簡介:現任東區(西灣河,2015年當選)區議員及工黨副主席,曾經任職工盟、民陣、街工等組織。多年來參與組織過各種工潮,例如扎鐵工潮及葵青貨櫃碼頭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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