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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政治性工業行動(下):從大罷工回到落地組織

2020/11/22 —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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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麥德正】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現任東區區議員麥德正在本文上篇,簡述經濟與政治性罷工、平台與大台之分別後,將於下文探討中港政治矛盾的凌駕性,如何衝擊社會對罷工的固有想像,並改寫工運的未來。

作者先以2016年協助選區居民籌組「樣辦政治性工會」的經驗,說明新工會的急速發展,需要強大的政治運動作背景,也分析新工會多為行業工會、多認為爭取勞權乃次要的原因。作者也看見,運動中的跨階級協作,並無礙勞工權益意識的提升。

作者叩問當前仍未出現大規模工業行動的原因,同時預視民眾的經濟公義意識、對本土經濟的想像,也將不斷發酵;下一波的運動高潮,將視乎當下的組織工作,能否把握未來的政經形勢,累積抗爭經驗與思考。

新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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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筆者當選區議員,在社區工作中亦設法組織工會。2016年是立法會選舉年,「寸土必爭」是響亮的口號,即是要爭取最多的議席,連不民主的功能組別小圈子議席,就算明知落選,也得去挑戰。2016年,網絡平台有人建議組織工會,以工會取得票,挑戰長期被工聯會壟斷的三個勞工界議席,縱使趕不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也要在下屆(2020年)實行。其中一位致力推動的人士,正是筆者區議會選區的選民兼義工。

這位街坊是中產階級的金融業僱員,在雨傘運動中結識了十多位中產同業,他們考慮搞工會原本不是為了勞工權利,而是政治先行,想民主陣營奪得更多議會席位。他們經筆者聯絡了職工盟,深入地討論如何組織工會。在此之前,一般的勞工組織工作都是由勞資糾紛及提供福利入手,以政治目標介入,是罕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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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中產金融業從業員都表示,現時的工作待遇是無可挑剔,為生計其實毋需搞工會,但經過討論,談到工序外判及人工智能對未來就業有影響。最後結論,是首要挑戰立法會勞工界議席的壟斷,另外是參與工運,希望成立第一個「樣辦政治性工會」,之後可以吸引其他理念相同的從業員加入,甚至成為一個運動,鼓動其他行業員工成立類似目標的工會。「樣辦政治性工會」與2019各個新工會的目標十分近似。

可惜,雖然「樣辦政治性工會」會章於2018年完成,可以準備註冊,但在當時民眾普遍政治無力感的淡風之下,工會籌委接觸到有頗多同業願意加入工會,但不願擔任創會理事,「政治性工運」實在難以推展。2019年2月,抗爭運動爆發前夕,工會籌委們宣佈放棄計劃。誰都想不到,隨即6月抗爭運動來臨,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令新工會浪潮發動。從此可見,「政治性工運」需要有強大的政治運動背景。

2019年9月起,多處連儂牆都見到新工會浪潮的文宣,宣傳工作進入社區。2016年「樣辦政治性工會」的經驗,令筆者嘗試在社區組織新工會。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准許成立社區工會,只要有七名同區的就業居民就可以創辦,筆者為此招攬熱心投入抗爭運動的區內就業居民,但他們普遍對罷工不樂觀,無意組織或加入工會,寧可投入其他方式的抗爭;有的更認為呼籲罷工其實是表象,實在是上街抗爭的號召。如此情況,或許解釋了何以新工會多是行業工會,而鮮見企業工會(更遑論社區工會),因為行業工會涵蓋面廣,較易招收工會會員,而旗幟也較有代表性。

大量新工會出現,一方面是為了發動政治性罷工,需要有組織的旗幟,雖然法例對罷工沒有多少保障,但工會作為合法的平台,發動合法的罷工,也是盡量保障罷工參與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2020立法會選舉「寸土必爭」,力求達到議席「35加」的目標,也一定要挑戰立法會勞工界議席。多成立工會,民主陣營就有更多票數。工會註冊需時,熱心人士都在網絡平台「催生」,找人從速成立工會,2019年底,一批新工會籌委會正在辦理註冊,形成新工會戰線,當中有些加入了職工盟。除了以上原因,有抗爭者也希望多成立工會,認為不論組織的性質是什麼,總之有更多組織參加抗爭,形成更多戰線,就是令抗爭運動壯大。而希望藉著新工會爭取勞工權益的,實在是少數,而且認為這是次要目標。

長期以來,工會抗爭屬經濟性,是勞資關係範疇。新工會開拓了政治性抗爭的戰場,突出例子就是醫護工會罷工,針對政府不封關,令瘟疫禍害全港,同時令醫護員工百上加斤。在此之前的例子,大概只有前特首行李門事件,空中服務員工會為了維護專業守則及乘客安全,也為了堅拒向權貴低頭,舉行了機場靜坐集會。

新工會策動6月20日罷工公投,趕在「港版國安法」出台之前舉行,令發動罷工反抗「港版國安法」獲得授權,雖然投票率未如理想目標,但一萬四千人以投票確認政治性罷工的意願,在香港是前所未有的事!回顧2019年6月,普遍香港人從未認識罷工及工會,到一年後竟然有新工會運動,還有罷工公投,發展速度非常之快。

階級意識、身份認同、經濟危機

在只有經濟性罷工的過去,對於發動政治性罷工的情境之想像,大概就是政權和資產階級勾結,產生政治危機,再加上經濟危機,令勞動階層生活困難、亦感到階級敵對,繼而不惜一切罷工。

但抗爭運動所引起的罷工呼聲,與上述想像正好相反。從反送中開始,抗爭運動就是跨階層的,連有錢人也認為香港政府聽命於北京,硬推送中,無視法治,有違其利益,於是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及部分資本家一起,面向中共政權,「香港人」身份認同成為最大公因數。另一方面,雖然很多人都怨政府漠視民生,但政權危機和經濟問題的關係並不直接,五大訴求就沒有直接涉及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中共與「香港人」的政治衝突,已凌駕勞資關係和階級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連資本家也被劃分為黃、藍的今天,以勞資關係為主軸的階級矛盾被進一步打散,例子不少:有文宣把李嘉誠歸入黃圈,謂「願誠哥歸香港」,而「香港人」要經濟制裁的對象,都是「紅底」藍色資本家;抗爭期間,非「紅底」銀行受到牽連破壞,會有人自發眾籌賠償。而倡議成立「黃色經濟圈」更是階級合作的實踐。

在此情況下,勞資關係和階級矛盾是如何處理呢?近日發生過黃店違反勞工權益的事件,勞工團體嚴厲處理,對該黃店造成打擊。公眾對此大多數意見是「一單還一單」,縱使黃店是同路人,有「香港人」的抗爭目標,若違反勞工權益亦要嚴辦。公眾認為黃店應當更有良心,更堅持勞工權益和社會公義,可見勞工權益的意識不但沒有因為階級協作而給消弭,反而是加強了。

工運圈中一向想像罷工與經濟危機攸關,去年武肺瘟疫未爆發時,筆者也認為香港經濟狀況未夠惡劣,若經濟問題惡化,香港人謀生困難,政權無法解決,則民怨沸騰,足以引發政治性罷工。可是,武肺瘟疫延續至今,仍沒有大規模工業行動。大家可能會說,醫護罷工不算嗎?筆者當然沒有忘記,而是故意不算在內,因為醫護界的罷工一定是有限度的,主要是喚起公眾不滿,向政權施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罷工。醫護界以人道為大原則,其工業行動不能升級至影響病患,以公眾生命和健康作籌碼,正如我們難以想像水、電、煤、消防的工業行動是全面罷工。

瘟疫來自武漢,擴散至香港,是中共政權及其屬下香港政府的責任。香港政府以防疫為名,以限聚令鎮壓示威、押後立法會選舉,加上DQ立法會參選者,及不斷的政治拘捕兼起訴,政治情況不斷惡化。經濟民生方面,瘟疫導致百業蕭條,員工減薪、企業裁員和倒閉持續發生,甚至進一步加深擴大,基層以至中產深受其害,政府卻推出的所謂「保就業」措施向財團輸送利益,同時凍結最低工資水平。執筆此刻,經濟及政治危機俱在,工業行動卻未見發動,因為未有導火線?大眾認為罷工不如「搵工」開?階級合作,不要罷工「攬炒」?民生問題仍未夠嚴重?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關連未夠強?政權鎮壓,形格勢禁?工會未夠強大,時機未到?還是其他因素?真是值得探討下去。

未來趨勢

雖然仍未見大規模工業行動的跡象,但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發生。時局多變,難以逆料時有感嘆「今日唔知聽日事」,但從以下大趨勢,或許能對工業行動和工會的未來有更多掌握。

1. 經濟及職場公義意識上升:

經過抗爭運動,香港人對於政治公義及經濟公義的意識加強。所謂經濟公義,其實有「泛左翼」的意味,只是在香港的環境下,左翼時常被污名,等同於「左膠」,故以經濟公義名之。民眾經濟公義意識增強,對組織工會和發動勞工運動是有利的,亦有助展開討論稅制、全民退保、醫保等工會戰線長遠的題目。

經濟公義意識絕對是工業行動的重要基礎。當越來越多人為了經濟公義,願意參加工業行動,及接受工業行動對生活帶來的影響,罷工就更容易發動。

政治及經濟公義的意識加強,令很多香港人從日常生活展開政治抵抗,著名藍店的營業額至今不如抗爭運動前,就是明顯的事例。工會戰線打算在各行業和企業建立更多職場據點,維護勞工權利及職場公義,並不難理解。堅持職場公義,恪守行業制度及專業守則,拒絕不良操作及縱容貪腐,不只是保障員工自身,也是維護社會公義。沙中線豆腐渣工程,就是被員工揭發的。

工業行動除經濟性和政治性二分的性質之外,兩者混合的將可能更多的出現,如上文提過的醫護工會罷工及行李門事件集會。

2. 建設本土民生產業:

如上所述,中共與「香港人」的政治衝突,已凌駕勞資關係和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的社會矛盾。「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就是各階級的聯合陣線,抵抗共同的敵人。「香港人」建設本土民生產業,正在探索和實踐當中。

前港英政府壓抑工會和勞工權益,實行有利資本家的放任政策,助長泡沫經濟,令地產、金融成為香港經濟支柱;現時特區政府更要「配合國家發展」,「融合大灣區」,製造依賴性經濟關係,搞大白象工程,令香港經濟更畸形,勞動大眾更受剝削。新工會對此已作出反應,提出與黃色經濟圈互動合作的方向,建設健康的香港民生產業。香港工會對於香港的經濟模式的探討從未中斷,工會提出本土的經濟想像及規劃,探索工會在當中的角色,是勢所必然。

3. 資訊科技發展與工業革命:

資訊科技發展,衝擊著人類工作及社交的方式。不斷有說法謂大數據可以預見人類行為走向,但目前的社會運動大多都是從網上引爆,難以預測,這對於工運也是一個變數。同時,資訊科技亦令民眾在職場及日常社交生活上,被打散為小眾,個人主義盛行。一方面,似乎令講求團結的工會組織工作更加困難,但另一方面,充份利用網絡平台,也能令抗爭運動爆發,令「香港人」團結起來,建立身份認同。如上所說,平台與大台兩種組織方式皆會並存,視乎需要採用。

雖然工業革命4.0令新的經濟模式出現,但資本主義性質不變,仍然是少數人掌握最多的資源,永不滿足地追求利潤。中共政權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從側面看,今天中共對香港的壓逼,也是其資本主義的剝削模式在不斷擴張,並且必然會引起反抗。縱使國家機器如何打壓,被壓逼者的反抗必然以各種形式,大小不一的規模不斷發生。大罷工的基礎,就是從局部以至零碎的思考和抗爭行動,一天一天、一次一次累積出來的。

結語:

波蘭團結工會運動是動搖政府根基的好例子,但畢竟時代和社會背景都不同,我們先不用一下子就想做到大罷工,而是落地分析,更好地搞組織工作,從各式各樣的工業行動做起,把劍鋒越磨越利。

 

作者簡介:現任東區(西灣河,2015年當選)區議員及工黨副主席,曾經任職工盟、民陣、街工等組織。多年來參與組織過各種工潮,例如扎鐵工潮及葵青貨櫃碼頭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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