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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公投有感

2020/6/26 —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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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博】

經過2019年612、617、85及1111等三罷行動,筆者樂見近日有聯合工會和學生組織舉行罷工罷課公投。以往由反送中引伸的罷工運動大多透過文宣宣傳,或透過民陣由上而下的號召,藉着市民對社會議題的不滿,尋求遊行以外的社會運動表達政治訴求。今次是首次由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作統籌,各工會發起的有組織聯合罷工公投,是次公投目標為:

1️⃣60000工會會員投票,當中有六成工會會員支持罷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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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加公投的工會中,有八成工會滿足其工會自設的公投門檻。
兩者皆達到後,眾工會將公佈詳細後續工業行動內容。據文宣內容得知,工業行動將可能包括:

1️⃣為期三天的警示式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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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安法落實前的「真罷工」;

3️⃣國安法落實後的「終極罷工」;

以及與學生罷課戰線合作,配合罷課作為癱瘓社會的運動。

然而,6月20日公投後不久得知,罷工公投人數遠未達門檻人數。根據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公布的數字,參與罷工公投的人數只有約9000人,為目標的七分之一左右。
是次罷工公投雖然未能成功,但亦是香港社運工運抗爭多元化的開始。筆者希望透過本文,探討是次罷工公投失敗的原因,希望為日後罷工公投的工運戰線作出反思及檢討。

1️⃣殖民地歷史令職工會積弱

本港的工會和職工會條例,本身在殖民時期已受到港英政府有意無意的壓制。上世紀70年代前,香港工會大多成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勢力在港的代理人政治角力場所,當時兩派工會都曾在香港發動政治性工業運動及暴動以爭取在港影響力。此舉令殖民地政府為防止共產黨及國民黨借工會的力量在香港擴大其影響力,所以沒有大力支援工會發展,令本地工會在上世紀70年代後的力量持續積弱。

港英政府為穩定管治,刻意削弱工會在勞工議題上的角色。殖民地政府透過改善和引進僱傭條例等法律條文以不斷改善工人在合約、工資、勞工假期、在職保障等的權益,但同時本港職工會條例並沒有太大改善,令勞工權益在法例上集中於個人的權益,而非經過職工會作橋樑。工人若受到不平等對待,大多是尋求轉工等方法,即使遇到欠薪、被解散或工傷等問題,本港工人大多尋求制度內運作成熟的勞工處作協助單位,甚少尋求工會協助,令本港職工會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或成為聯誼會之流。

本港工人缺乏對職工會的認知和其作用的了解。長期積弱的職工會令工人不再依賴工會去爭取勞工權益,工會自然難以集結工人力量。因繼承了殖民地的殘缺、被忽略的工會文化,工會力量自然難在短時間內號召大型罷工抗爭。

2️⃣殘缺的職工會條例

雖然基本法27條保障香港居民組織和參與工會,以及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但港英殖民年代及主權移交後的法律並沒有為「罷工」作任何保障。

在職工會條例下,工會會員只能在工作時間外或得到僱主同意下進行工會活動,才能受到條例保障。簡單來說,工會所發動的罷工(一種工會活動)必須得到僱主同意或在工作時間外進行,僱主才不能合法地因為罷工而解僱工會成員。再者,職工會條例及僱傭條例中的罷工定義和詮釋均圍繞勞資雙方的糾紛。帶有純政治色彩或部份政治色彩的罷工,在香港法例中是否得到保障仍為未知之數。

在現有的職工會條例,嚴重傾斜於資方的僱傭條例,以及香港的重商文化下,工會在香港成了很艱難的戰線。筆者以2019年五月荷蘭阿姆斯特丹一次運輸工人大罷工為例,當時法院以罷工條例干涉,規定運輸工會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機場往返市內運輸。香港沒有健全的僱傭及職工會條例保障工會,沒有完整的罷工條例和有法律效力的協商方案,亦沒有完善法律平台,導致罷工缺乏保障,職工會成員亦難以被動員進行政治性罷工。

3️⃣組織及動員能力不足

今次發動罷工公投的聯盟大多為成立不足半年的新工會,各自會員人數有限。即使各工會馬不停蹄在公投前催谷入會,其會員基數仍然不足。根據大會統計,總投票人數大約有九千人,但當中接近1700人為當天即場入會,反映工會本身內部組織網絡、動員能力有限,並非成熟而且可以大量動員的工運組織。筆者認為今次公投的參與者,大多為反送中運動剩餘動員力,工會自身的組織網絡並沒有為此罷工公投帶來額外的動員網路及支援。

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只是各新工會的合作平台,並不是工聯會般的緊密組織。即使職工盟亦是由下而上的聯盟,並沒有一個「大台」可以一聲令下號召所有工會成員進行罷工。是次公投的工會,絕大多數為新成立的工會,自身會員網絡不成熟,工會理事及成員亦缺乏工運經驗,動員能力因此有限。

另一方面,筆者發現參與是次公投或沒有參與是次公投的活躍工會,大多為行業工會,企業工會(如:新巴、港鐵、H&M和公務員)只佔極少數。非企業工會多數被視為外部職工會,而企業工會能有更深入的人脈網絡和增加工會成員的歸屬感,因此非企業工會在團結工人力量上先天性不及企業工會。由於未成熟的工會未能發展深入的工會網絡,即使是次罷工公投各工會已盡力號召,公投亦難以達到所預設的門檻。

4️⃣醞釀時間不足

是次罷工公投針對港區国安法立法進行,最初公投定於6月13日進行,但因當天颱風鸚鵡襲港,因此順延至一星期後的6月20日當天進行。由国安法消息傳出直到公投日,不難發現醞釀時間只有約一個月,公眾對罷工公投的關注程度遠遠不足。筆者身邊不少朋友甚至筆者本身,亦是直到上星期公投延期後才發現有是次罷工公投運動。若公投順利於上星期6月13日進行,相信參與人數會比今次所得的數字更少。

宏觀國際很多成功的罷工或罷課活動,都是經過組織長時間醞釀,令社會了解罷工或罷課的訴求和營造社會氣氛,才能幅射到每一單位順利進行。早年加拿大魁北克抗議大幅增加大學學費的罷課運動,經歷了兩年的前期運動組織和醞釀,才成功進行無限期罷課,最後迫使執政黨撤回方案。相反,以台灣的長榮空服員罷工為例,職工會在談判破裂後馬上宣布罷工,近乎沒有醞釀時間,因此罷工在職場上引起很大爭議,參與度亦遠遠不及早年華航工會罷工,長榮罷工最後亦失敗告終。

就筆者所見,是次罷工公投並不是因為坊間所說「罷工時機已過」,而是醞釀時間十分不足。罷工公投只有在延期後的一星期才成功走出同溫層,得到坊間的普遍認知,但公眾並沒有時間去消化、了解和決定參與是次罷工公投。

5️⃣缺乏計劃、論述和願景

除了缺乏醞釀時間,筆者亦發現各工會對是次公投並沒有足夠的論述,大多觀感上和遊行文宣無大分別,沒有從行業角度深入分析和充分說明是次政治性罷工公投的理據和原因,更沒有為公眾及工會成員繪畫一個罷工後的願景、是次政治罷工的路線圖及統一政治論述,只有少量工會簡單說明國安法對其行業及香港的衝擊。

政治性罷工並不像遊行集會,是參與者共同賭上事業和前途對政府的控訴,機會成本雖不及被控暴動的示威者,但在香港的經濟結構下,仍是要跨過一定心理陣礙。整場政治性罷工公投宣傳過程中並沒有工會能成功說明是次罷工與自身行業如何緊扣,沒有為罷工路線圖和談判協商作出計劃和部署,更沒有帶出罷工落實後如何能撼動政權和罷工後的願景。筆者了解是次政治性罷工公投參加者很多都明白,即使罷工落實亦難動搖中国決定,認為政治性罷工會像遊行一樣未能令政權屈服,卻犧牲了資方和自身利益,令罷工運動在香港難成氣侯。情況其實與街頭抗爭相若,很多人認為前線衝擊此時此刻無法撼動政權,卻要承受數年的牢獄之災,令「送頭論」此刻在前線運動發酵,打壓了街頭抗爭的動員能力。在高壓統治氣氛下,如果缺乏論述、路線圖及願景,街頭抗爭和罷工抗爭都難在短期內立即大規模動員。

筆者同時認為罷工計劃缺乏周詳部署,例如沒有探討政治性罷工落實後如何癱瘓本地政經運作:到底是一起去集會遊行重現街頭抗爭的光景,還是希望社會在罷工那天經濟活動完全停頓?前者極其量成為第二個85大三罷,在現時抗爭力量與警方懸殊的情況下,加上可預計警方在任何活動都在全港各區早期介入,相信能重演85大三罷的機會不大。後者則忽略今次政治罷工參與的工會,多為在辦公室工作的白領或專業人士,即使落實全面罷工,在產業鏈工人缺席下,罷工亦難以令社會經濟停頓。在經濟已發展的國家、缺少大量工廠勞動力的經濟結構下,罷工為達致社會經濟停頓,其實應由產業鏈工人、公共運輸、物流、公務員和公營機構牽頭,其他行業進行聲援罷工,才能緊扣社會政經結構脈絡,由核心生產力停工再幅射至周邊行業,大眾才能擁有一個周詳和全面的政治性罷工計劃。

讓筆者舉例,法國於去年年尾發起運輸業罷工運動,核心生產力工人如電廠工人、公共運輸業者、物流工人和印刷工人率先作為核心行業進行罷工,其他行業例如消防員、教師、海關等以緊扣本業的各種勞工理由,作為聲援運輸業的總罷工,這種罷工論述和組織結構才能成功動員群眾參與,反觀香港卻缺少這種深入組織的罷工計劃和論述。當然,落實罷工後的持續性和後期協商則是另一門學說,筆者暫不在次議題上進行探討。

6️⃣工會戰線期望不統一

筆者宏觀各新工會的成立過程,不難發現眾工會分為不同成立目的的兩派,例如香港白領同行工會、新公務員工會,年費只有數十元港幣,成立目的明顯是為反送中運動部署政治性罷工,資金有限下並不像打算長期為勞工權益、勞工議題和組織業界動員力發展。反觀另一批,例如香港言語治療師職工會、金融業職工總會,在其成立聲明、會章及收費上,不難發現該類工會著眼為長期抗爭,例如成立罷工基金、罷工保障、勞工權益和組織工會在業界的網路。是次政治性罷工明顯混合了這兩種理念和願景不一的工會,短期動員和長期抗爭的理念拉鋸下,罷工運動必定出現「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情況。

去年台灣長榮空服員罷工失敗後,桃園空服員的工會主席曾經說過「團結第一,協商第二,罷工第三」,其實任何罷工罷課行動都需要經過內部團結,確保大家理念一致,再計劃如何在罷工期間和資方、政府進行協商部署,實際罷工並不比首兩樣重要,甚至更不重要。工會戰線其實與街頭戰線一樣:不能為罷工而罷工,不能為衝而衝,背後如何團結人民,如何做好論述準備,如何計劃整場運動的路線圖尤其重要。

7️⃣經濟下滑

最後,筆者亦想提出,由於受到美中貿易戰及武漢肺炎的衝擊,香港失業率攀升至6%左右。在經濟前景不明朗和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工會必須面對工會會員或會因生計而無法參與沒有法律保障的政治性罷工的現實,不能一廂情願認為必須盡地一鋪。

即使筆者認同政治性罷工可作回應港區国安法的手段,但並不認為現時社會剛從武漢肺炎疫情走出後的氣氛下,工會能號召大量會員和其他群眾進行政治性罷工。在未來的工運上,必須小心對當時經濟環境把脈,以選擇合適罷工時機。

結語

筆者並非工會戰線的成員,只能從旁觀察給予意見和進行分析,希望各職工會在是次罷工公投失敗後能吸取經驗和教訓,為未來香港工人運動打好強健的基石,亦希望各新成立的工會在以後罷工公投的道路上,走上一條更團結的道路,一起走到香港重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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