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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帝說要「有效影響國際輿論」,香港就有班社會賢達去外國「篤魁」光榮冰室

2020/2/18 — 12:26

中國人新移民教授黎明夥同其夫鍾一諾,在醫學雜誌《刺針》發表評論,批評疫症中有香港人的防疫意識與中國(和普通話)族群關聯起來,例子是知名黃店光榮冰室「不招待中國人」的告示。文章發出 4 天後,香港平機會就找上光榮冰室,表示店家「可能會被檢控歧視」。

是甚麼學術論文?

告洋狀和出口轉內銷,在這個崇洋媚外的殖民地並不少見。究竟黎明和鍾一諾的文章是否直接促成光榮冰室遭迫害,先不必一口咬定。我們看一些事件背後的人事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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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黎鍾二人的文章,連同標題約 469 字,是 correspondence,即信件、通信,類似「讀者來函」,不是鍾一諾介紹時說的「學術文章」,也不是「論文」,不是 SARS 病毒基因排序之類的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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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刺針》的亞洲內容編輯,是一個名為 Helena Hui Wang 的中國人。中港台發去的文章,或內容相關,大概都是由中國人來審。一向被世界體系迫害和無視的台灣公共衛生界,一向批評這個現象。世衛受中國強烈影響,偏頗無極限,其他機構亦不會有例外。你談西藏新疆,很敏感,多數因為不同原因消失;但說香港人歧視、鬧西方歧視中國人,西方的政治正確和中國的政治正確都符合了,犧牲的只是香港。

這個問題其實遠非「大外宣」那麼簡單。一些人慣於默默衝撞禁忌,被打壓、被滅聲,一些人則衝撞受害者來取悅權力和具有權力的知識。《刺針》上一次涉及香港的內容,是一月間發表的一個心理學研究,對比政治動蕩下港人精神健康狀況;再上一篇,是去年在理大之戰救急扶危的醫生文德麟 Darren Mann 所寫,批評警方拘捕醫護人員,遠低於國際人道慣例,在文明國家聞所未聞。

進路的品位之分

對比之下,你就能看見所謂問題意識和關注點,有品位之分。以上的立論或研究,要不有重大的第一手經歷,要不是嚴謹的科學研究。黎鍾的文章,則近乎無的放矢,充滿社科宗教味,而且關懷的對象僅限自己。

當然沒有人規定不可以只關心自己。只是長期下來,足以令學者形象由研究學問的人,還原成另一種群學阿世、出入名利場之人。在去年政治形勢火紅火綠之際,在一個私人討論會上,人人都在說一些宏觀實際的政治形勢研判,何式凝則在不斷訴苦說自己因為害天水圍 80 個手足被捕,而遭「網絡欺凌」,令人失笑。

那一次就當何式凝只是一時未調適好情緒,但到了將近半年之後,何式凝仍然喋喋不休,繼續透過外媒批評自己受到恐亡恐嚇、相貌攻擊,謊稱自己只因「質疑勇武手段」就被批評,將自己鑲嵌入一個「女性受額外壓迫」的框架,假裝無辜,卻隱瞞了天水圍事件才是一切的原因。

何胡言亂語甚麼「運動歌頌激進這種傳統的男性價值」,其實何知不知道,前線有大量女人?「激進」為何會與男性聯繫起來?言則「和理非請願絕食」就是女性式抗爭?究竟何式凝知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預先批判是甚麼玩法?

全球的病毒數字,不是武漢最高嗎?對武漢乃至中國人戒懼,何罪之有?對中國人戒懼不等於就對其他人掉以輕心,只是對中國人更加高度留意罷了;其次,中國不准香港封關,民間就自救,包括對中國人敬而遠之,就被究責「要反思及正視內心深處恐懼的投射」,但有沒有聽過他們好發高論之餘,爭取或至少呼籲特區政府拿回權力,切實封關?有沒有究責北京中央政府不要再繼續隱瞞數據,讓香港人(和其他人)掌握疫情,以免恐慌?

或許有,也許沒有,但用力分別很大。究責北京,不會有光環,太出位可能危及教席;出力究責毫無權力的香港人,可以得到自己的「學術文章」刊登在外國學術雜誌,用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鬧香港的反對運動,分分鐘拿外國人權獎,因為你的東西符合西人一小撮學術菁英的口味。用力做甚麼、做甚麼不需太用力,聰明人都懂得。如果北京和中國人有做好本份,我們反應不合理,那你才來矯枉我們,ok?

對歧視和種族仇恨好反感?新疆集中營、西藏打壓宗教,真正的東西,又不見他們用吃奶力,在學術圈子呼籲 spotlight。去年,中國人製作了一隻殺香港人、「打曱甴」的遊戲,這些是不是種族仇恨?他們或會說,這只是一部份人,不代表全中國,中國也有好人的;那香港的歧視比例有多少?有統計嗎?如果說不能因為一些中國人染病,就定性整個族群;一些香港人敬中國人而遠之,怎可以定性香港的防疫就是「fuelled with prejudice agains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病毒如果來自非洲而我們針對中國再來話我們歧視吧。

「歧視」、「仇恨言論」等概念,是美國、歐陸作為多民族帝國而產生的機制,在香港並不適用。香港的族群構成並非完全單一,但遠比歐美中國來得單一。動不動就將香港人的行為視為歧視偏見種族主義,乃強搬外國情境置於香港,削足就履,扭曲港情來供外國理論發揮。這十年,香港人針對水貨和奶粉等物資的抗爭,屢被抹黑為種族歧視兼法西斯再現,就是一個將中國人視為黑人、香港人視為白人的錯誤類比。這些人並沒有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貢獻學術技能、詮釋真相,反而附合不明港情的歐美白人,硬塞種族歧視的教條,乃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奴才。

當然他們並不委屈,他們得到境外支持,因而可以出口轉內銷。香港是殖民地,不只是權力,更在腦袋。這裡的人不是以中國人的心態來視物,就是以白人的心態視物。這種志得以滿的「自我否定」,正是殖民地產物的精華所在。

武漢爆發奪命病毒,習近平親自下令,「要做好社會維穩工作,有效影響國際輿論」,所以全世界的天朝主義同路人,就趕著出去製造「中國人被歧視」的歪論,從道德高地炮打各個主權國家和個人維護自己生命的權利,轉移中國隱瞞疫情、資訊不透明、劣跡斑斑,才是所有地方敬中國人而遠之的理由。全球都是中國的受害者,進步份子卻趕著去檢討受害者,厲害了。

訕君賣直者

最近《明報》也有類似的進步文章〈疫症觸發的香港運動陰暗面〉,作者說自己去歐洲和「反政府的基進組織」交流,不懂回答為甚麼有人舉美國旗、有人用 Pepe,諸如此類。作者當然透露出他有很多東西看不慣的新時代東西,但他的反感卻是奉著「國際行動者」和「國際人權運動」的境外權威。我不知道香港人魚死網破、被姦殺被墮樓,死傷無數之下,還要花心思符合那些「國際人權運動」的標準。我們符合了,運動就會成功嗎?

我們不符合,就代表我們應該自殺?Do you think we care? 我們有定性過這是國際人權運動嗎?長大吧,我們這樣一個全民參與沒有大台的運動,就一定要符合某些脫離現實的小派系的小眼睛小視野?憑甚麼這樣要求?拿國際來說事?這是 2020 年了,資訊爆炸,我們可不是不懂國際要靠「啟蒙代理」去分派「外國在說甚麼」。去歐洲見「反政府基進組織」,就來指指點點看不慣?那不是等於七八十年代,民智未開,未興自由行,去過日本幾次就自稱日本達人嗎?Come on.

作者當然亦陰魂不散地嘲諷梁天琦和黃台仰:嘲諷梁天琦的團結奮進性格,後來在警察內部都同樣出現。這樣的關聯寫作,就像猩猩和人類的基因很相似,所以我認為《明報》這篇文就是猩猩所寫;黃台仰去了德國流亡,作者就諷刺本土派明明「反移民」,到頭來卻要由德國的「國際主義」救助 — 這是販賣無知,黃台仰和很多人從來沒有一刀切反移民,他們是反對無限制、反對香港無權審批、反對本地人變成二等公民。

香港在無自身審批權力下硬生生塞入了百多萬外人,跟龐大的德國收容了兩個香港人,有可比性嗎?兩者造成的影響,能跟百多萬人在一個彈丸之地相比嗎?黃台仰李東昇作為難民,要循規蹈矩,要學德文,是難民,是客;中國人的母國,擁有香港主權,再背後有一個要殖民溝淡香港人的長期政策,跟德國可以相比嗎?香港人有殖民德國之嫌嗎?拿難民和單程證去比根本比喻不倫,我們香港人可沒反對酷刑聲請。

也許是 2010 年以來的左翼社運,在這個運動並沒有特別的發言權和主導力,內心也有一點不舒服,死剩的,就在中國病毒爆發的時候抓緊機會批評香港人。他們也變不出甚麼新玩法,都是罵香港,拿去外國賣;拿外國做權威壓我們,爭自己的話語權。這便是《萬曆十五年》所說的「訕君賣直」,嘲笑自己人,來顯示自己的正直,再拿去外國賣,這也是他們圈子的貨幣。

有意義的變革ㅤ是不會每個人都開心的

到最後左翼的狂想還是「我們何不把這個反抗運動的身份認同提升,跳開民族論」,他們本來就不喜歡國族或民族觀念,這是他們的社科宗教信仰,卻包裝到好像理性。就算明知「我們是香港人」的認同根本是政治的基礎,也是二百萬人的抵抗能支撐下去的唯一所持。他們呼籲解放覺醒,但一群人走在解放覺醒的道理,就會形成敵我親疏;左翼繼而不喜歡群體界限,不喜歡到寧願香港一齊沉淪,變成第三世界,也不願看見任何國族先獨自解脫。

所以他們不喜歡「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喜歡《願榮光歸香港》,不好意思大力批判 2019 年以來的運動,於是滿懷心事重覆自己始終認為「運動蘊藏種族主義排外氣息」,以示自己沒有同流合污(擁抱獨一無二的香港人身份認同)。

他們也不喜歡梁天琦,但左翼進步份子太過封閉,太舒適,總是不理解自己批評的東西。也許梁天琦終會變成跟他們一樣,到時左翼和自由派會說,他馴服了、他改好了,放棄了排外和種族主義。梁自始至終都在別人的誤解中,多可憐。

就像港漂也總是有兩種,一種是放下前塵,積極融合;一種是永遠的貌合神離,一天到晚想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卻總是要以中國人的本位來重寫香港精神香港價值,來令他們自己舒服。

鍾、黎、何以及一些思想乖辟的左翼,早就已經選好了自己的路線;香港作為國族,亦已選好自己的路。前者會不斷批評和搞破壞,雖然一個主體總需要反題。政治運動不是賣雪糕,Nation building 亦往往不是 happy ending,它帶來血與火而不是奶和蜜;過程中會有人不開心,不會所有人都很開心,特別是世界公民或華心未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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