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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從拒絕服從中學習思考

2020/7/18 — 9:35

全國人大審議訂立港版國安法,在通過國安法前,中共甚至林鄭對這條惡法一直都含糊其辭,唯一能說的只是立法只會影響少部分人,一般普羅大眾並不會受此法影響。但事實是,自七月一日,已有十名普通市民被控違返國安法,其後,中共的制爪更延伸到公僕之上。政府建議所有今年 7 月 1 日或之後入職的公務員,都要簽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而現職公務員亦應該遵守宣誓或聲明的要求,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或較高職級例如首長級公務員,以及職務較「敏感」的公務員,例如紀律部隊、政務主任、新聞主任、律政人員等,都要宣誓或簽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現職公務員日後獲推薦晉升、轉任另一職系,都要宣誓或簽文件,若有公務員不遵從要求或違反聲明誓言,要考慮採取甚麼跟進行動及處理機制,局方更指這機制亦符合港區國安法。

根據《基本法》第 99 條,「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從久而來,香港的公務員以專業和政治中立見稱,不偏不倚執行職務。如今,聶德權透露未來會培訓和強化公務員的國家觀念和意識。《基本法》第 104 條,條文原本要求公職人員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但釋法後變成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及 其香港特別行政區」,把效忠對象一分為二,表態之下,公務員要不對中共效忠,要不滾蛋。

隨着中共推香港國安法,伴隨而來的便是中共對公僕的管治手段 —「又紅又專」。「又紅又專」在中國是指既在政治上具有較高的思想政治覺悟和品德修養,又在業務上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水準和業務能力。「紅」是政治標準,「專」是業務標準。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澤東說過「知識分子要同時是紅的,又是專的。」「又紅又專」含有品學兼優、優才兼備的意思。更清楚表明中國公務員要效忠共產黨,專業知識是其次。如今, 聶德權的自行揣摸中共對公僕「又紅又專」的旨意,要求香港公務員除了是香港特區的公務人員,亦是屬於「國家公務人員的一員」,既要專業,更要對中國共產黨忠誠。筆者記起史奈德的《暴政》一書中曾討論過「預期性服從」,「預期性服從」是一種心底的意識,指上級未曾發出指令,但下級會揣摩上級想要甚麼,並展示自己可以做到甚麼程度,結果往往遠遠超過上級所想,更可能加快了暴政全面控制的腳步。惡法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一些有強烈「預期性服從」的人們,因為往往把事情推到無可挽回的地方不是邊界以外的政權,而是一班邊界內自以為「聰明」地去「服從」上級的統治者。從強推「逃犯條例」到疫情期間封關一事上的處理手法,林鄭政府完美為大家上一課何為「預期性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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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曾經有一個關於測試服從權威的實際稱「米爾格倫實驗」,是米爾格倫為了探討當年二戰納粹軍人以服從權威作為犯下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的控罪辯護是否合理。實驗招募了一班測試者當「老師」,實驗團隊成員當「學生」,實驗要求假如「學生」答錯問題,「老師」需要接下按鈕,然後發出電流電擊「學生」,假如「學生」一直答錯,「老師」需要加強電流的伏特。事實上所謂的接鈕並沒有發出任何電流,但為了配合實驗,「學生」會假裝痛苦,甚至因「疼痛」而嚎叫。當「老師」看到「學生」的痛苦反應而對提高電流伏特而有所遲疑時,研究員會以權威性的語氣去指示老師繼續,又保證「老師」只是執行指令,因此無需負上任個責任。實驗結果有近七成「老師」都會跟從命令把電流提升到最高伏特,那怕看到「學生」的痛楚和聽到「學生」的慘叫。米爾格倫的實驗警戒世人,在權威下,權威的命令下大部人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當和合法性,那怕明眼人所看都知那是不合符道德的事。當一個政權是不正當,甚至是暴政時,政府當中,上線的「預期性服從」及下線的服從權威的合併是一件對社會極為可怕的事,「你地無做錯到」一句言猶在耳,也是一句前線在服從權威的警號,而這件可怕的事,香港在過去一年也感受到,更是愈演愈烈。

初選 61 萬香港市民又創造新的奇蹟,用行動去投出自己支持的民主派候選人,期待促成九月議會過半,那怕在林鄭政府眼中初選是有違國安法。在權制的政權下,無論我們身在社會那個位置,我們必須時刻保持醒覺與思考,惡法可禁所有言論和文字,但擋不了自由的思想,在一切都講求服從的時代中,唯有在拒絕服從中我們才能學習思考,惡法下的對與錯是政府所訂的,但道德上的對與錯,是人們堅持思考過後所不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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