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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

2015/1/14 — 17:32

【編按:被行政長官梁振英批評的書籍《香港民族論》,收錄了《信報》作者練乙錚這篇文章,《立場新聞》獲練乙錚授權轉載。】

《學苑》編輯部的同學邀請筆者就香港人的身份和屬性問題發表一些意見,好為學界與社運界裏日漸興起的「本土意識╱本體論述」提供一些思考素材。筆者是個典型「離地」人,雖是生於香港、在港成長並長期在此工作過,但就算是在比較寬鬆的尺度下,也不一定能稱作標準「本土」;只不過,對同學們提出的問題,筆者不僅感到切身,兼而有學理方面的興趣,因此樂於拋磚引玉。

本地年輕人當中的脫北意識近年急促增長,已經滙集成為一個方向。在一連串的「反國教、反洗腦」、「驅蝗行動」和「保衞東北」等社會運動裏,此意識十分明顯,而運動的參與者,大多是八九十後。然而,在另外的一些素來並非「本土」的運動裏,如果細心觀察,一樣可以看到同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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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兩周前的六四維園紀念會上,為數18萬以上的出席者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而這些人當晚流露出來的情緒,不再是二十多年來維園六四「基本盤」參與者的那種近乎屈原式的絕望詠嘆與哀思,而是憤懣。這點觀察,筆者首先從一篇文章得知而印證於當晚有出席維園紀念會的幾位親朋【註1】。既是憤懣,年輕人對北方政權的意識流裏,厭惡和排拒便是主要。在這種氛圍底下,研判香港人的本土╱本體意識發展到了什麼階段、以後應如何取向,就很及時。

同學們提出討論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都非常尖銳,這裏先按筆者的理解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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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歷史和現況底下,今天的香港人,特別是習慣以「香港人」三個字作為自己基本身份標籤的那些香港人,到底仍然是近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人」的一部分,還是應視為一個正在異化成處於中華帝國邊緣上的準少數民族或少數民族,或者是更進一步,是已經走完整個變異過程,成為一個在關鍵點上完全不同於近現代「中國人」的新的民族?

二、無論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為何,思考現階段的香港本土意識╱本體論述之時,應該注意什麼、具體如何發展,最能積聚智慧而且最健康?

第一個問題很大很深奧,而且才剛剛在公眾的意識裏浮現,故任何人要提出有力的解答,現時沒可能,因為有大量的基礎學理工作要做。大問題之下有多得很的中問題、小問題,都要先行仔細逐點研究;資料齊備了,反覆討論了,看法清楚了,才有條件攻堅,把大問題分析得扎實透徹,最後給出結論。當然,如果不顧學理而直接在政治層面找答案,不是不可以,不過,如果沒有特殊而迫切的社會形勢全面推動,那種答案,無論是哪個派別提出的,恐怕多半是虛的,到頭來沒有說服力;所以,筆者不準備作這方面的論述,而把筆墨多用在介紹可以幫助解答大問題的基礎學理資料上面。

大家知道,在世界史上,民族國家(一個民族構成一個國家,「nation-state」)是一個相當晚近才出現的觀念。按這個觀念(模型)建構的「世界」秩序,產生於1648年《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簽訂之後的歐洲,取代了「帝國」秩序。後者指的是由一個強大的民族君臨若干其他民族而構成的一種大系統,例如歐洲的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及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亞洲特別是漢朝和清朝時期的中華帝國等。

中華文化很早就對「帝國」模型有深刻認識。《尚書.禹貢》裏說的「中邦」與「五服」的關係,就正正是「帝國」的模型【註2】。在這個模型裏,處於中心地帶的,就是京畿,以外的地方,每五百里為一「服」,依次為甸、侯、綏、要、荒。「服」,在這裏是「臣服」的意思。愈遠的服,畿與服的關係便愈疏離,服中之民到京畿朝貢的頻率便愈低,朝貢品的價值也愈低。跟據《尚書》的論述,清朝《欽定書經圖說》繪出同心方《五服圖》,看之一目了然【註3】。與《尚書》幾乎雷同的描述,在另外兩種先秦典籍——《國語.周語》和《禮記.夏官》——裏面都有。

在帝國秩序之下,帝國強盛之際,更多周邊上的民族納入帝國的勢力範圍;帝國衰落之時,偏遠地方的民族便作反、獨立。這在東、西方都一樣。中華帝國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周邊上的越、朝、蒙,都已經獨立了;1949年之後,中共政權鞏固了西藏、新疆,但這些荒服地帶的民族,近年又蠢蠢欲動。

「民族」是什麼?

在歐洲,「帝國」衰落、「民族國家」抬頭之後,哲學家才趕緊思考「民族」是什麼一回事。不過,思辯落後於歷史的發生,這種現象並不奇怪,黑格爾甚至有名言歸納:「Only when the dusk starts to fall does the owl of Minerva spread its wings and fly」。Minerva是智慧之神,鴞鳥(貓頭鷹)是她的象徵;鴞在黃昏入黑之際才能視物。

面對「民族」是什麼、如何產生、能否變異等問題,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興起了兩個迥然不同的學說。

我們常聽說的「同文同種、炎黃子孫黃皮膚黑頭髮者就是中國人」這種講法,其實就是其中一個學說的簡約版,於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年流入中國。這個學說的開山祖叫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是 「日耳曼唯心主義」學派最重要的一個開山祖;對馬克思主義有點認識的讀者,大概都聽過他的名字【註4】。費氏生於今天德國的薩克遜自由邦(Free State of Saxony,1949-90年之間屬於東德);成年之後是一個有名的學者,曾任教於歷史悠久的耶拿大學和當時新成立的柏林大學,治學非常認真,也是一個絕好的演說家。他十分重視教育,在這方面的思想形成體系,直接影響了普魯士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後者在柏林大學創設的高等教育與科研模式,基本上就是今天美國研究型大學普遍採取的模式。

在費希特生活的時代裏,德意志人四分五裂;到了他的晚年,普魯士更被拿破崙徹底擊敗。1806年,法軍攻陷柏林,普軍陣地一一瓦解。1807年,費氏回到由法軍軍管的柏林,寫成並大膽出版了他的民族論述傑作《告德意志民族》(Reden an die deutche Nation, 1808)。這本書其實是十四篇演講詞的滙集,內容並不難懂,不是高深的哲學分析,而是一本以非常充實的事例、通過簡單哲學說理與有力政治說教,鼓動德意志民族主義及愛國教育的通俗讀本【註5】。

在費氏的心目中,德意志民族是最純潔、獨特、高尚,最熱切最求真理、道德、自由、解放與進步的民族,而最重要的例證,便是基督教的改革者路德乃日耳曼人(見該書第六講)。這種優越性,不僅是相對於其他完全不同的民族而言的,而同時是相對於條頓人(Teutons)的其他分支而言的。費氏認為日耳曼人是真傳的條頓人,因為其他的條頓分支都離開了條頓人的發源地,語言方面已經外方化,而只有日耳曼民族保留了條頓語的精華(見該書第四講)。

可惜的是,這種「民族起源神話」一般都有強烈的排他性。費氏這本書裏,雖然通篇都沒有提及猶太人,但是在另外的一本著作裏,卻認為猶太人雜居於日耳曼人當中,構成一個嚴重隱患,而如果要讓猶太人也享有公民權利的話,「必須首先於一夜之間把他們的頭顱都砍下來,在他們的肩膊上換上新的,而裏面不能有任何猶太思維」。這種偏狹民族觀念和思想暴力,在十八、十九世紀出現不足為奇,卻明顯影響了二十世紀的希特勒;傳到中國之後,滙入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裏,助長了其他偏激因素,放大成為今天大家見到的共產黨的那種不僅排外、更視領土之內少數民族異見者為敵人(非人)而偶有逆反務必置諸死地而後快的心態,則是同樣不幸。

費希特的「民族」概念建基於人種論,以共同居住地、血緣、語言、宗教等客觀固定元素的同一性,去辨識「自己人」與「他者」。這種民族理論,不能說沒有合理成分,因此歷久不衰,學術界稱之為「人種民族論」(ethnic nations theory)。

與此相對的,是稍後十八世紀自法國哲學界興起的另一學說。這一派認為,人種論裏頭的客觀固定元素同一性,在歷史和現實裏,幾乎都不存在;尤其在歐洲,民族不斷反覆混雜,其實沒有什麼同一性可言。民族的真正內聚力,來自個體對群體內的社會因素「活的部分」的認同。如果用現代語詞來表達,這即是說,維繫一個民族的關鍵因素就是所謂的「核心價值」以及一種彼此契合的共同一起生活的意願。這種民族理論,學術界稱之為「公民民族論」(civic nations theory)。一個最好例子,就是近年始形成的 「台灣人」定義:「在台灣的住民,無論在什麼年代來到此地,只要認同台灣價值,支持台灣優先,願意守護台灣,就是台灣人」。

這一派學說的代表是法國人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他最重要的民族理論著作就是發表於1882年的長文《民族是什麼?》(Qu'est-ce qu'une nation?)。在文章裏,他這樣說:「人不是他的語言和所隸屬的種族和宗教的奴隸;川嶽走勢等地理特徵更不能框定他的根本屬性。一個心智健康的群體,若能締造出一個超越個體利益的道義意識,並且透過為之付出代價而體現此集體意識的道義價值和力量的話,就有資格成為一個民族。可以說,一個民族不僅有一個『過去』,更有一個『當下』;這個當下可簡約地表現為對繼續共同生活的不斷同意(consent)。 故一個民族的存在,等同於一個每天都舉行一次的公投(plebiscite)。」最後這句真是警句【註6】!

其實,「人種民族論」和「公民民族論」這兩套見解,並非全然互不相容。勒南只是認為人種論裏頭的客觀固定元素尚不足以界定何謂「民族」。一些後來出現的民族理論,也的確同時吸收兩個學說裏的元素;斯大林談的民族定義就是一例【註7】。

上面介紹了兩個不同的「民族論」,對有興趣理解何為「民族」並就此問題繼續閱讀文獻的朋友或有幫助。這裏順帶一提:談論民族、思考「香港人」是否夠得上稱為一個自成一體的民族,與「香港獨立」的議題並無必然關係。歷史上的確有不少民族建構成獨立國家,但是也有很多民族並不選擇走這個方向。中國大陸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當中自發出現獨立意識、走分離運動路線的,只佔極少數。台灣的原住民,從來未有表達過獨立的意願,無論是在過去的國民黨專制統治還是在現在的民主開放體制之下皆然。

最後,談談一個有關的話題:本土意識╱本體論述的發展。這個話題,卻無論如何與港人當中不斷增長的脫北意識無法完全分割。不過這也有好處,說明這是一個不論政治立場大家都會關心的話題。筆者想講的,是兩個簡單的提議。

其一:本土意識╱本體論述剛剛發軔,論者採取不同立場,能夠碰撞出新意念,但切忌視自己選取的立場和看法為終極真理,對別人的不同看法連理解都懶得,甚或不由分說要一棍子打死。也許,在現階段,人人多放進一點學理元素,少作一點政治表態,論述就更能深厚。這方面,台灣的實踐看來做得比較好;不同的「新媒體」之間的敵意不大,很多人願意做論述內涵的邊際增量工作,點滴皆有可觀。

其二:為此,或應有一個能夠讓各方心平氣和、暫時拋開政治意見交鋒(罵街)、多方面深度發展本土意識╱本體論述的平台。所謂多方面,無疑應該包括「文化」的所有方面:藝術、語言、生態、風俗、道德、宗教、經濟、意識形態,等等。舉例說,宗教的一般教義,最近一年因為有「佔中」與「恐同」兩個議題而「在地化」;一般教義應用在本地場景裏,出現極為有趣的辯論。可惜的是,這些辯論,大都在教會的小眾媒體裏進行,不是宗教界或不屬於個別教派的人就很難接觸到。如果有一個涵括所有方面的本土意識╱本體論述平台,這個宗教方面的「在地化」,就會有更多人關注,內容一定更豐富。

這樣的一個比較側重學問與理性的平台,是否應該由學術界牽頭?留下這個問題,也許《學苑》的同學和他們的導師們會有興趣想一想。

 

 

【註1】見楊漢群《成報》文章《從六四晚會看人心背離》;《輔仁網》轉載 。

【註2】《尚書.禹貢》:「中邦錫(賜)土、姓」。「中邦」,《史記》作「中國」;東漢鄭玄:「中即九州也」。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一篇第六章《洪水以後之中國》,1932年南京鍾山書局。柳氏,民國史學大家也。

【註3】見中文維基

【註4】費希特的哲學思想源於康德、異於康德,並曾經大獲康德讚賞,後來更影響了黑格爾,馬克思因此與他有淵源。有學者專門研究這一脈傳承,但筆者不熟悉。

【註5】費氏這本絕版書在網上有完整英文翻譯(1922年);此電子版本非常精美好讀,還可輸入字句搜尋。

【註6】勒南的這篇文章英譯本見。社會學巨擘韋伯(Max Weber)認為「族群」(ethnic group)並無堅實的生物基礎,而是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也許是同一個道理。

【註7】斯大林的民族定義筆者介紹、討論過,見本報2012年1月6日文章《談護照國籍—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

 

原刊於2014年6月19日 《信報》,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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