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葵青區議會副主席張文龍:宣誓亦不一定安全,但要致力保存自治經驗

2021/3/14 — 14:36

早前在台灣 228 事件的周年活動,台灣總統回顧:228 發生之後,台灣「人人自危」。台灣的事情是否已屬於過去式,島內人民分歧很大,但香港的「人人自危」屬於現在式,大概沒有爭議。張文龍,葵青區議會副主席,上屆當選, 30 出頭。反對派 47 人日日行刑式審判,香港人也成了凝視行刑者,像中世紀公開行刑的圍觀群眾,心理震懾自然「由內到外,再由外到內」,但一眾區議員,包括他,有官職,更是北京重點整治目標,憂患意識,自然又比一般人更加厚重。

「宣誓了也可能會做殉道者」

要區議員宣誓效忠國家,已經打了開口牌。如果要區議員宣誓,你會宣誓嗎?

廣告

張文龍說:「宣誓嗎?我應該會照宣。」不怕被人批評認衰仔?他說:「我想外面不會這樣看,但我覺得宣誓問題,更多是處理個人的內心鬥爭。而且,宣誓也不是一了百了。可能你今日宣誓完,第二日馬上被搞,說你違誓。宣誓了也可能會做殉道者,但我們死頂都要頂落去。」

在區議會同事之間,如何看現在的政治局勢?

廣告

張文龍詼諧地笑說:「因為 47 人受審,大家末日感都很重,很多人認為我們餘下的任期可能只有幾個月。有同事甚至在考慮移民。」

你評估自己還剩多少任期?

他正色說:「我自己評估,我們還有少少希望做到 4 年,因為整區議會是大手術。把我們完全清除之後,區議會是選舉還是委任,還是多搞一個選委會?行政功夫都可能花一兩年,政府還有一些自己友(建制派)在區議會。議會都還有自己友的情況之下要怎樣切呢?當然他們可能很想把我們切除,但純粹計行政工作好像不夠時間,除非中央這個都夾硬來啦。」

作為一個務實的「巴膠」

張文龍在反送中之後才當上區議員,但他一直是葵青居民,很早就關注地區事務,要講務實,他也很務實。他自認是一個「巴膠」(巴士愛好者),一直關注區內巴士路線,小時候就開始「爭取巴士線」。

如何開始?他說:「例如我們葵青區要出鰂魚涌那一帶,如果坐巴士,以前沒有直接路線。如果你問官方,他們當然是 hea 我們,頂多『教』我們先坐車去美孚,然後轉車去港島,轉車先不說,那條巴士線還是站站停,最慢的那種,前前後後可能花兩個小時。以前試過膽粗粗寫信給運輸處長要求處理,也跟附近做地區工作的人一起推。」

張文龍自言,做區議員之後,都有「成功爭取」,例如爭取葵青出另一區的線路,做好巴膠職責。不過其他區也一直有人說,政府刻意不與反對派控制的區議會合作,要改進地區事務,會不會杯水車薪?

他解釋:「葵青區議會情況稍為好一點。當然政治的大事情肯定沒得談,但日常的事情,例如巴士線、衛生情況,都還有合作,民政處都會幫手跟幫手問。事情當然不會十全十美,就算不是政治,例如叫政府出錢買防疫包,政府也不肯批。 (為甚麼?)政府用很多理由質疑,例如防疫包裡面有口罩,口罩有好多存貨喎,就不做。或者說防疫問題,要留資源給食環處,但其實食環處在疫情之後,資源增加了很多,不過他們的問題是,資源不是沒有,但資源是『不到位』。」

張文龍(立場新聞圖片,Lau Tsz Hong 攝)

張文龍(立場新聞圖片,Lau Tsz Hong 攝)

在局中看政府的「災難級」防疫

作為葵青區的副主席,跟政府經常有接觸,又緊密留意地區情況,張文龍如何評價政府的防疫政策?

「(防疫)簡直是災難級。」他直接說,「說到底,就是要防截病毒源頭。現在不只沒防截,還有『回港易』方便人口流動,當中有多少病毒過境,大概只是沒即時驗出來。政府也迫市民配合好多非常困擾生活的事情,但又不方便真正高危的人士。例如醫療業、餐飲業。政府對影響業界的政策,通知期也很短,也不願意通知區議會發散消息,效率很低。」

政府和區議會的對口單位,是民政事務處;處理疫情的部門,則是食物環境衛生局。張文龍觀察到,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基本上談不上有密切溝通。「我想很多部門和一般市民一樣,都是在疫情記者會,才知道他們要推出某些政策。」

不只市民在封區、強檢、禁市、疫苗情報之間疲於奔命,患得患失,連管治團隊、公共衛生政策、跨部門合作到地區管治,都是一片由上而下的狼藉和失能。

關於失能,他又舉例:「市面民生當然不好,一日有十幾二十個市民問我如何申請失業救濟。其實政府根本沒有失業救濟,說到底只有綜援,但荒謬的地方就在這裡,有工作的話,反而可以申請一些資助,例如低收入家庭資助,但如果你被老闆炒了,失去工作,反而甚麼補助都沒有。之前都是如此的,但今時今日有疫情打擊經濟都如此,就好大問題。」

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雖然局面不好。如果要談真實感受,張文龍說:「確實要講『灰心』兩個字。好多人花了四五六年時間,選到個議員位置,想推點實際改革,不只政治,很多地區事務,都要執返好,但外面有一種力量想摧毀所有事情。公務員都知道自己在做錯的事,但上面命令下來,都要照做。(為何說公務員都知道問題?)有時一些公務員都會跟我們『通水』說某件事上頭其實反對,但他們轉了另一個方法處理好。公務員都受到很多壓力。例如要整一條巴士線,上面偏幫一邊,可能就開不到。以前最多是拖,但現在是推倒整個議程都有。」

開巴士線不惠民嗎?不務實嗎?沒有涉及政治,為何「上頭」反對?

張文龍笑說:「可能就因為是我們『反對派』提出吧。我們爭取到,不是令建制派很難看嗎?巴士路線,其實推了很多年,以前反而很難,要顧及兩派之爭,公務員自己都要花很多時間拜不同山頭。現在比較容易,因為區議會大部份是非建制派,非建制派之間的分歧也在這兩年間收窄了,可能大家見到政治環境惡劣,都比較『易話為』。以前官員要跟區議會溝通,裡面有不同板塊,工程很大。現在一次過約,在區議會傾完就好,如果他們有心為市民做事,現在比以前其實更容易一齊『成功爭取』。」

遍歷泛民本土的競爭與合作

張文龍進入區議會是 2019 年,當年他聯合區內多名素人成立「葵青傳承」,但其實他關心公共事務的起源,早至 2000 年代。民主啟蒙,是家人開始。第一次去遊行,是 2002 年,因為政府要公務員減薪,家人做公共機構,也有關,就走出去。家人對他說:「你要試下遊行呀,要爭取就係要咁。」2004 年的 71 遊行,他在「 45 條關注組」做義工。他說:「凡有大遊行,就會出去。」

終於到了自己的年代有大事發生。2014 年底,佔領運動走到盡頭,張文龍有朋友想組黨,去參選區議會「翻盤」,他沒到檯面參選,但也幫忙。他說:「一直都不太喜歡傳統政黨的 present 方法,例如 2012 年之前的民主黨,成員好像都要 Gel 到個頭反光,一直在想香港從政者是否可以 fresh 點、年輕點、貼地點?所以想革新現狀。實際上也入過青年新政,後來因為私人原因離開,我也做過一些泛民的選舉義工,那時就用這些經驗幫一下忙。」

當時泛民和新興勢力的衝突,是否都看在眼裡?

他點頭:「都叫有不少政圈朋友,經常討論時局。有些泛民的朋友當時會問,青政是甚麼人來?是不是鬼?我都跟他們說,不是啊,但我們後生仔沒有從政經驗當然是真。作為一個沒有後台的後生仔,對於新舊勢力的分歧都會有感受。你會看到傳統政黨,爛船都有三分釘,會有一套很嚴密的制度,令成員很快就知道『如何從政』,小至如何開街站拉 Banner,如何跟不同政見人士相處等等。後生出來從政當然是零經驗,只能打天才波,但有時我想,為何只怪責年輕人一張白紙,但為何不想想這些從政或服務地區的知識如此不普及呢?」

這兩班人的對抗,最後是如何緩和的?

他說:「應該是因為 2019 年區選吧。」張文龍自言, 2017 年已經落區,大家都在部署 19 年的選舉,沒人想到 2019 年會發生甚麼。「(民主派)四處找都不夠人參選,就要找一些『散兵游勇』。算是某程度上令大家衝突和解的契機,之後就撞到反送中。」

素人選白區(沒人跟建制派競爭的選區),泛民就不太會「打攪」你,是否如此?

他笑說:「如果某個區,某個黨自己好多年前選過,最後選輸了,都會當是自己的區,所以不一定就相安無事。」

他自言最初是跟朱凱迪那邊的人馬競爭:「我們在新興力量中,都是弱勢,朱凱迪他們那邊『牙力大點』,泛民反而比較同情我。這個又與某些傳統泛民跟朱凱迪的牙齒印有關。不過我個人一直想葵青有不同光譜,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表現的舞台。所以我大愛退讓,自己辛苦一點找旁邊的區去選。一些同情我的泛民中人,也會跟我協調資源。」

張文龍說,反送中對選舉部署,自然有影響,但有失也有得。「做被捕支援,花了很多時間,很多區內事情因為大家都忙,協調做不到十全十美。唯一好彩的是,亂世之下世界難挨,成為共識。我自己就覺得所有光譜都要齊齊整整,盡量將光譜分歧推走。當時剩下給素人的選區,其實傳統上都是被視為勝選難度大,有人會覺得外面推一些『豬頭骨』給我們,都有各種爭議。葵青這邊好一點,可以跟其他黨派商量。葵青傳承有 5 個人出選,4 個選到,以素人的團體來說都算不錯的了。因為我們都有幾個人,泛民也不能無視我們,我們也不太抗拒使用泛民的資源。有其他朋友很抗拒泛民的資源。『用民主黨影印機?我自己俾錢去影印﹗』也有這種情況。」

「家人每晚見我回家才能安心睡覺」

現在情況如此發展,幾經辛苦入了區議會,發現那個地點已經被空對地導彈鎖定,會怕嗎?

「小時候看好多蘇聯歷史書。知道在『他們』統治的地方,要多難看就多難看。現在看香港情況,感覺就好像看旅遊書看了 20年,到現在終於見到某個名勝的實境。原來見到的時候,是會擔心到無法入睡,會擔心早上 6 點會不會有人來拍門?(家人怎麼看?)家人也擔心,每晚見我回家才能安心睡覺。」

他自言區內也有很多「中立人士」,來找他,純粹是尋求服務。也有一些民主派支持者會來關心他,例如說:「漏水咁小事,我自己搞得惦,唔想加重你工作壓力,你專心做好自己。」有一些人又會問他走不走,他答:「我呢類風險未算最大,但會盡量幫你頂到最後。」

不過 47 人審判,當然又加重了憂慮。

「47 人的案件,區議員的 DQ 壓力大了,我之前是做廣告的,廣告就最容易受經濟波動影響。各行各業沒錢,自然也沒錢搞廣告。確實有點頭痕。」

問到香港人應該點頂?張文龍說:「我們從政這一班人,總要做一個好的規劃,講得難聽一點,現在我們好像在囚室裡面,有人燃燒自己當火柴。沒人燒,我們就凍死;但如果沒節制地一次過燒完,我們又是會馬上全滅。怎樣燒得來可以頂到牢房開門一刻?做一些比較敏感的事,一定 DQ 的,是否所有人全部一起做,可能大家要鋪排好。」

每次政治局勢不妙,總有人說,現在不能動,要跟對方鬥長命。以前大家還有選舉制度來玩,可以緩解現實帶來的不適,但最近香港經歷了選舉被「優化」、泛民留任之後又撤走的事情,好像已經沒有多少精神的逃遁處。說要回歸體制,也不知道體制在何方?要保守,也不知道如何保守?

不是單純鬥長命 而是攻守有道

張文龍對「鬥長命論」如此分析:「鬥長命這件事……我只是覺得,攻守應該有道。鬥長命也不是當自己有無限的壽命。你跟共產黨鬥長命,但可能共產黨長命過你,第一代反抗蘇聯的人,都見不到之後的事情。我們要為鬥長命設定一個目標,例如你認為 20 年之後會有改變,那這 20 年你要發展甚麼,那就是問題。好像布拉格之春,那個年代的人可能都預計 20 年之後有轉機,但這 20 年自己如何過呢?總不能坐著乾等。我們也不能說要鬥長命,在資源運用上就一毛不拔。用回之前的比喻,沒人燒火柴,我們就會凍死,還是會進入全面黑暗。當然正因為現在情況黑暗,資源越來越少,所以也不能亂用。規劃和預算都很重要。資源運用得當,不等於無止境去壓制人民的表達和抗爭,不是單純為了鬥長命而令自己熄火,理想中當然是有一個微妙的平衡,希望我們最終能夠找到。」

「因為 47 人的事情,感到肩上的負擔又更加重。畢竟大家不是走得七七八八,就是坐監坐到七七八八。地區工作、民主自治,都要有人保存下去。如何去接觸街坊,如何摸到地面的人的心理,這些真是專業來的,在未來,要用某些方法保存好經驗。例如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就是一些很能鍛鍊民主和自治能力的地方。這些組織也是政權較難動到,又和區議員很相關,我們無法在政權裡面拿到高權力,但很多地區組織的方法如果能夠續存,到大氣候稍有改變,事情就可以很快升溫。」

「香港有一件事很有趣,我們居住密度很高,不同階層都混在一起。你做得好一條村,跟管好一個城市不是差很遠。互委會、法團,一個屋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關事,它本身的理念是自己地方自己管,自由度很大的,參與者可以感受到在自由的政治環境下,會遇到甚麼管治問題。如果一個區議員面對萬幾人,在外國其實等於一個小鎮長了。居民之中,有些人中產,有些人基層,你會感受到如何管理複雜的人群和社會,令你歸納到一個方法去處理社會矛盾。如果情況有變,迅速拿回位置,管治就不會一下子崩潰,至少很多一直不負責任的人,不會再能把持那些位置。」

「如果你議政水平差、做事做得不好,結果都是令人對民主沒信心。你總要做出來,令他們有信心,香港人是可以營運到這個城市。」

天也不會塌下來的

生不逢時,好像已是一個老套得掉牙的講法。厄運來到,總要起身繼續做人。不過不知道會不會自己獨活,而香港死去?你會擔心香港已死、會死或不能復生嗎?

「都擔心的。例如單程證輸入的人口……都擔心『溝淡』的。任何一個少數族裔多過 20%,對一個地方的政治影響力都很持久的。你都記得 19 年初,大家是在說年輕人如何鍾情去深圳食海底撈,是不是?反送中爆發後,情況好像有反撲,但之後也有很多黃絲移民走人,所以情況又可能倒回去。只是想跟移民的朋友說,為了香港這個地方,要想辦法用牆外的自由空間,幫助牆內的人。」

感化移民,行得通嗎?像李柱銘曾經說,泛民為何不努力爭取新移民選票,令他們知道民主自由法治的可愛呢?

他笑說:「(感化)是有機會的,我家人也是上海人,我也感化他們,像他們廣東話沒講正,我就逐隻字糾正他們。可以見到日積月累的功夫是有用的,但……有些事情亦不要期望太高,因為就算支持民主,但如果觸碰到『中國人民族感情』,還是難一點。中國的民族主義教育很根深蒂固,我們接受另一種教育,思考方法和歷史觀因而不同。我們總是對很多事情處之泰然,羅馬帝國之後分裂成很多個民族,然後呢?然後天也不會塌下來的。」

張文龍:我們總是對很多事情處之泰然,羅馬帝國之後分裂成很多個民族,然後呢?然後天也不會塌下來的。(立場新聞圖片,Lau Tsz Hong 攝)

張文龍:我們總是對很多事情處之泰然,羅馬帝國之後分裂成很多個民族,然後呢?然後天也不會塌下來的。(立場新聞圖片,Lau Tsz Hong 攝)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