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行動者鄒幸彤:我想攞自己出來試,可否在極權下守護尊嚴

鄒幸彤是大律師,卻與主流律師圈子格格不入。她平日仍習慣穿那些印有社運口號的簡單 T-shirt,書架、書檯被大部頭文件夾堆滿,她埋首在那,常常工作至凌晨,在公司會議室地板上舖好露營用的氣墊,裹一張毯子,就這樣睡到天明。

「我想堂堂正正咁做人。我想可以挺直腰板,講所有我想講嘅嘢、做所有我想做嘅事。但而家呢個社會就係,你做呢啲嘢,你要付代價。咁我想試,呢啲代價,真係付唔起咩?」

——鄒幸彤

「如果每個公眾活動佢都拉妳一次,擔唔擔心?」警署外,媒體長槍短炮,有記者問道。

「咁即管放馬過來咯。」鄒幸彤笑著回答。

這是 2021 年 6 月 5 日,鄒幸彤被扣留了 33 小時,剛從警署步出。拘捕的原因,是她早前在 Facebook 發貼文表示,自己將以個人身份在六四當晚進入維園,點燭悼念。

這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八十後青年,近月開始為港人所熟悉。普通人知道她是支聯會的副主席,在國安法下仍堅持悼念六四,卻未必了解她過去在中國大陸做維權工作有近十年,直到 2019 年再也無法踏足大陸。而這段經歷,讓她成為了一名行動者(activist)——她作為大律師為國安法被告辯護、在媒體前就政治案件發聲,作為支聯會副主席公開稱要進入維園悼念,這一切行動的背後,都是過往大陸維權工作的經驗,指引她做出與一般港人不同的判斷和行動策略,而非僅僅是一些網民留言的「送頭」。

鄒幸彤在 6 月 5 日步出警署後,支持者送上「彤彤會戰勝歸來」紙牌

這些判斷和行動背後,也有時勢。過去,除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會,鄒幸彤很少站在幕前;如今,港區國安法實施近一年,香港公民社會數十年來生養出的社運領袖,相繼入獄、或被還押候審。浪潮推著每一個人重新尋找位置,鄒幸彤選擇「補位」,在社交媒體上、新聞鏡頭前,她決定寸土不讓。

她說,想要守住香港民主運動陣地的決心,來自所有在監獄裏的朋友,要為他們「守住檔口」,也來自於自己一直以來的原則:「我想揀一條路出來試下,係咪真係可以在極權下守護到自己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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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傻的想法」:為朋友做正確的事

儘管接受了眾多媒體訪問,要談論自己,鄒幸彤仍有點不好意思。她說自己不懂講故事,每回答一個問題,總是報以靦腆的笑容。

鄒幸彤出生在一個中產家庭,在童年、青少年的時代,她總是愛跑愛跳、愛周圍認識朋友,中學時參加定向越野的校隊,周遊列國比賽,母親說,她是一個「孩子王」。

這個後來高級程度會考(A-Level)獲得「5A」的尖子生,回憶起小時候,又不好意思地笑起來:「咁講好似好自大,但我覺得自細比較聰明⋯⋯」說的是自己在升小學之前,會用積木來自學乘數,「好鍾意研究呢啲嘢。」

鄒幸彤小時候

在讀大學以前,鄒幸彤其實經歷了政權移交、2003 年七一大遊行,可能因為年紀還小、又顧著跑山跑海,這些本土社會事件,都沒有在她的政治思考裏留下太多烙印;反而,從小學開始母親帶幸彤去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有人為理想顯出生命」,這喚起了她原始的正義感,成了她生命的原點之一。每次去完晚會,第二日返學時,那種傷心總是久久仍未散去。

直到上了大學,她才真正開始深入了解六四。在劍橋讀書,她選的是地球科學。頭一兩年,每逢那天,她就在自己的房間裏點蠟燭,看支聯會的晚會現場直播,一個人悼念六四。隔壁房間的學生聽到她房間傳出聲音,不明所以。

她開始瀏覽更多政治討論,又跑去認識不同團體,一齊舉辦講座、放映紀錄片。2003 年是中國的「維權元年」,公民社會正在生長,她希望自己可以善用「信息差」,將能夠從香港獲得的資源,展示給外面的人看,例如艾曉明的紀錄片。她甚至也做新疆、西藏的議題,找來在英國當地流亡的維吾爾人、藏族人辦活動。

她坦承,一開始就像當年不少港人一樣,有種優越感,「覺得呢件事我哋唔講,冇人識講,尤其應該講畀國內朋友聽。」後來,她有了更深刻的羈絆和思考。

因為參加不同的運動,她接觸很多流亡英國的民運人士。例如一位曾經的八九民運領袖,失去自己原有的生活,可到了英國他仍然堅持寫文章。還有一位維吾爾醫生,因為站出來指出核試輻射的問題,再也不能回到家鄉,維吾爾醫生曾告訴鄒幸彤,他很想念家人,可是媽媽、子女不理解他,政府又把他講成恐怖份子。

「因為那些事,成個人生改變。⋯⋯過到英國,人生地不熟,有人做地盤工,成世人的軌道改變了,有的人真的毀了、頹了,有些仍在努力,想繼續貢獻個運動。」鄒幸彤說,成為朋友後,她很想幫手「做點事」。

她再三說起那位流亡的八九民運人士,「不知怎說,感覺他背起了自己死難的同學,繼續向前走。」即使在英國影響力很小,那位朋友仍然「死砌爛砌」,這份韌性和堅持,在鄒幸彤心裏紮了根。

「或者事情根本不是以效果來看,而是覺得件事是對的,要做的,就做咯。」她說,「那種很傻的想法,都幾影響我。」

鄒幸彤在劍橋本科畢業,後升讀博士

她模糊感受到,自己想做民主運動、民族關係相關的事情,但完全不知如何可成為謀生的職業。猶豫之際,她升讀博士,卻一心撲在中國人權的議題上。

2008 年,由於汶川地震,中國政府停掉了鄒幸彤參與的一個科研項目,那是需要在青海、西藏的高原上收集數據的研究。她曾在拉薩見識過荷槍實彈的警隊,又曾在藏族的餐廳被老闆拉去參觀他們家懸掛的達賴喇嘛像,這一切教她對中國的民族關係有更親身的感受,卻在政府一聲令下,窗口就此關上。

「搞什麼科研呢,你搞不掂人的制度,你都唔駛搞呢啲嘢。」抱著這種覺悟,2010 年,她中止了自己的博士之路,僅拿著 MPhil 的學位回港。

她說這像跳下崖底,「不知有沒有出路,但跳了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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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工議題打滾,做一個「左膠」和謙卑的人

2010 年,她回港到支聯會「打雜」。擺街站、搬搬抬抬,什麼都做,還幫他們寫了一個英文網站。她很想可以到大陸生活,深入參與人權工作。幸運地,一個在支聯會認識的朋友介紹了工作給她,到內地 NGO「中國勞動透視」,做勞工維權運動。

從那年開始,她在國內到處跑,上去一段時間,又返港一段時間,如此反覆。近至深圳、惠州、廣州、佛山,遠至重慶、雄安,都留下她的足跡。

她做很多工傷、職業病賠償案件,機構內不少同事都是工友出身,包括一些像她一樣來自香港的人。那麼,工作是教工友們如何索償嗎?鄒幸彤笑著認真糾正,「我哋從來不說『教』他們做什麼,而是 facilitate 他們去做想做的事。」

資料圖片,來源:Pixabay

他們幫需要索償的工友搭建平台、獲取各方資源,例如媒體、律師,「但那個動力要來自於他們。做嘢的是我們,會出來講嘢的是工友。」她說,工作最大的主題是 empowerment(賦權)。

在她經歷的中國大陸維權模式裏,她發現,即使需要打官司,但主導權從來不在律師,反而是維權機構和工友告訴律師,事情應該怎做。也就是說,在一開始,內地律師未有打勞工案的經驗,「似乎是我們在 train 律師做勞工案。」

全職投身「中國勞工透視」的 5 年,奠定了她「左膠」的價值觀,但她覺得更重要是,自己從中學會了「謙卑」。

她認為不是自己在幫工友,而是工友們在幫她。機構有個工作多年的前輩,是香港人,工友出身,哥哥因工傷不幸離世,他從此做了一世的勞工維權工作。他讀書不多,但經驗令鄒幸彤覺得望塵莫及,總是想出很多妙計。還有其他大陸的工友,教曉她如何寫文件、程序怎麼摸索,「維權那種巧妙的位置在哪,有些生活經驗的東西,是你讀多少書都學唔到。」她讚嘆。

她一直同時走兩條路線:在大陸做勞工維權,在香港幫支聯會做關注政治良心犯工作。2015 年,感受到內地打壓公民社會力度越發強勁,她知道,兩條路無法同時行下去,必須有所取捨。

2019 年六四晚會,鄒幸彤左手帶綠色臂帶。(攝:Kenji Wong)

那時候,她已經同時在香港讀完了三年法律、一年法學專業證書,那本是為了更好地分析大陸法律環境出現的問題而讀的,卻也同時讓她獲得了一個自由身位的可能性:做大律師,不再被機構綑綁,可以自由來往中港兩地,同時做勞工和支聯會工作。

於是,她決定回港做大律師,申請了張耀良做她的師父。張耀良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如今還是 47 人案戴耀廷的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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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梁天琦辯論,到與本土派合作

談起律師圈子那種摸著紅酒杯高談闊論的「上流社會」生活,鄒幸彤說自己是「格格不入」。她平日仍習慣穿那些印有社運口號的簡單 T-shirt,書架、書檯被大部頭文件夾堆滿,她埋首在那,常常工作至凌晨,在公司會議室地板上舖好露營用的氣墊,裹一張毯子,就這樣睡到天明。

交往數年,她的男友、中國維權人士野渡說,和鄒幸彤通電話時,她都在公司加班。「我知道佢啲案不少都是人權方面,好多時報酬相當微薄,甚至連報酬都冇,但佢都會好搏命去做。所以佢成日都好好攰好唔夠瞓。」

鄒幸彤從辦公室拿出一張毯子,準備在公司過夜

鄒幸彤同時繼續參與支聯會工作,當上常委、副主席。在她回港的 2015 年,正值雨傘運動結束、本土派崛起的年代,支聯會備受批評,不少年輕人不屑支聯會「大中華膠」的身份定位,以及每年六四燭光晚會的「行禮如儀」。

鄒幸彤那時最關注的,卻並非這些與身份認同有關的批評,而是支聯會有否切實支援到中國內地的民主運動,同時能否把內地的經驗帶回香港。

「六四不止停留在八九年,⋯⋯這是一個活的運動。」鄒幸彤希望為支聯會帶來更多內地連結,真正接壤中國公民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

她又嘗試讓香港社會更多了解中國的維權事件,例如發起「傘步者」行動,把內地支持傘運而遭受壓迫的人士印在明信片上,到六四晚會派發給市民;又如與流動共學合辦活動,分享新釀六四啤酒,聲援成都的陳兵等人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白酒被控尋釁滋事。

不過,這些行動獲得的關注,似乎都比不上年輕人對支聯會的批評風潮,也追不上本土思潮下,年輕人希望與中國切割的想法。

2016 年 5 月 9 日,時任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與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印度達蘭薩拉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以對話形式,探討身份認同、本土派等議題。(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台片段截圖)

2016 年 5 月,鄒幸彤應自由亞洲電台邀請,與本土派領袖梁天琦做了一場網上對談。鄒幸彤說,他們最大的分歧,就是關於身份政治的問題。梁天琦在對談裏表示,國族身份的建立,對建國是很重要的一環。

直到今日,鄒幸彤仍反對用身份政治推動社會運動。

「用身份來推動運動的方式,是危險的。你基於的不是普世對人類的原則,而是你我他的劃分,而這些劃分其實可能好隨機,沒有必然的原則:為什麼我是香港人?咁啱我喺度出世。」

她感覺,多年在中國大陸做人權工作,令她更明白,身份政治,正是中共統治所使用的工具。

「佢用呢種民族身分,分化漢人、維吾爾人,香港人、台灣人。你自己族群咁做,當權者就落得清閒,族群之間打餐死。我覺得用這種方式推動運動,有少少中了它的圈套。」

2020 年 9 月,12 港人家屬在涂謹申、朱凱廸、鄒家成陪同下在立法會召開記者會

她與本土派維持著這種原則性的分歧。2020 年八月底,當 12 個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國海警截獲、送回深圳羈押,一場兵分兩路的營救行動開始了:內地人權律師接下這案件,從各地飛到深圳,要求會見當事人,而香港的社運人士組織當事人的家屬向媒體發聲,造成輿論壓力。這當中,鄒幸彤是一個連結兩地的關鍵點。

在 12 港人的營救行動裏,鄒幸彤發現,由於本土派政治人物鄒家成的參與,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觸到做內地維權議題的大陸人,尤其是大陸人權律師。

鄒家成不止一次在 Facebook 公開發文,感謝中國人權律師,並呼籲香港人關注這個群體所受到的打壓。一些本土派青年領袖也意識到,中國的人權律師,可以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同伴。

「終於做到我多年想做的事!」鄒幸彤不無興奮,「我哋不斷做咁多行動,都是希望大家從一個『人』的角度去理解他們(內地做人權議題人士)。」

「因為政權的打壓,反而連結咗大家。」

2020 年 11 月 20 日,四個被扣押港人家庭的家屬和 12 港人關注組今日到與鹽田看守所一海之隔的吉澳山上,向深圳鹽田方向拉橫額及放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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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地經驗判斷今日香港:主戰場不在法庭,而在公眾

12 港人案裏,內地人權律師的行動,也給了鄒幸彤更多啟發。

儘管在過去,透過一些與社運有關的案件,她早已開始思考香港司法制度在不民主的社會所存在的問題;但港區國安法實施,尤其去到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她成了鄒家成的辯護律師,她確認,香港的法庭已經被政權用作政治打壓的工具。

在目睹馬拉松式連續四日的保釋申請聆訊之後,鄒幸彤感到很大壓力,認為自己負有責任,向社會、法律界指出,這個案件已不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

「國安法本身是一套有問題的規則。香港的問題在於,我哋仲當呢啲 case 是一個正常的法律案件來處理。去到一個位,你要改一改 mind set。」

以 12 港人案為例,代表其中一名港人的內地人權律師盧思位,在奔赴深圳鹽田收押所被拒見當事人之後,他多次撰文指出司法程序不公,在香港多家媒體發表。鄒幸彤說,這其實是一種策略,人權律師公開發聲,讓當事人的處境被社會看見,造成輿論壓力。

「盧思位的做法,走完正規程序,(向當局)寫完所有申訴、投訴,但寫的內容不是重點,他在外面講的內容、如何向公眾解釋,才是重點。主戰場不在法庭,而在公眾。」

2020年10月22日,12港人再次到鹽田區看守所要求會見當事人不果,在近海傍處合照留影,在他們身後,是香港的晚霞。由左至右分別為宋玉生、盧廷閣、盧思位、藺其磊律師。

她解釋,內地人權律師會與公民社會合作,利用記者、公眾壓力,做 campaign。「有些事律師知道可以講,有些事則由其他人去講,背後的溝通好重要。」

在香港的法律界傳統,因為專業操守,接手案件後,司法程序在進行,律師不會受訪、向外界發表評論。

然而,在國安法案件裏,「如果你用一個好 narrow 的專業操守,只對客人負責,不對公眾利益負責,那你的選擇就會是不出聲。但如果你考慮公共影響,明白不讓當事人見律師是一種 trend,給壓力律師也是一種 trend,那這種事是否要曝光出來,才有解決的辦法?你身處那個位置,你有冇責任行動?」

她肉緊香港人未有覺悟:「內地律師知道一些案件不會有公正判決,他用其他方法。但我哋而家,當事人不講,家屬不講,互相不溝通,又不當一個 campaign 去做,大家仍然兜去法律技術上。」

國安法提高保釋門檻、律政司可撤銷陪審團、法官由特首指定,「現在的問題是,政權把法庭當戰場,而你不去應戰。」

數百市民一早去到西九法院聲援因參加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 47 人。(立場新聞圖片,Peter Wong 攝)

為鄒家成在 47 人案申請保釋時,鄒幸彤在法庭上發表了一番與眾不同、討論法律與政治的陳詞。她指出,案件的結果,可能消滅香港所有政治反對派的聲音,又說法治的核心,是用法律限制權力的濫用,而非協助權力侵害民主價值。

「法庭被動放在風口浪尖的位置,但法庭在作出決定時,要考慮對香港人權法治的影響。」

這番陳詞後,鄒幸彤感受到來自業內的壓力,甚於在支聯會發表演說。

「我呢種觀點係好少數,同我背景有關,肯定不是主流。這種方法,甚至可能是要被前輩罵死的,哈哈。」她笑了起來。

庭外,她又成了少數接受媒體訪問的國安法案件代表律師。

「評論一些正在進行的案件,是大忌,評論你自己有份處理的案件,更加是大忌。在法庭講政治,又是另一個大忌,咁我做晒⋯⋯」

對她而言,做 activist 的身份,是先於法律人。「必要時,律師呢個身份是可以拋棄,但 activist 的身份是我成世人的身份。Activist 不是職業,是 life mission:想要 make a change。」

鄒幸彤在律師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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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鎖起的維園:別恐懼,活在真實裏

鄒幸彤的心在大陸維權工作。計畫順利的話,她本來想更加退居幕後,更自由往返兩地,甚至在大陸長住,也可與男友野渡團聚。

可是,2019 年初,她過關被攔截,從此無法再回大陸。此後,反修例運動爆發、國安法通過,香港公民社會一沉百踩,隨著支聯會李卓人、何俊仁等人相繼入獄,鄒幸彤前面沒人了,她決心補上。

她開始以支聯會副主席身份接受無窮無盡的訪問,總有前輩勸說她要保護自己,到最後,她只是默默按掉一些來電。

她收穫了一個戰友,名叫陳皓桓,是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國安法實施後,團體紛紛退出民陣,原本的召集人岑子杰有案在身被還押,陳皓桓接任,被媒體稱為「一人秘書處」。

鄒幸彤從這個九十後的年輕人身上,感受到一種氣味相投:

「有少少同病相憐,即個個都唔肯去,但覺得唔可以放棄、一走了之,要死頂住。一方面好無奈,一方面又是自己選擇的戇鳩位置,預咗拋個身出去,那種不管不顧的感受。」

陳皓桓愛看《復仇者聯盟》,5 月 17 日提訊當天,他做著 Dr. Strange 《奇異博士》的手勢,說「集氣呀,我們坐 5 年監,然後帶返啲人回來。」(立場新聞圖片,Oiyan 攝)

她無法放棄支聯會,因為這個組織是為數不多關注中國民運的香港組織,累積了三十多年的人脈、資源、聲譽,在追求兩地民主的鄒幸彤眼中,這是要保護的陣地。

在陳皓桓因 2020 年十一遊行案上庭之前,鄒幸彤常與他和一些朋友約飲酒,想在最後的自由時光裏,留下快樂回憶。陳皓桓好幾次對鄒幸彤說,自己想不認罪,以此延長審訊時間,拖到六四,陪她一齊到維園悼念。

在陳皓桓上庭前某天,他們又約了在朋友家唱 K。他們二人合唱了《國際歌》,討論一番此歌對彼此的重要性,惹得身邊朋友們大笑。酒酣耳熱,鄒幸彤說起自己的六四計畫,彼時已有風聲,警方不會批准支聯會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

「咁遮無人陪你去維園?唔得,我一定要去。」陳皓桓再次說,他想不認罪。

鄒幸彤當然再次反對,她告訴陳皓桓,六四不是他的責任,不要因此而失去了認罪扣減刑期。「我叫他不要傻。」鄒幸彤哭了起來。

「一方面你唔想他這樣,一方面你又好明白他的心情。」

5 月 18 日,陳皓桓保釋被拒,即時還押。從法院走到添美道,看著雨傘、反修例運動曾人頭湧湧的街,如今水馬圍得嚴實,孤單感襲上心頭,鄒幸彤掉了眼淚。

為了獄中好友,也為了自己多年來的信念,她不想退讓。儘管支聯會表明六四不會到維園,5 月 29 日,鄒幸彤在 Facebook 發貼文,宣布自己將以個人身份,「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

6 月 4 日清晨七時許,鄒幸彤剛走出辦公樓不久,四名便衣上前,拘捕了她。帶上車後,便衣才告訴她,是用《公安條例》作出拘捕,附上的證據,正是她的那篇 Facebook 貼文。

這天她最終無法到維園了。在她被扣留期間,維園也被警方鎖成了鐵籠。然而,數以千計的市民湧到維園外圍、湧到銅鑼灣旺角各處的大街小巷,打開電話燈或點燃燭光,流水式行走,如此悼念六四。

2021.6.4 立場新聞圖片,Peter Wong 攝

從警署出來後,鄒幸彤感覺,「大家拿著燭光上街,這種抗爭意志,才是真正傳承了八九民運的精神。」

在她看來,這一天,六四與香港本土民主運動,再次展現出雙向的關係:香港運動保護了六四的記憶,而六四的精神,也滋養了香港的運動。

她總愛用《六國論》「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來說明委屈並不能求存的道理。她仍會繼續寫文章,該發聲的時候就直言。她希望幫助香港人克服恐懼,因此「攞自己出來試下,係咪真係可以喺香港搵返力量出來。」

「我希望傳達到,面對強權,不是只有退讓這種方法,而是可以不卑不亢,去堅守自己的陣地。不是有權力就大晒,人性的尊嚴的價值,是可以強過這些強權。就算你被困入監獄,你都可以保留這些東西,而這些東西才是一個社會運動裏真正的力量。」

她說,雖然很老套,但自己想「活在真實裏」。

「我想堂堂正正咁做人。我想可以挺直腰板,講所有我想講嘅嘢、做所有我想做嘅事。但而家呢個社會就是,你做呢啲嘢,你要付代價。咁我想試咯,呢啲代價,真係付唔起咩?」

「我想揀一條路出來試下,係咪真係可以在極權下守護到自己的尊嚴。」

在劍橋的歲月,她崇拜哈維爾,有劇團四處表演哈維爾寫的劇,她便追著去。2011 年,哈維爾逝世,鄒幸彤很難過,第一個跑到捷克駐港總領事館獻花,職員拿出簽名簿給她簽名。後來,在她名字後面,第二個簽名的,是野渡。那時他們還未熟絡。

究底,對她而言,這一切信念和行動,或許源於小時候的六四晚會,激發天性,貫穿年月:「好原始、簡單,見到不公義的事,你想改變。」

2011 年 12 月,野渡(左二)第一次認識鄒幸彤(右一)。照片來源:野渡

文 / 楊子琪

攝 / Nasha Chan, Fred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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