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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檢陳弘毅《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

2020/7/10 — 16:01

陳弘毅(亞太法律協會提供圖片)

陳弘毅(亞太法律協會提供圖片)

法律界華麗轉身者何其多,陳弘毅不過最新一個。發表「新社會契約論」之前,曾幾何時陳弘毅亦倡議過中國借鏡西方民主憲制,舊作《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論調與當下國安法時代反差之大,更見覆檢初心的必要。

毫無疑問,2013 年的陳弘毅是反對 2020 年港區國家安全法的。該書開宗明義提出法治概念的十項涵義,當中不少就與國安法條文相沖。例如法治須有制衡行政機關的權力,保障人民免受政府濫權侵害人身自由的風險,而國安法第 42 條禁止保釋理由違反無罪推定,第 43 條授權行政機關僅憑「合理懷疑」即可繞過法庭命令執法,所謂「依法」未必合乎法治精神:

舉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假設立法會通過一條法例,授權行政長官對任何市民做任何事,包括可以隨時隨意根據任何他認為是足夠的理由,下令拘留任何在香港的人,拘留時期沒有限制,任由行政長官決定……行政長官根據這套法律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但這卻會違反法治概念第三層的涵義。第三層就是說,可以隨意運用的權力必須受到限制,應該有明確的規則去管制權力的行使;法律要有足夠的內容,去防止法定權力的濫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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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公共安全亦非萬能理由。國安法一如孔傑榮(Jerome A. Cohen)指出,條文含糊,罪行欠缺清晰定義,非但不屬社會契約,更無異於「毫無商量餘地的社會勒令」,說法遙相呼應陳弘毅的預警:

如果法律不清楚和不具體地規定甚麼是犯法的行為,而只是籠統地說,凡是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人都可以被處罰,在這情況下,政府隨時可以公安理由逮捕人民,人民只能生活在恐懼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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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是,陳弘毅一直支持基本法 23 條立法;更弔詭是,書中申述理據可用於反對今日的國安法,尤其是秘密立法和擴大刑責方面:

平心而論,國安條例(23 條)草案的內容大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它沒有把中國內地的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罪」引進香港,而是在參照國際人權標準和外國有關法律的基礎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度身訂造」一套國家安全法,並且對原來港英殖民時代的(並在 1997 年後仍然存在的、相當嚴厲的)有關法律作出從寬的修訂(例如收窄原有的「煽動叛亂罪」的範圍)。3

假如政府剝奪各種基本人權 —「包括人身自由、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不受無理拘留,如受刑事檢控,可得到公平和公開的審訊、不受殘酷或不人道的處罰等等」— 勇武派陳弘毅(2013)認同人民起而抗暴,顛覆政權:

在一個特定歷史時空下,政府和法律的權威,及人民服從政府和遵守法律的道德義務,並不是絕對或神聖的。如果政府施行暴政、踐踏基本民權,不但對社會毫無建設,而且造成廣泛的破壞和嚴重的禍害,那麼人民起來推翻政府及其法律制度,也算是正義和合理的行為。5

譬如法國大革命。陳弘毅十分推崇 1789 年的《人權宣言》,直指革命人士爭取自由、平等與人權的志業「在二十一世紀仍然絕不過時」:

政府任意拘捕和監禁人民,或充公他們的財產,囚犯受到虐待、刑事審判程序苛刻和不公平,人民往往因宗教或其他思想信仰受到迫害,政府對出版實行檢查制度、壓制言論自由……政府制度是君主專制,施政時無需理會人民的利益和意願。人權宣言是針對這種政治和社會的弊端而寫成的……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人民仍然像法國大革命發生時的法國人民受着各種壓迫和苦難。對他們來說,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人權宣言所宣示的理想,仍然是一個遙遠的理想,但也是一個值得爭取,值得奮鬥的目標。6

「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亦然。對陳弘毅而言,三者相輔相成,民主與人權本身即屬法治的內涵:「法治……是說人民應有權選出自己的政府,政府應向人民負責,為人民服務;同時應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7人權與民主又往往重疊,諸如參政權、選舉權均列明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言論、新聞、遊行、結社等自由及權利亦和民主息息相關:「只有選舉而沒有這些自由,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實現。因此可以說,某些人權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和先決條件。」理想狀態在於取得平衡,以免社會機能不全、公民權利不彰。

無民主而有法治的港英時代即是缺陷一例。陳弘毅認為,香港自由、開放、多元,奉行法治,公民社會活躍,傳媒敢言監察,業已塑造出「香港人」的身份意識,若要進一步發展民主憲政,最大挑戰源於「他者」 — 中國大陸 — 而和平解決方案將有賴「憲政或法治的實踐和創新」,由是書中有不少篇幅討論中國法制的發展,出自陳弘毅長年參與其中的心得。

陳弘毅指中國強調「共產黨的領導」,根據所謂「社會主義法治」,中共超然法律之上,因而並未達致「規範性的憲法」,僅得「文字上的憲法」,空有政治宣言而不實際規限政治權力運作,亦即「有憲法而無憲政」。陳弘毅援引馮友蘭、新儒家四君子<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乃至康德的歷史哲學,論證法治並非東西之別而是古今之分,實現憲政與中國傳統文化不但毫無衝突,「更是中華文明全面復興的偉大事業的要求」,甚或是人類理性的終極目的。體諒到中共顧忌民主化過程或致丟失權力,陳弘毅又苦口婆心指出,憲政「相對溫和」,英國亦是先有憲政後有民主,並為中國度身訂造一套立憲議程:

憲政並不要求立刻通過普選和多黨競爭產生議會或政府,也不要求立刻全面開放言論、出版、新聞、結社、集會遊行等自由;憲政只要求勵行法治以規範公權力的行使,司法獨立,國家機構之間有所分權以收相互制衡之效,以及加強立法議會對行政機關的制約、監督和問責,立法議會充分行使其立法權、財政權和監察權,以致建立中立公正的違憲審查制度,制約立法權和行政權的違憲行使,以保障公民的憲法性基本權利和自由。8

以上「中國特色的憲政」明顯不符前述法治、人權與民主並存的理想,陳弘毅對中國法制未來的期許在此卻可見一斑。鑑於習近平掌權後多次主張「三權合作」、「黨領導法」,表明「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陳弘毅的中國憲政夢此時不免顯得幼稚。綜觀全書探討中國法律部分,不乏針砭其制度及執行問題,例如法院欠管轄權及違憲審查權,人大又缺乏約束力,乃至「後極權主義時代的新權威主義」的各種社會流弊均有論及,反映陳弘毅對中國的陰暗面並非一無所知。一廂依舊情願,多少發自於本人的愛國情懷。

<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書封

<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書封

書末餘論收錄兩篇雜文,一篇為保釣人士陳毓祥悼文,壓軸一篇叫<人間有情>,內容相當古怪。其中提到西方思想傳統不足之處在於重理輕情,中國人則以情為貴;解碼人類的基因並不能解答生命的意義,「『情』才是生命動力的最重要泉源」:「人間有情,這包括親情、愛情、友情,以至愛國的情懷,以至悲天憫人的為全人類謀幸福的慈悲博愛之情。」隨後筆鋒一轉,講自己最近讀李敖小說《北京法源寺》,有一節寫到梁啟超與譚嗣同的臨別感言,心折於兩人的「師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國之情」,陳弘毅借譚嗣同殉道發想作結:

他的死,為的不是兒女私情,甚至也不是父子或手足之情,而是一種更大、更高、更深、更廣的情。只有偉大的人格、廣闊的胸襟、遠大的眼光、宏偉的抱負和高尚的理想,才能孕育和承載着這種悲壯之情。9

到最後,原來法律系教授想表達情重於理,國先於家?如此說來,陳弘毅打倒昨日自己,就不令人意外了。

註:

1. 陳弘毅,《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4。

2. 同上,頁 15。

3. 同上,頁 240。

4. 同上,頁 11。

5. 同上,頁 12。

6. 同上,頁 31-32。

7. 同上,頁 7。

8. 同上,頁 207。

9. 同上,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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