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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小姐⋯⋯」他們只想交換幾句溫暖的說話

2019/11/22 —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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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18日)傍晚七點幾,仍逗留油尖旺區的人,口中只得一個口號,就是「入理工,救學生」。理工是一個圍城,在它旁邊的尖東百週年紀念花園內,人潮蠢蠢欲動。這個平日相當冷清的休憩處,這一夜成為重要的戰略據點。花園一邊是通往理大的行人天橋,十幾防暴早已武裝駐守,五十米外有一處光燦燦的舖頭,專賣生煎包和冰豆漿,不論催淚彈放得幾狠,那條排隊的人龍也沒有少過。熱食永遠給人生活「正常」的錯覺,因此這一小塊空地可算是整個花園最富安全感的地方。

然後有個男人大喊:「不如家長行前坐低,非家長的退後,我們連結起來!」

接著像退潮一樣,一張張特別傷心的面孔,在人群中乍現。有傳道人緊緊擁住一個抽泣的女人,說著比聊天大一點的聲線,用一種頗有力量的腔調,在祈禱。有一個帶墨鏡的婦人,呆站良久,有幾隻手搭著她的肩膊,在安慰。很多微小的動作會讓你發現,哪些人的孩子正在理大裡面,他們的慌張失魄,在空氣中漸漸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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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人坐下來,這是一個特殊的年齡層,不年輕也非白髮斑斑。我問一個戴手術口罩的女人:「你的孩子在裡面?」她點點頭,眼光一觸碰,她就淚盈於睫,「孩子讀中大,上星期明明在中大安全出來了,但說要支援手足,又走入理大裡面了⋯⋯」女人說著有鄉音的廣東話,一臉憂戚,她問我:「點算?」我輕輕摟一摟她的肩膊,半句話也答不上來。

又有另一對坐在地上的夫婦,表情木然,我只能用相同的開場白去問那個男人:「你的孩子在裡面?」一個答案顯然易見的提問,把他帶回苦難的現場,男人按捺不住,帶著哭音說:「我個女只是中學生。」他身旁的太太立刻把他按住,男人搖搖頭,不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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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頭請家長集結的男人,是位牧師。他跟眾人商量要開一個 whatsapp group 還是 Telegram group 互相聯繫。大家聽到 Telegram 後有點面面相覷,最後還是覺得 whatsapp 比較容易。於是他們輪流出去,留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同一時間,另一批人湧至,他們大叫:「入理工,救學生!」而百幾米外的漆咸道南,正傳來好幾下施放催淚彈的槍聲,嗆鼻刺激的氣味飄至,取代了安全的生煎包油煙味。很多家長警覺的表示,要不要另覓地方靜坐,本來一種靜止的茫然不知所措,瞬間變成了恐慌的逃亡。

香港這半年以來,現場往往就是充斥著這類型流動的、善變的氣氛,平靜和動盪,安全與危險,無縫交接。你以為自己站在後方,但立即就可以變成前線;這刻還可以買一串魚蛋,下一秒鐘已經拔腿要跑。這是一個五維空間,層層疊疊的橫軸、縱軸、豎軸,重重把你包裹。

想親眼看清楚政府所為的女人

之後四個幾鐘頭,在百週年紀念花園四通八達的五個進出口,不斷重覆著這種作戰模式。廣場內有人徵召巿民一齊走路入理工,而這些人實際上只手持雨傘,真正帶上防毒面具等裝備的示威者,僅二三十人。這邊號召了幾百人朝科學館出口行去理工,那邊踏出去不夠一百米,就遭防暴警連連施放催淚彈,於是人潮又咳著退回來,大家站在東海商業中心外牆掛上「PEACE」字樣的聖誕燈炮下,狠狠地咳嗽、洗眼,口中對防暴加以咒駡。

接著在南洋商業中心一邊,又傳來持續的槍聲和起哄聲,幾粒催淚彈突然在兩幢大廈之間給丟進廣場,在花槽中爆了,猛地又激起了眾人的情緒。眾人大叫:「有狗!」,便衝去堵塞那一道大廈之間的窄街,太陽傘、椅子、桌子、樹枝、花盤等瞬間疊高,意咪著廣場內的人又少了一個進出口,也不知是更安全還是更危險。

然後是朝海旁那邊的麼地道,僅一條街上就有四間酒店林立,遠看又是好幾百個攢動的人頭。我仔細看他們的臉孔,三十幾、四十幾歲,放工的打扮,一手持傘,一手傳遞磚頭。以前拿磚頭叫勇武,現在運磚是小事,我脫下面罩,問一個穿著黑色針織毛衣的女人:「來這裡不怕?」她同樣是一秒間眼中有淚,「我要親眼看,看這個政府對人民有幾麻木不仁。」

話未說完,就看見一條藍色水柱在二百米外射出來,水炮車開進酒店的門前。接著是一輪無間斷的催淚彈,以及汽油彈的還擊。撐傘裸面的巿民,蹲下身子一步步朝水炮車推進;他們一直推至距離防暴警三十米的距離,那是即使我戴住面罩、掛上記者證,也怯於上前的位置,怕彈殻橫飛、怕汽油彈丟錯,也怕藍水之刺痛,但眼前背景大概跟我沒兩樣的「巿民」,竟然走得這麼前,而且覺得理所當然。

不再回覆短訊的中學生

與此同時,油麻地和旺角戰況更慘烈,碧街的人疊人事件,也是在這個鐘數發生。而另一個場景,則是為數五十幾人的中學校長,心急如焚地用盡方法進入理大,想親自帶自己的學生撤離。

夜晚十一點半,尖東帝苑酒店對出的麼地里,仍有近百黑衣人和防暴警對峙,互相以汽油彈和催淚彈攻擊,街上被嗆鼻的白煙籠罩之時,百幾米以外的千禧新世界酒店,則有不少中學老師、主任和副校長聚集大堂等候消息。

我急步朝空盪的大街走了分半鐘,中途被佈防在麼地道行人天橋的防暴警察,用強力電筒照射,而我則盡量以橋躉和花叢作掩護,遠看實在是非常愚蠢的姿勢--意思是我的一舉一動在居高臨下的防暴警眼中根本曝露無遺,而我仍妄自為求心安而借助街上的障礙物遮擋自己,即使我作為一個穿反光衣的記者,本來光明正大,但當刻內心根本非常怯懦。腳上的球鞋在短短百幾米的路程中,便踢到好幾顆催淚彈殻,並且總是小心翼翼別踩到磚頭、玻璃樽碎片和形狀尷尬的雨傘骨。

越過另一排佈防的防暴警,我推門進入酒店,發現裡面的催淚彈氣味,完全不能疏散,嗆鼻的氣體已在冷氣系統中,循環不息地輸送。在這裡上演的,又是另一個故事,現場的中學主任和副校,正用另一種途徑拯救理大裡面的學生。

原來五十幾位來自不同中學的校長,在傍晚時已經聚集一起,希望能夠進入理工大學跟學生見面。開始時的訊息,是校長可以領屬於自己學校的未成年學生,登記個人資料後離開理大,而警方不作即時拘捕。擾攘幾個鐘後,訊息變成校長可以領任何學校的未成年學生離開。直到接近零晨時份,新消息又再傳出來,有副校的手機響起:原來理大B座談裡面的中學生,情緒極度脆弱和激動,他們甚至把校長拒諸門外。中學生有感離開是一種背叛,而且自覺無罪,更加不信任警方的任何協議,也有較年長的抗爭者,開口大喊學生應齊上齊落,並質疑校長容讓警方登記學生資料,等如將他們送死。

也有學生跟老師透過短訊留下說話,坦言會用其他方法逃走:「我不要被告暴動罪!」之後就不再回覆。有學生明明說好了走,把姓名校名身份證號碼發給老師後,突然又改變主意:「我都係決定唔出嚟。」亦有父母透過電話筒聲淚俱下,求孩子離開;甚至有一個母親聘了律師,也在這個時刻,突圍了三道警方的防線,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竟直闖理大,帶走了自己的孩子(但最後出來時,孩子被警方拘捕)。形形式式的處境,在週一夜晚爆炸性地同時發生,那是全體香港人無眠無淚希望盡失的一個夜晚,我深深地相信,這不是偶然之下素昩平生的你我的一場巧合,這種世界徹底潰敗的共同經歷,大概是避無可避的宿命。

一對爭吵的夫妻

半夜十二點半自酒店出來,赫然發現街上竟空無一人,防暴警不知往哪裡去了,抗爭的人潮也一個不見,這裡的戰事稍歇。我穿越只剩下零星十幾人的百週年紀念花園,地上是大戰後的遺痕。一對夫妻的爭吵聲,劃破了詭異的寧靜,從他們言談之間,得悉其女兒正被困理大。

我忍不住上前問了一些情況,告訴他們刻下有校長可以把未成年的中學生領出來。那父親大聲說:「好,女兒立即要出來!記者小姐,有什麼方法可帶她出來?」那母親卻哭著說:「不要,爸爸不要這麼,要先問問女兒意見。」原來母親正用手機跟學校社工聯繫,父親卻一把搶過其電話,把它丟在地上。我和現場另一個記者見狀,只能把夫婦分開,請他們冷靜下來,好好商量對策。

但男的暴怒,女的哭喪,突然電話接通了正身處理大的女兒,透過手機我聽到女生的歇斯底里。母親把手機遞給父親,請他跟女兒說話。但男人怒氣未止,仍在高聲怪責女人的軟弱,再次揮手把手機撥走;女人則大哭著叫男人冷靜,又囑電話中的女兒,先不要掛心爸媽的爭吵。

男人上前連連說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接著他用語帶鄉音的說話,傾訴了一些家庭背景,以及養妻活兒的辛酸。他堅持把女兒的姓名和校名交給我,請我幫忙聯絡校長,把女兒帶出來。但女人卻警覺地不想男人隨便把女兒的名字,交給陌生的記者。接著再次在同一塊東海商業中心外牆的「Peace」聖誕燈飾下,開展了另一場激烈的爭吵。

那是半夜一點幾的尖東百週年紀念花園,幾個鐘頭之前,這裡是警方/政府和巿民的戰場,幾個鐘頭之後,這裡上演著一個家庭的內戰。我的腦袋混亂,身體覺得冷,意識上非常內疚,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有感對這家人有著極大的虧欠。

半夜尋子的母親

我和後來碰上的一個記者,雙雙在尖東周圍踱步,視察一下戰後的災情。我們兩人走在漆咸道南往海旁的方向,後面是防暴警跟加連威老道示威者的對峙,前面一條大路卻空無一人,清風徐來,僅二百米之遙,一邊是戰爭一邊可以是靜土。我們拍拍照片,看看彈頭,突然卻從麼地道走出來十幾個防暴,我立即心頭一緊。他們用長靴猛力踢起一些障礙物,並朝我們問:「你邊間(傳媒)?」再咄咄迫人地說:「有冇影?有冇影?影啦!影爛成點啦!」

這已經不再是只有違法者才害怕執法者的香港了,我能回得去嗎?香港能回得去嗎?

那個夜晚,油尖旺的理工反包圍行動,我只窺見了其中一個小小的現場。但事後聽過不同位置記者的憶述,從他們深鎖的眉頭、重重的嘆氣、「不想多說」的表情,以及遞上手機迫我睇片的動作,就知道那一夜有幾激烈和傷痛。還有抗爭者從天橋游繩逃亡的片段、衝出正門跟防暴對戰的情景,全部都在那幾個小時內發生。

那究竟是甚麼樣的特殊時份,帶著甚麼樣的隱喻?這個時空在歷史中眨眼一現之後,卻於俗世遺留下幾廣、幾闊、幾深的創傷?

零晨三點幾,我行經加連威老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紅磡繞道等,各處皆分別聚有數十人潮。運動至今半年,我還是頭一趟看見這一帶的道路,爛得如此觸目驚心,還有連環給焚毀的車子。路上有幾個記者、有 FA 急救員、有黑衣人、有街坊,有很多家長車,大家卻非常平靜,毫不驚慌。我此刻才明白,在戰火頻仍的地方,人們是怎樣生活的:就是得一時的安逸就是一時,把那一時當成永恆。

在路上碰到幾個中年男人,耳朵繫著藍芽耳機,神色凝重,他們上前問:「記者記者,理大情況點?反包圍的人散未?」我面有難色,試問自己所知道的,根本不比別人多。不過後來我懂了,大家不過想在方寸盡失的時候,互相交換幾句溫暖的說話而已。果然,這幾個男人知道的更多:「我們度緊路線⋯⋯救走他們。」詳情不透露,最後我們看進彼此的眼睛裡,說道:「小心,保重。」

走到接近黃埔海旁,一個女人上前,沒頭沒尾的問:「被拘捕的人,會拉去哪個警署?」我問:「你意思是,在理大被拘捕的人?」她點點頭,遞上手機,要我看一個手機追蹤的 GPS 位置,連珠炮發的說了一大堆話。原來她念中學的兒子,跟隨校長離開了理大,媽媽從手機的顯示中,看見兒子的位置在暢運道,惟個幾鐘頭卻沒移動過,致電也沒人接聽。女人急了,遂於半夜三點幾,在街上闖盪尋子,她聲音顫抖:「我不知道該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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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日以來,身邊很多朋友都或深或淺,牽涉在理大的事情上。有被困的人、被捕的人、游繩的人、受傷的人、逃脫的人。有老師告知,當日他明明在勸學生某某隨校長離開,誰料翌日學生竟爬坡成功逃脫。我聽著那個逃亡故事,但覺悲涼又荒謬,更恨自己再流不出眼淚。不是不夠傷心,而是傷心已經沒頂。當下理大裡面仍有留守的人,他們是每個香港人的一部份。幾位九月時曾經來港採訪的外國記者,我跟他們個幾月沒有說話,那天卻給我發來短訊:「The world is with Hong Kong. Don’t feel weak or powerless.」全世界,都看見了香港的這一個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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