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論香港地位與抗爭博弈

2020/4/10 — 12:41

【文:劉言】

從上年六月抗爭運動爆發以來,香港進入了久無寧日的光境。運動綿延經月,不意遇上百年一遇之大疫症而暫時中斷。在這難得的冷靜期間,正是進行反思、檢討的時機。在過去一段時間,筆者屢見坊間存在不少對運動本質、是非、成效的種種質疑。有見及此,希望為香港抗爭運動的理論略作梳理。

談論到香港抗爭,有幾個問題必須被解答。構成香港成功的基礎是什麼?這關乎抗爭的目標與本錢。中國和香港之間是否可以避免衝突?理解香港人的選項有助消去部分懸念。抗爭運動的中博弈盤算為何?不察難免陷入困惑之中。下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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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特地位的基礎與由來

在不到200年的歷史間,香港得以從無人知曉的小漁村搖身一變為東亞國際金融中心使香港成為人類歷史上知名的經濟奇蹟之一。到底是怎樣的特質造就了香港的成功?筆者過去曾聽過一個說法,當香港做到「I am China, but I am not China」的時候就能夠成功。言下之意大概為香港的成功,需要在中國與國際之間找出最合適的位置,盡最大能力從國際市場及中國市場中抽取利益。筆者並不反對這樣的說法,但對於相關說法還須再作進一步拓展。既是中國但又不是中國,所云為何?用一句概括香港的獨特地位就是「經濟上與內地連結,政治上和中國區隔」。只有盡最大可能杜絕中國政治能量介入,香港的經濟環境才能得到最大保障。先此聲明,中港政經連結的實際情形相當複雜,筆者無意在此作過多深入的學術分析。惟願通過開埠以來的歷史來呈現香港地位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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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朝到共和國時代,外商在中國承擔非經濟因素所導致的經濟損失的風險並不小。在對華貿易的過程中,能夠確保投資風險、保障產權以及避開種種陋規。對於欲分中國市場一杯羹的每一個人而言都是好事。香港能為商人們提供保障,全因得力於英國人的制度建設。可以這樣說,英國人之所以要殖民香港就是希望打造一個「經濟上和內地連結,政治上和中國區隔」的據點。英國人是有意識地使這個想法成為事實的。在鴉片戰爭前,中國和外國已因為法制不協調的緣故發生過非常多的衝突。既要得到中國利潤,又要確保人身安全、自由及利益不受侵犯是所有來華商人期盼解決的事情。須知中國司法制度之黑暗使多少洋人為之卻步,要求清朝割地並給予「治外法權」於是成為中外條約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中國未能與現代文明接軌之前,設租界及殖民的罪惡行為反倒是最能保護利益的方法。即便今天的中國和晚清時代已相去甚遠,但直到2020年仍然無法克服這些難題,上海自貿區、雄安新區、前海等計劃一個又一個地胎死腹中。原因和一百多年前並無實質上的分別,一連串事實更突顯了政治區隔怎樣塑造了香港獨特的經濟環境。

中港之間「經連政分」的另一個好處,就是為中國人及外國人在中國政局不穩之際仍能提供庇護所。不論中國發生多大的亂事也好,香港因為政治上與中國區隔而得以免於多次破壞,甚至因此獲利。殖民地成立之初,華商與外商均未立刻發現香港對他們的好處。這樣的情況並未維持很久。1857年英法聯軍進攻廣州,戰爭使粵港之間的貿易統制解除。香港代替廣州成為華洋貿易的場所,貿易路線、國際匯兌鏈統統南遷,香港經濟由此起飛。這是開埠後最早因「經濟相連,政治分隔」所得的益處。此後當廣州局勢不穩之時,香港均在英國手中避開了中國國內的動亂。時間愈靠後,政治區隔為「經連政隔」的好處更覺彰顯。內戰及共和國歷次運動做成大批逃亡人士,香港成了這些人最大的落腳點。若無中港之間無政治區隔,香港絕不可能有90年代的經濟飛躍。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港政治區隔愈薄弱,其造成的社會動盪必然損害香港的經濟地位。從1920年代的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到六七暴動及習近平主政後對港路線改變。中國政治能量滲入每每促使香港社會不穩定,無可避免地動搖香港經濟。歷史告訴我們「經連政分」是香港保持優勢地位的必要條件。政治上和中國區隔更是香港經濟自由且篷勃的先決條件。

「經連政分」就是香港開埠以來成功的基石,若無法理解這一點必然無法理解香港歷史以及主權移交至今的種種衝突。倘若有人在談論香港問題的緣由及解決方法仍訴諸經濟而不觸及政治時,大概是不明白香港政經之間的關係。故此,香港要做到在大國角力之間得到喘息及通吃的機會,只能在政治上相對獨立的條件才有選擇。

香港與中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

當香港需要在對中關係上「經連政分」才能保持國際間的獨特地位,中國卻在以打破此格局為對港政策的目標,這構成了中港衝突做最不可解的矛盾。中國為什麼要執意改變「政分」格局?其由大概有二。

第一,中國認為主權移交後不應再存在政治區隔。在他們看來,香港的主權既屬中國,中港之間的未來就只有日益緊密直到最後消除任個區隔。沒有直接採取一國一制並非他們不願,只是在90年代末的環境中他們沒法一下子這個目的。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是對當時政經現實的妥協。對於香港事務,我們真的要明白中港兩地之人看待方法實在大相逕庭。筆者在2年前到全國人大出席過一次與基本法委員會的問答會,會上我提出關於「2047」的問題。而對方就回應說「不用談,香港的前途早在1997已確定,就是回歸中國,以後也是中國的!所有提2047的人都是港獨!」。誠然,基本法委員會中人的層級都不高,與最高決策層實在相距甚遠,但我們卻能從中看出某些觀念。這樣的觀念和港人注定產生無法解決的衝突,大部分港人都會明白和中國變得一樣意味著失去多少事情。當我們見到所有政治立場的人都會為自己和子女尋求外國人身份時,我們就可以看到與中國作任何程度的區隔是一種共識。

第二是中國對於香港經濟利益的考量與香港的期望及現實有頗大出入。對於香港人而言,在國際格局中左右逢源才能使我們在任何時候獲取最多利益。但對中國而言,她的目的卻是要在政治上牢牢控制香港,同時又確保香港的營商環境在外人眼中保持不變。在這裡,我們可以見到兩大矛盾。要香港在政治上全盤親中之餘,又要確保營商環境不變是不可能的,這是中國策略本身存在的根本矛盾。另一個矛盾就是中國的香港構想和香港現實及港人期望又有衝突。

如果香港無法在政治上和中國進行區隔,香港就會失去經濟上最有利的位置。中國市場擁有世上無與倫比的利潤與消費力,只要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以及相對理性的施政,中國就必然在全球經貿關係上得到相當有利的位置。然而,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既可以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又能同時成為最大阻力。一個強大、高度集權而又不受限制的政府往往無法克服一些問題,就是人民的自由、私有財產以及知識產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由於權力不受制約及法制不健全的關係,中國歷史長久以來均無法有效地應對權力尋租的問題。香港和中國之不同就在於政制、法制及風俗。一旦政治上和中國連結,商人在香港做生意面臨和中國一樣的風險。請問香港還有什麼能耐和顏面取信外人?香港在2020年失去了蟬聯25年的「最自由經濟體」,其緣故就在於政治上與內地日益趨同,增加了貿易時的風險。1

當中國的對港政策和港人意願及香港現實出現抵觸的時候,中國和香港之間的衝突絕對不能避免。中國試圖改變香港遇上阻力,這樣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中國沒有檢視自己的方略一意孤行,勢要用強權貫徹意願,結果做成中國打壓、港人反抗、雙方仇恨螺旋式發展。最可悲的是港人在權力極不平等的情況下,沒有多少選擇。令香港尋回國際格局上最吃香的位置,只有加強中港政治區隔及提升香港政治獨立程度一途。然而要實現這個目標的同時,港人根本沒有能力對抗超級大國中國。若任由中國肆意妄為,香港的前途更是迷惘黑暗。中國的強權政治把香港未來的種種可能性統統封鎖。在如此惡劣及絕望的悲劇中,要港人一聲不作會否太一廂情願?要人民毫無怨言是不是太不通情理?在談及抗爭的戰略與博弈之前,我要強調的是香港抗爭是在無法解決的衝突中不可避免的反應。所有聲稱抗爭無用論或是用所謂戰略思想奉勸港人正視現實放棄抗爭的人,同時也忽視了這樣的一個現實。港人不得不反抗同樣是現實,是港人自己要正視的現實,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得不正視的現實!

中港之間的博弈空間

既然中港衝突無法避免,而港人抗爭亦是當前現實,我們應該怎樣看待為時已久的抗爭運動?一直以來,香港社會中不乏「抗爭失敗論」或「抗爭無用論」的鼓吹者。在中港政經能量差異巨大的情況下,因形勢絕望而失去盼望的人實不在少數。即便是支持或曾參與抗爭的人,亦難免對於對中國作對一事感到迷惘。對手強大至此,部份人因此對抗爭抱持懷疑態度實屬無可厚非。然而基本實力的差距,並不是左右勝負的根本原因。弱者從強者身上獲取利益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抗爭目標、對抗程度以及大環境都是影響博弈空間的重要因素。抗爭要成功,香港要回到對自己最有利的位置便不得不認真審視中港之間的博弈空間。

與中國進行博弈是否必然失敗?思考這問題時我們需要思考中港衝突的層次。香港抗爭者的目標是什麼?說白了無非是完善香港政制中的缺陷,要求中國政府履行他在《基本法》中所作的承諾。只要得到足夠的自治程度,恢復和中國之間「經連政分」的原有格局即可。香港人絕對沒有能力推翻中國政府,也沒有可能動搖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國本。確定了香港抗爭的有限目標後,我們便明白到中港之間的衝突並不是整體而全面的對抗。如果中港之間的鬥爭屬於整體而全面的對抗,香港就真的完全沒有斡旋空間。香港問題真的是國防安全問題?當中最難解決的問題是否仍屬利益分配層次?問題實質如何和中共高層的判斷或許會有一定出入,但當香港問題拖延至今還未解決的時候,我可以肯定地說中港之間絕對不是全面對抗的階段。中國不會犧牲一切徹底鎮壓香港,香港還未有全敗的可能。在博弈過程中,中國必然有讓步空間。從理想角度出發,最好的處境當然是抗爭者在抗爭過程中逐步逐步從中共手上獲利,積小勝成大勝。然而現實中這一點卻很難達致,局勢每每升溫甚快,使雙方叫價極高。抗爭者往往被動,而中國一時之間似乎沒有讓步空間。當下的狀況無疑是極其艱難的,但這並不代表博弈空間全無。歷史基於人的決定或巧合往往會出現大量意想不到的變數。意外的力量往往會改變一時的格局,而這一切都無法預測。當前爆發的武漢肺炎大疫即屬一例,乍看之下疫情使香港抗爭運動中斷。但疫情對中國內外帶來的改變,卻很有可能轉化為有利港人抗爭的因素。博弈空間向來都是變化不斷的,過去、現在的空間不大,並不能代表未來的空間同樣或更狹窄。現在就作出「抗爭失敗論」、「抗爭無用論」,未免過於武斷及短視。

中港之間的博弈空間受疫情影響,有可能發生怎樣的變化?影響香港抗爭聲浪的因素大概有二,民怨尚存升溫可能。內部而言,疫症帶來的重挫以及港府杯水車薪的作為,將使香港經濟陷入衰退。經濟不景從來都是民怨沸騰的溫床。外部而言,國際間未來很大機會出現反華聲浪。當這股外力注入香港之時,又會成為新的抗爭推力。疫症只是意外地暫時中斷過去一年的抗爭運動,運動專向沉寂實出於不可抗力,和當權者沒有關係。在國際形勢及國內形勢漸現改變跡象的此刻,結合經濟壓力及還未改變的政治格局,抗爭運動絕不可能就此消失於無聲之中。一如毛澤東在中日戰爭結束前已做好內戰準備般,我們理應在疫情期間對以後的事情做好心理準備。

從中國的角度而言,影響因素同樣分為內外。中國國際信譽隨著一波波充滿自信的奇怪操作,大概跌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低點。對華態度的範式轉移到底會對中國未來有怎樣的打擊,實在不好預判,只能肯定地說對中國不利。對中國最大打擊的始終是內部問題,其一為經濟下行,其二為集權困難。在疫症爆發期間,中國國內竟然出現各省自行抗疫,地方拒行中央政令甚至互搶物資的亂事。這對於向來強調社會縱向力量的中國政府而言,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信號。舉國體制得以良好運作,需要確保上下情報有效流動,而政令下達後又要得到貫徹。中國向來鼓吹的制度就是消滅社會橫向力量,而把社會縱向力量提到最高水平。從而使首腦意志能通過絕對權力進行一切行動。問題在於當意志無法得到下層執行的時候,在上層集再多的權也是沒有意義的。在災難關頭,舉國體制最大的控制力量由始至終只在於控制信息。當政府得到大數據的時候,我們卻無法看見政府如何利用這些數據及全天候監控系統來控制疫情。民眾信任下跌以及中央對地方控制能力的下降,無疑是疫症過後習近平檯面上最先要處理的事情。故此,中港關係有可能出現兩種發展。其一,習近平為了確保權力會牽起新一輪集權運動。在集權進行期間,對港政策亦更趨強硬。其二,內憂外患使香港不再是中共中央首要解決的問題。當中央政府不以香港問題為重時,其策略大概有三。中央政府不願火頭過多而暫時緩和局勢,有微量機會思考讓步。又或是中央政府示意駐港機構代行旨意,繼續按照原定方針持續鎮壓。到底中央政府最後會作怎樣的決定?這又要取決於疫情過後中央政府如何對國內外局勢作出判斷,還有就是中央政府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在國內外全面推行強硬政策。八大二次會議也好,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好,中共路線調整無不出現於對內外局勢判斷改變之時。不論最後結果是強化也好,還是調整也好。兩種發展結果對博弈空間相當不同,香港的命運還是未知之數。身處於歷史漩窩中的眾人,無須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勝利者會在事前作最壞打算,但從不會作失敗的打算。

結論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是為死地。死地則戰,死戰而後生。抗爭最終能否成功,除神以外怕沒有人知道答案。香港的國際地位建基於對中國「經連政分」,長久以來中國政治力量的浸蝕使香港逐漸失去既有地位。香港抗爭的目標是爭取香港政治改革,使中港關係回到「經連政分」的互利格局。香港和中國對抗並不是香港的末日,香港徹底融進中國才是最大的末日。香港對中國最大的意義在於經濟,但香港和中國內地各城市最不同之處卻在於政治。而香港擁有的經濟價值,是建基於和中國有別的政治地位。抗爭雖未成功,但其做成的最大影響無非在於減緩了中港進一步融合的危險勢頭。政府承受前所未有的監察壓力,親中陣營一舉一動全被暴露。加上成功促使美國通過《人權及民主法》,香港自力結合國際外力使港人在習近平主政以來第一次能稍為減緩政治浸蝕。抗爭之路長路漫漫,要和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專制政權博弈注定不是易事。冷靜地洞悉當下時勢,以歷史眼光來觀察這場抗爭運動。在歷史的悲劇面前,我們只能展現比任何一位歷史上的抗爭者更為堅定的韌力才能前行。

1. 香港失落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香港電台)

(作者自我簡介:一位熱愛香港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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