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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非靠寫作維生 細節出入不影響可信性?

2020/11/1 — 20:18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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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官劉淑嫻在上週處理一宗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襲警案時,表示所有作供的警員誠實可靠、實話實說,而被告因為蓄意及罔顧後果,被裁定襲警罪名成立。辯方在庭上質疑警員的供詞與書面供詞不符,裁判官此時表示警員並非靠寫作維生,未能將細節「如數家珍」,而相關供詞亦不影響警員的可信性,因此選擇接納警員供詞。

事件引起公眾嘩然,有網民反問裁判官是否靠寫作維生的證人,其作供的細節才會影響可信度。有人質疑裁判官接接納警員供詞的做法有否違反基本原則或司法機構的《法官行爲指引》。

先不要評論網民對法官提出的質疑,我們先看一下「不是以寫作維生」的警員,能否以此作為證供不合邏輯或其在作供時前言不對後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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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警員分別在庭上作供,都提到被告被制服時有頭盔在頭頂。不過,被告被制服時頭上有血,戴著頭盔的位置仍然有受傷。辯方陳詞時表示,如果裁定被告當時並非戴頭盔,否則不會有那樣的裂傷,其中三名控方證人明顯都沒有講出事實真相、或事實全部,被告罪名必然不成立。證人或許沒有說出真相全部,但證物不會說謊,頭盔看不到任何血跡。

另外,警員 1 說已在車上解開被告手上的索帶,而警員 2 及 3 說被捕者在警署才解開;警員 1 說被告掟垃圾桶的位置是第七第八大街,警員 2 說是第二條黃色柱子,兩個地方距離相差一倍。警員 3 說自己走慢了,十多秒才上去,斷視線時間更長。去到見到第一控方證人已經與被告掙扎,於是他說就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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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方認為警員證供有矛盾之處,並與書面證供不符,又質疑警員到底是否說的同一個人?各自有沒有認對人?律師又強調警員各自辨認都有極大漏洞和疑點,不能說堆砌一起就是這樣,「法律原則不是這樣。」刑事基準標準下不能說三人辨認是準確可靠的辨認。

裁判官亦指出警員供詞有不合邏輯之處,包括掟垃圾桶蓋距離不準確,又指「被告先上手銬後卸下背包」,但表示兩個不合邏輯的地方也不屬於關鍵部分,認為本案五名警員證人誠實可靠、實話實說,並表示「警員並非靠寫作維生,未能將細節如數家珍地記錄。」然而,裁判官口中的細節卻是法庭裁決時重要的證據,亦是律政司作檢控前需要考慮的地方。

警務處網頁顯示,「獲聘用的警員需於香港警察學院接受 27 星期的「學警基礎訓練課程」,包括法例、警務程序、警政社會學、警政心理學、步操、體能訓練、戰術、槍械和實習訓練等。學員必須通過最後考試才能結業。」

翻查警務處2011年的新聞公報,提到「警察學院一月十七日推出「法庭作證」電子學習套件,以加強人員對法庭的認識,從而提升他們在法庭作供的信心。人員出庭作證是司法程序上非常重要的一環,學習套件有助人員認識出庭作證前的準備……課程內容深入淺出,共分為七個部分,當中除基本法庭知識及出庭前的準備外,亦包括富趣味性的個案研習等。」

時任警察學院院長鄔達士在「法庭作證」套件的序言中表示,電子學習套件能幫助人員有效掌握法庭作證的技巧,加強他們對法庭的認識,讓他們在法庭上作供時更有 信心。他相信訓練有素及專業的人員定能為社會提供優質服務,應付未來更多挑戰。

警方刊物《警聲》於 2017 年(第 1098 期)提到,為提升前線人員在搜證及法庭作供的能力,警察學院學習計劃科聯同偵緝訓練中心早前製作了一輯名為「作供三『步』曲」的訓練日培訓套件。套件內容循三大方面提高人員的相關能力,即現場證據搜集、書面供詞記錄及上庭作供需注意事項。警察學院學習計劃科亦於八月為四百多名來自不同警區的訓練人員舉行一連七天的導師培訓工作坊,以便他們日後能配合套件向其他人員提供培訓。」

除了基本的學堂訓練外,警方近年不斷向警員提供陪訓課程,教授出庭前準備、證據搜集、書面供詞記錄及上庭作供的技巧,足以證明警方非常重視警員在庭上作供的表現,怎麼會讓警員忽略與案件有關的每一個細節?

即使對案情如此重要的警員供詞細節被裁判官裁定為「不影響(證人作供)可信性」,也沒有可能指作供的警員證人「誠實可靠」、「實話實說」,「被盤問時沒有動搖」?況且,時任警察學院院長表示他們是訓練有素、能為社會提供優質服務的專業人員。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警員又怎麼能接受裁判官以他們「不是以寫作維生」作其在庭上作供不符合邏輯及前言不對後語的原因?

最新一期《警聲》指,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在今年 9 月開展了為期 6 個月的先導計劃,警員可在錄影會面進行期間,以實物投影支援系統拍下受調查人士流動電話裝置的內容。

警方的先導計劃分別於灣仔分區及尖沙咀分區警署的錄影會面室安裝實物投影支援系統,並舉辦兩場簡介會,向灣仔及油尖警區刑偵人員講解系統的使用方法。系統有助警員在錄影會面期間方便地取得儲存在流動電話的數碼內容,並保留內容供將來審訊時作證物之用。網罪科人員相信計劃有助增強刑偵人員的數碼調查能力,應付日新月異的網絡安全挑戰及科技罪案。

警隊不斷投放資源培訓警員,不過他們先前的證據搜集、書面供詞記錄及上庭作供能力還沒有被提升,經常被揭發以非法的方式取得證據、在庭上前言不對後語,現在又要接受數碼調查能力的訓練⋯⋯到底是這些培訓課程太難、還是警員的能力太弱?

不是以寫作維生,並不代表警員在行動與在法庭作供時、可以忽略對被告能否得到公平審訊的每一個細節。這個絕不是能夠逃避責任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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