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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與律政司:檢控部門維穩之路

2020/5/13 — 10:05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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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暴動夫婦」的首宗反送中運動暴動案開審,控方再次強調「沒有證據指證被告作出暴動的行為」,企圖將「單純在場 (mere presence)」作為定罪門檻。早前亦有一名 22 歲被告因「企圖管有攻擊性武器」而被還押超過 2 個月,最後被告當庭釋放。

在被法庭定罪時,抗爭者很多時候都要經歷被拘捕、被控告、被還押的「法外懲罰」,即使清白,卻已被體制以制度暴力先行處分。

在「例外狀態」下,以公共衛生為由成立的限聚令卻任由警察濫用,「一人集結」、「記者集結」、「拉埋一齊集結」等案例比比皆是,令其打壓集會自由的本質昭然若揭。被無理開罰單的市民只能硬食,即使上庭抗辯,又是另一場漫長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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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威現場,很多時候都會聽到警察表示「拉左先算」,一舉將大批在現人士拘捕並帶回警署。被捕人士最長需要被扣留 48 小時,大部分個案在被拘留時遭不人道對待。被捕後「無條件釋放」的案例彼彼皆是,最新的當然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被警方暴力拘捕,在醫治傷勢後「無條件釋法」。即使警方日後可以再重新拘捕,無罪之人經已慘遭暴力對待,卻永遠投訴無門。

警方與律政司亦經常聯手打壓抗爭者--法庭的先天設定是相當信賴警察以及檢控官的呈堂資料。警察只需「有理由」懷疑當事人犯法,即使這個「懷疑」是相當主觀,有清晰明確的控罪條例後,法庭便會輕易接納。假如被告不服,即使在證據相對缺乏的情況底下,被告都可以因控罪嚴重而被還押;即使可以保釋外出,仍需有相關的保釋規定,例如要到警署報到、不准離境。即使當事人深知自己是清白,在整個被捕被控的過程中都飽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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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管治權」下,在整個檢控機關嚴重傾斜於鎮壓市民的強權時,往往過去對「法治」的信心會被剝削成為打壓市民的助力,並協助政府成為維穩工具。拘捕、檢控不公,法庭信任政府人員的的先天條件下,往往導致冤案發生,受害人投訴無門。法治之名,就是日積月累的制度磨損底下,消失殆盡。

立法機關非市民所選,制訂的法律,又如何能取信於民?市民對法治失去信心,只是時日之事,不必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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