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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何以走上成魔之路,成為暴政棋子?(下)

2020/6/16 — 18:30

「警察」— 最能展示出極端服從行為的代表。他們穿上全副武裝,戴上頭盔、眼罩和口罩,收起辨識身份的警察委任證……那一刻,他們再也不代表自己,而是一支軍隊、一群鞏固政權的工具、一股消滅個人自由意志的力量。政權的洗腦令他們失去了獨立的思想,拋開了香港人的身份,卸下道德規範與良知的包袱。上級的一聲命令,就是他們噬掉自由和人權的號角聲。在不受法律及問責制度的監管下,香港警察猶如脫離捆綁的「惡魔」,盡情地讓內心的殘暴與情慾化成行動,逼害有靈魂的香港人。

「極權主義」是孕育「惡魔」的起源

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 Hannah Arendt 寫了《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及《論暴力(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兩本鉅著,她形容在極權主義統治的社會,人民必須視極權政府為唯一的政黨。極權者透過秘密警察及秘密組織對人民進行監控,滅絕反對的聲音。此外,透過對大眾傳媒、經濟體系以及科技的壟斷,鞏固極權統計者唯我獨尊的地位。極權主義的手法是透過特定的方法,首先泯滅某一群體的人性,最終擴展至所有群體,使全人類的人性消失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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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魔的第一步 —「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

「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減少個人行為的道德規範。「匿名」的警察在「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的意識下,因為不必要為自身的行為負責,被鼓勵人做他們通常不會做的事情。「匿名」可以防止他們被孤立或被識別,從而喪失個人責任感。當蒙面的警察面對混亂和危機四伏的示威環境,本能性的反應令他們身體內的腎上腺素或睪丸素等荷爾蒙激增。緊張、煩躁、憤怒、焦慮、驚恐的情緒透過群體的感染力迅速地蔓延,加上受「集體非理性行為」的影響,促使這些手握致命性軍事武器的警察變得肆無忌彈、極度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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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權的操縱下,「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可以說在香港警隊中發揮得淋漓盡致。根據《警察通例》(第 20 章 14 條) 列明:「便衣人員不論是否當值,在與巿民接觸和行使警察權力時,必須表明身分及出示委任證。在案發現場的便衣人員,須將委任證掛在顯眼的地方,讓人易於辨認其身分。如市民提出要求,軍裝警務人員應出示委任證,除非情況不容許;或出示委任證會影響警隊行動及/或危及有關人員的安全。」然而,去年 6 月開始,前警務處長盧偉聰打住執法旗號徹底地違反《警例》,起用便衣警員,甚至配給警棍,後期再分配手槍,容許便衣警不用出示委任證在公餘執法。期後,軍裝警員在制服上除去警員編號,警方砌詞表達是為了保障警員私隱,然而這一切的改動,根本不需徵詢市民意見。到了 9 月中旬,當時的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揚言感謝警隊堅守崗位之餘,還承諾警員在無後顧之憂的環境下執勤,似是幫了前線兄弟一把,暢通和創造行動策略,啓動了唯我獨尊的軍法治港。他的言行正正是帶頭容許警隊一方面打住執法旗號,另一方面徹底地違反「規管」警員權力的《警察通例》。

成魔的第二步 —「集體非理性行為」

「集體非理性行為」是指人為了獲得群體的認同,就願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他安全的歸屬感。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有一名句: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在不同環境的壓力下,每個人受著無形的「心理感染」因素影響:依照周圍眾人的意志行事,引致強大的集體凝聚力。「集體非理性行為」的最佳例子算是美國心理學家、史丹福大學教授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進行的「史丹福監獄實驗」。在史丹福大學的模擬監獄環境中,學生參與者模擬監獄內充當「囚犯」和「獄卒」。擔任守衛角色的學生對那些被貶低為囚犯的學生施加殘酷傷害,好人變成了惡魔,整個過程稱為「路西法效應」。

代入現時香港的情況,警察的「去個人化」就是他們進行「集體非理性行為」的第一步。「集體非理性行為」可引發擁有公權力的人在警察群體中推崇濫用暴力打壓民眾的指令。加上「去個人化」令警察的行為難以被追究或懲處,原本個人的衝動,在互相情緒感染下,促使每個人開始以同樣的方式思考和行動。最後,整個警隊變得更容易服從指令,隨之而來就是他們情緒失控,集體濫用警權執法,以致過度使用暴力逼害被捕人士。這是「路西法效應」的香港版本。

「集體非理性行為」包括了合理化警察所有的「惡行」。有著最高權力的政府撐腰,隱藏了姓名和編號的警員犯了法,受害市民無法追查。即使執法過了火位,他們也不需要負上什麼責任,甚或懲處。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有人想把握機會在警界中平步青雲,只要行為更猖獗更出眾,便能獲得嘉許。而且,每次「出眾」的行動,即使有多麼埋沒人性,都有上級於《四點鐘警方記者會》協助解圍,亦有一班被政權洗腦的電視擁躉支持。

成魔的第三步 —「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

「去人性化」通常指一個群體把另一個群體去除其個人的特徵,用物件化的標籤看待這群體,貶低其人的價值。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以「老鼠」、「蟑螂」、「寄生蟲」、「次等人種」等名詞稱呼猶太人,並進行逼害。1994 年盧安達大屠殺中,一些胡圖族民族主義者稱呼圖西族人為「蟑螂」。

去年 8 月,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 Sir 在「四點鐘記者會」表示前線警員叫市民做「曱甴」是「不理想和欠尊重」。但警察在不同埸合,稱市民為「曱甴」的事件至今從未在媒體報導中減少。以現時香港情況可見,「去人性化」已令警察集體互相催眠,去除其同理心。執勤警察公然以「垃圾」形容記者,「曱甴」去形容年青人及有不同政見的市民,以「滅蟲」或打「作戰演習(war-game)」的方式去合理化,甚至英雄化地看待自己曾經使用的過度暴力行為。在喪失理性、道德規範及法治的約束下,「去人性化」令香港警察的同理心及內疚感隨之消失,暴力變得更加合情合理。正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Dr. Philip Zimbardo 形容一些被「去人性化」的人:「他們的精神狀態 — 例如壓力,恐懼,無聊和疲憊不堪,再加上沒有監督和培訓,又缺乏同理心,令他們一步步走上成魔之路」。

總結

過去的一年,從人民的呼聲及行動中證明香港人在強權下絕對不是被政權圈養的動物,亦非黨國或某一種勢力的工具;即使能獲厚利,也不能以生命及尊嚴來換取。然而,香港警察成「魔」的關鍵就是在於他們對政治、民主及公民意識的缺乏。他們盲目服從的行為加上缺乏個人批判的思維,在急功近利及英雄主義的煽動下,成為了極權者吸納的主要目標。貪圖獲取稱讚的虛榮感,加上追求職位攀升的慾望,驅使他們變賣靈魂,埋沒良知和本性,甘心馴服在極權主義之下,成為政權的棋子。但可悲的是,他們可能這一輩子都不會明白,在極權的世界裏,沒有自由自主思考能力的人,只會變成任人擺佈的「木偶」,協助執行極權統治的「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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