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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感】從三本未來的禁書看中國

2020/6/22 — 15:30

國安法殺到,香港即將踏入自我審查、極權以言入罪的時代。最近讀了三本有關中國的書,日後討論這些未來的禁書,不知會否已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在此之前,與讀者分享對三本書的讀後感。(長文慎入)

去年年底,我曾經短遊台灣,在台北信義誠品買了三本差不多放在一起的中文書,都是關於習近平的中國的著作翻譯的中文版:《紅旗警訊》("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 by George Magnus)、《出賣中國》"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by Minxin Pei 裴敏欣)和《完美的獨裁》("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by Stein Ringen)。

《出賣中國》作者裴敏欣是著名旅美華人政治學者,本書參考數百宗內地貪腐案例,得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結論,無論是買官文化,至官商勾結,盜取國有資產、官黑合作,甚至於連法院都同流合污,一個貢獻權貴、富人、政權的利益集團,剝削人民以至國家。在沒有民主機制下,打貪除了姿勢和打擊政敵,完全不能改變實際情況甚至最基本的改善人民生活。本書資料搜集充分,任何正常人看到這些貪腐個案的荒唐程度,沒有可能覺得這是個稱職的政權,沒理由覺得這配稱為一個崛起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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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警訊》作者 George Magnus 是前 UBS 首席經濟師、牛津大學中國中心副主任,以宏觀經濟學角度看中國,特別在債務和人民幣面對的危機方面作深入分析,並從先由銀行出現危機和資本外流說起,分別令債務和人民幣穩定添加壓力,結論是「中國要維持穩定的匯率與外匯儲備使不可能的」,而且本書由2019年初出版至今,書中所指習近平「可以以較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債務陷阱問題,在後武漢肺炎(其實尚未落幕)的世界,情況只會比書中估計更差,不會更好。

Magnus再以幾個其他角度分析,包括人口老化、中美貿易戰等觀察對習政府的壓力,及以「中等所得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理論分析中國可能源轉向衰退的可能性,結論是一個個的「警訊」,使興起中的習政府「陷於險境」。出書至今一年多,Magnus 會有何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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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多的急轉直下形勢之下,網上可以找到 Magnus 於六月二日的文章,指出美國可能採取以「金融戰」這個「核彈」,透過限制銀行甚至香港金管局轉換美元,雖然這個做法會對美英歐的銀行同樣「攬炒」,暫時機會不大,但非不可能;他亦在推特發帖指出:陳茂波說不會改變聯繫匯率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不過,這不是他可以決定的事,甚至北京也不能,是華盛頓手上的「核選項」。

《完美的獨裁》中共黨國的實現

去年在台買的三本中國政治書籍,最近的起心肝讀完,上篇文章介紹了《紅旗警訊》和《出賣中國》,最後一本的《完美的獨裁》("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by Stein Ringen),我覺得最精彩,最有用!

作者Stein Ringen教授是挪威政治學者,現任於牛津大學,亦為香港大學客席教授。我們身處香港,身為華人,對中國和其政權、國情,無論個人政治立場為何,接觸面多窄多廣,也許總有其當局者迷,本書給我的得着,是教授以系統化的描述,分析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運作。

全書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在於第一句:「中國不僅僅使一個國家(state),更是一個黨國(party-state)。」這想法對我們也許不是第一次聽到,但未必是我們用作考慮中國國情的第一個出發點。黨國除了「一黨專政」,施用獨裁體系,中國黨國特別背負三個幽靈的恐懼回憶:百年屈辱、毛澤東暴行,和蘇聯的崩潰。為了「長治」(久安只是為了服務和達致長治),黨國必須集中權力,追求自我存續和領土完整,雖然要為民眾散發些實惠來鞏固統治,有必要時仍寧願經濟冒上風險。

看著這些分析,特別在今天世界的大環境下,感受必然與若然在2017年本書初版時已經拜讀的可能感受,全然不同,不過,讀下去會發現,情況其實沒有變,教授的論述經得起近年像「過山車」般的國際和中國形勢。不變的是,他指中國是「以剝奪與落後來換取部分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體」。

加上,教授指出中共黨國以意識形態管治的危險,以「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使之漠視真理、事實和道德,當信仰扎下了根,追隨者真的信了意識形態的故事....讓自己屈服於一個使命並成為其擁護者」。從一個角度舉例,香港人不是常常投訴政府這做得錯,那也做不好,但你們不覺得中共黨國提供的論述,更多時候是在說,「公民有義務對國家和黨順從和服務」嗎?這也許是近期中港強烈矛盾的背後衝突之一種表述,加上「升高了(的)民族主義,好戰主義以至侵略挑釁的態度」,顯現出「一個在國內平庸的國家,就要使自己在國外擺出咄咄逼人的架式」。

這個黨是怎樣煉成的?在權力上層層操控軍、政以至人民生活、工作的每一部分,連系統性的貪腐都可說是管治治的一環,「通過高層腐敗而崛起的是一種經濟軍閥主義」,要分享權力或甚是經濟、金錢利益的,就要不惜成本入黨,而其他十個人中的九個人,就可能要面對全面監控,少數反抗的,甚至要面對無盡的迫害。不過,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改善下,加上全面管治的操控,「好在人民當中創造心甘情願的順從或默許」。

不過,如果國家能為人民提供好處、福利,也許也是個不錯的交易吧,中國不是也常常自誇為多少億人民提供溫飽、脫貧嗎?然而,教授的分析,是中國實際是個對中收入和窮人高稅收、低福利的地獄,而對富人、大企業包括國企卻是低稅甚至方便途稅的天堂,「沉重的稅務負擔被不公平地分配」。他問:「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會像中國這樣,除非是全由盜賊統治的國家,擁有一本對窮人的負擔累進但對富人的稅率累退的賬戶?」

就以戶籍制度起說,農村人口即使能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戶口仍是農村,他的權利和福利,都是屬於農村一族,有人說,等同印度人的世襲階級制度,在中國,只不過是黨代替了宗教的角色。若說西方國家或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是「人生而平等」,在中共黨國下根本沒有這個概念,在國家制度下,人根本不平等;故此,對農村、城市人口也好,對宗教、不同種族人民的不同統治手段,老實說,就算是消失中的所謂「一國兩制」,本質都是沒有不平等權利。而這些不平等的存廢,都是為了黨的絕對管治服務。

教授說,「中國使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以上說的稅收只是最容易量化的一環:從正式的稅收,國家取去了國民收入的 25-30%,再加上各種經濟體內部的預算外收入和隱藏性抽取,包括透過各種收費、徵地補償的壓價和扣取、工資被壓低、就連儲蓄在銀行都被壓低息和利息課徵 20% 的稅,還有賄賂、國家彩票,甚至黨費、工會社團的徵費,全都納入黨國,結果花去了中國人民真實收入的 55-67%!

因此,他說,中國的「公共收入與支出就是一個典型高收入國家的水準,所以,從稅收的角度來看,中國遠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是媲美高稅收的發達國家」,不過,黨國卻福利欠奉,由基本社會保障至失業補助,水平都遠低於發達國家,連醫療服務也是「看病貴,看病難」,這些高取抽取的社會資源去了哪裡?就是黨國的維穩機器,否則,由公安至武警到城管,甚至網絡審查員至五毛水軍,用什麼養他們?

所以,黨國把一切都投資進全面管治,「在榨取和稅收上比誰都強」,但在財政和行政能力上,卻是個「低度發達的國家」,有賴吸納同化經濟和知識中產人士作「各階級合作」,不為所有人民真正福祉服務(從此才真正明白鄧小平「黑貓白貓」論的真義!),教授得出的其中一個結論是,中國一直因其經濟發展而被「過分高估」,使個「在力量上有點虛張聲勢,並以有組織的犯罪氾濫為代價來維持穩定的國家」。

然而,指出了這麼多的問題甚至對前景不確定的因素,本書於最終討論對未來這「中國模式」的展望,教授指出「沉著穩定」(大致保持現況和軌跡)、「滅亡」、「烏托邦」(成為社會主義天堂)、「民主」及「完美法西斯主義國家」五個可能,他卻說了最後一個的「完美獨裁」為最高度可能的選項,其次為第一個的「沉著穩定」,而「烏托邦」和轉為「民主」都極低可能,這卻不難理解,始終為人民牟最大利益,由始至終不是黨國的目的。至於倒台、「滅亡」,教授「不列為高度可能」,排在五個場景的中間。

經過武漢肺炎和現在才剛開始的新中西冷戰,教授的分析會否有所調整,未有機會請教。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中提及八九六四的歷史一課,他將事件視為「中國政治發展的決定性關口」,當「政治開放的一個可能性堅決地關閉了」,於是,「希望本身被屠殺了,一夜之間,唯一剩下的現實就是遷就獨裁體制」,加上由後八九六四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所代表,相信中國在改革開放下將會「中產愛自由」、中國政權會「發財立品」的這一套,全盤錯誤之餘,放過了一個面臨垮台最大危機的黨國,讓其重新「韜光養晦」,重整獨裁操控。

今天,大概可算是八九後下一個關口,但情況與前經已大不同:中國國力尤其經濟比三十一年前強得多,當年全國內對黨國施政和貪腐的強烈不滿,變成今日除了香港、新疆等地的反抗,全國所見卻是盲目民族主義和強烈對黨的認同,至少表面如此,雖然,即使未來無論是特朗普或拜登執政,國際社會都不會走克林頓的「放虎歸山」路線,但除非出現如前所述,在《紅旗警訊》書中描述中國的債務等金融危機以至泡沫爆破,除非它們真的發生,引來骨牌效應,否則,黨國的「中國夢」不會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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