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雲

朝雲

左膠

2020/6/4 - 17:45

賢豪雖沒精靈在,地迴難招自古魂

作者攝

作者攝

Ein demokratisches Hongkong aufzubauen liegt nicht in meiner Verantwortung

一、

當國安法終於在香港實施,一位朋友終於忍受不了迫害,逃亡遠赴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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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政府派遣移民官審查朋友的難民申請。朋友向官員傾訴他在香港所受的苦難,希望能夠入籍德國逃離中共魔掌。

但很不幸朋友碰上的官員屬於德國右翼,他不耐煩朋友訴苦,冷冷嗆回一句:

「Ein demokratisches Hong Kong aufzubauen liegt nicht in meiner Verantwortung.」

這句話就是「建設民主香港不為己任」的德文。

當朋友遇到上述窘境,他怎樣向官員解釋,德國應該有責任幫助爭取民主的香港人?


二、

「泛德國人……和他們的德國同志一樣,深信『同文同種』和『血濃於水』,他們主張所有『德意志子孫』都應該在一個共同的國家中一起生活。」

托馬斯.桑德庫勒《阿道夫.H:希特勒,一個獨裁者的一生》

納粹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大共通點,就是兩者皆屬於民族主義系譜中的「泛民族主義運動」。

他們都深信「原始主義」(primordialism),「自古以來」已存在德意志民族/中華民族,卻遭列強橫加迫害,拆散了他們「一家人」。所以必須要統一「同文同種」的奧地利/台灣,直到「一家人」得以團聚,「民族大業」始告完滿。

因此香港的本土派多高舉「公民民族主義」,狠批中國民族主義「黃皮膚、黑眼睛、一家親」的論述。

當本土派批評中國民族主義時,其實是針對身份認同是注定的(given)。另一邊廂則標榜香港民族的身份認同,來自香港人「命運自決」的意志。由是香港民族主義無可避免或多或少都援引了自由主義的「道德証成」。

其實這現象不難理解。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早已點出 Nation 一詞之流變,與人類追求自由民主的歷史密不可分。民族主義發軔自 16 世紀主權民族(sovereign people)的概念,視人的身份歸屬於一個民族(people),它是主權的載體、忠誠的對像、團結的基礎。

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狄德羅在《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法文 Nation:「居住於同一區域,服從於同一政府的人民。」與德文的 Volk(相同族裔相同文化的族群)大相逕庭。所以 Nation 一詞的中譯,向有「民族/國族/國民/人民」之爭。


三、

不少學者都認同格林菲爾德的研究,英國不但是民族主義的源頭,也是公民民族主義的濫觴。

然而承認此點就不得不接受另一事實:英國對愛爾蘭的迫害是人類最慘酷的歷史之一。米高.曼(Michael Mann)指出自 16 世紀以降,英國征服愛爾蘭的方式,就是反覆的屠殺和鎮壓。

「愛爾蘭三分之二土地上的地主被 1652 年的《殖民法》剝奪了土地所有權……他們的土地被分給了倫敦商人、克倫威爾的士兵和蘇格蘭殖民者 — 都是新教徒。1600 年,90% 的愛爾蘭土地是天主教徒所有;1685 年,這一數字降到 22%;而到 1800 年只有 5% 了。」

米高.曼《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

荷里活的黑幫電影不時會見到愛爾蘭移民後裔,他們的祖先多是因為愛爾蘭大饑荒而逃往美國。除了因為移地就食,愛爾蘭人首選美國還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第一代移民去到美國後還會繼續襲擊加拿大,找英國人報仇。

1993 年,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親身見證北愛爾蘭的血腥衝突,他一時誤會自己置身錯誤的地方。因為當地風光與倫敦無異,但身旁卻是焚毀的巴士,附近不斷有人開槍。

他一時感觸,說自己被英國人溫文爾雅的形象騙了。在牛津師從柏林的他更發揮英式幽默:「現代民族主義確實是英國人的發明創造。」

葉禮庭解釋,新教信仰是英國民族的核心價值,卻與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鑿柄不合,愛爾蘭成為英國「民族建構」的「最大失敗」。

納粹與中國的「族群/文化民族主義」多屬糟粕,相比之下「政治/公民民族主義」顯然進步得多。然而揆諸英國歷史,後者依然不無隱憂。

「政治/公民民族主義」不似「族群/文化民族主義」追求出身和文化的同質;但依然會追求政治信條的同質,衍生一系列效忠要求。

當民族主義由狹隘的人把持,便會尋求單一民族身份。唯有符合要求才給予承認,否則便加以排擠。

美國人擁有自己的國家後,民族主義便化為愛國之爭。移民能否繼續說西班牙話?能否繼續保持不同族群的身份認同?左右兩端莫衷一是,分道揚鑣。如何區別異見和不忠是永恆的難題。


四、

筆者將引介「社群主義」調和矛盾。若干讀者或覺詫異,因為很多學者俱視「社群主義」不過是「溫和版民族主義」,甚至將「社群主義」和「民族主義」放在同一靶子上批判。

社群主義的確認為歷史和社群先於人而存在,人是先天嵌鑲(embedded)在不同的社群之中。

蔡芷筠談到她對香港的愛,便生動地闡釋何謂社群主義:「廣東話是我最能表達自己的語言,如果我在他方能有自由,卻無法百分百表達自己,那有何用?」

她的想法與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不謀而合,語言就是一種「默認一致」的「自然法」,界定我們身屬什麼社群。

無論你多麼有錢多麼聰明,從小便學習外語,母語始終是我們最習慣的語言,先天的身份約束可謂無可避免。

然而細心的讀者看到這裡,便會察覺「社群」和「民族」無法完全重疊。林鄭月娥和梁振英雖與我們共享母語,但我們決不認同他們是香港民族一份子。

社群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最大分別,就是強調社群的多元。我們同時隸屬多個社群,並同時擁有多個身份。


五、

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經典《共同體與社會》,便區分了三大社群/共同體(Community):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精神共同體。

拙文無意徵引滕尼斯極其深奧的學問,反而想援引金庸小說,更言簡意賅解釋共同體的區分。

套用現在的說法,《天龍八部》中的喬峯(蕭峯)是一個新移民。他的人生悲劇,正是由於他被三大共同體約束,不斷掙扎究竟要向哪一共同體效忠,最終悲痛地自盡。

喬峯的悲劇

血緣共同體:契丹族

地緣共同體:宋國人

精神共同體:與丐幫兄弟的友誼、與阿朱的愛

喬峯一直在三個共同體之間猶豫,他不忍捨割任何一個共同體,可是各共同體卻向他提出彼此衝突的效忠要求,最終釀成悲劇。

最終喬峯的救贖是來自阿朱:

「蕭峯緩緩回頭,見到石壁旁的一株花樹,耳中似乎聽到了阿朱當年躲在樹後的聲音:『喬大爺,你再打下去,這座山峰也要給你擊倒了。』

他獃了一獃,阿朱情致殷殷的幾句話,又清清楚楚的在他腦海中響起:『我在這裡已等了你五日五夜,我只怕你不能來。你……你果然來了 ,謝謝老天爺保佑,你終於是安好無恙。』

不知不覺間,蕭峰熱淚盈眶,走到花樹之旁,伸手摩挲樹幹,見那株樹比當日他與阿朱相會之時已高了過多。一時間傷心欲絕,渾忘了身外之事。」

喬峯在雁門關觸景傷情想起阿朱,才從掙扎中得到解脫,「待在下與遼帝分說」,決志就義。

因為阿朱的愛突破了身份對她的局限(慕容家婢女、宋國人),依然蹈死不悔。她的愛提醒喬峯,世上有共享的情操,統攝不同共同體對他的要求,就是友誼和正義(阿里士多德提出維繫共同體的兩大德性),促成喬峯對不同共同體都盡其責任。

喬峯是《天龍八部》乃至所有金庸小說中最悲壯也是最高尚的人。筆者始終視《天龍八部》為金庸最好的小說,忍痛將《笑傲江湖》居次。


六、

勒南(Erenst Renan)在其名文〈何謂民族〉,認為民族有兩個面向,「一個在過去,一個在當下。一個是共享的歷史記憶;一個是一起生活的共識。」(略有刪節)

所以民族作為政治共同體,其實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共享的過去;另一方面是共同的未來。

前者可納入滕尼斯的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傾向為傳統的族群(共享的過去);後者則可納入精神共同體,傾向由行動來建構(共同的未來)。

作為現代的建構,民族將三大共同體的一部分挪為己用,但從不與三大共同體完全重疊。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解釋至為清晰。他既反對「原始主義」的「本質論」,民族不是自有永有;也反對「現代主義」的「發明說」,民族不是無中生有。

「建構民族的過程與其是發明;不如說是重構。」(略有刪節)民族採擷了三大共同體的若干材料,重構成為現代國家的主權根基。


七、

民族主義的定義系出百端,討論一百年都難有定論。但有兩點較易取得共識,就是奉民族的統一與自決為最高價值(柏林);奉民族為眾多身份中最重要的歸屬(葉禮庭)。

但誠如前述,民族不是唯一的共同體,時或與其他共同體衝突,面對兩難時有沒有因應之道?

斯多噶學派的愛比克泰德(Epictetus)這樣解釋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理性動物的本性就是先對群體有貢獻,才從群體得利益。於是事事為自己著想卻不脫離社會。」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理想的共同體必須「同甘共苦」。我們生來就要為不同目標活在不同共同體,沒有別人的幫助,我們無法實現目標,甚至無法存活。由是我們對不同共同體都有相應的責任(義務)。

所以斯多噶學派提出了「同心圓理論」,同心圓以個人為中心,每個人都同時被很多「圈」覆蓋:第一個圈子是自我;第二個圈子是親人;第三個圈子是鄰居;第四個圈子是同胞;第五個圈子是人類。

斯多噶學派告誡說:「身為人,在每個圈內舉措合宜。」正就是前述的責任。

無論安東尼.史密斯還是哈維爾,都不約而同地提出「同心圓理論」來回應民族問題:

「作為人類歸宿的每一層圈子都有可取之處。為了某層圈子而否定或排擠另一層;又或者視另一層圈為次等都不合理。

不同層次的圈子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個良序社會應當尊重每一層圈子給予世人發揮角色的機會。惟其如此,各人才有自由的空間自我實現,活出自己。

構成自然界的所有圈子都不可或缺,恍似家園是構成我們人類身份的一部分。若果家園的各層圈子遭剝奪,人就會喪失自己,失去人性。」

Václav Havel, Summer Mediations


八、

我們還可以從其他中西典故,理解前人如何面對身份之間的衝突。

《明季北略》寫於明末清初,特意記載明末忠臣的事跡,宏武崇烈,以傳氣節。其中一人叫金鉉:

「賊攻城急,公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公慟哭,即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極救,公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亦投井死。」

筆者知道這宗事跡,全賴後人不時引用悼詩中的名句:「賢豪雖沒精靈在,地迴難招自古魂。」

至於 E.M. Forster 的話則更有名:「如果我必須在背叛國家與背叛朋友之間作出選擇,我希望我有膽量背叛自己國家。」(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betraying my country and betraying my friend, I hope I should have the guts to betray my country.)

中西的選擇看似天差地別,但背後仍然蘊涵著共識:

  1. 我們同時身處不同社群(共同體)並擁有不同身份(國民、家人、朋友等等)。
  2. 大部分時候不同身份皆可和平共處。但在危難之際,不同身份的要求可能互相衝突,我們須要對優次作出選擇。。
  3. 各人對身份優次有不同排序。儒家面對「忠孝兩難存」時多推崇先國後家;西哲面對「忠義兩難存」時則寧願先友後國。但須留意先後的選擇不等於捨棄後者,對次要的共同體仍要負相應的責任。
  4. 身份的優次排序可隨時勢改變。若干社群會先天約束我們的身份(男人、女人、黃絲/藍絲的子女等等),但我們依然有自由選擇最重視的身份,比如朋友;又或者加入並建立其他社群,比如公民社會。

因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拉丁文,其實來自「共同體」的古希臘文。


九、

走筆至此,我們便可協助逃難的朋友回應德國的移民官。

朋友可以先援引 1963 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在西柏林的著名演說:

「今天,在自由世界,最自豪的誇耀是『我是柏林人』……

過去十八年來,美國與德國雖相隔兩地,卻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我們對此感到無比的驕傲。

你們(西柏林)住在受到保護的自由之島,但你們與外界大眾休戚與共……自由不可分割,只要一人遭受奴役,人人都不算自由。當所有人都重獲自由時,我們便能期待這座分裂的城市能夠合而為一。

所有自由的人,不論他們身居何處,皆是柏林市民……我為我是『我是柏林人』感到自豪。」

拙文勉力爬疏思想史,目的正是要解釋,並非只有「族群」或「民族」才算共同體。共同體有更多元的面貌,有更古老的思想淵源。阿里士多德解釋每個共同體都為追求善而建立,公民社會也是其中之一。

從邱吉爾的「鐵幕演說」到甘迺迪的「柏林人演說」,都在形塑「自由世界」與「鐵幕世界」誓不兩立。歷史先賢的政治行動,建立了一個跨地域的公民社會,也是一個跨國族的共同體,一起「同甘共苦」,以反對共黨極權,追求自由民主為志業。

任何人加入此共同體,都要對共同體有所付出,否則「自由世界」就要面臨萎縮。正因為昔年美國人、英國人、西德人、東德人、波蘭人、捷克人、中國人*、基督徒……他們不分國界,超越國族,都願意為共同體負上責任,我們才能打敗蘇聯,東西德才得以復合。現在輪到你們德國人接棒,與我們並肩打敗另一個極權。

(註:六四震懾了東德政權不敢效法,識者多有述及,不贅。)

朋友應該與移民官開心見誠,理解對方是民族主義者,體會他最重視德國人的身份,尊重他要為德國同胞負最多責任。

但朋友必須提醒移民官,民族主義者當然奉德國為最重要的共同體。但人既身屬眾多社群,同時要對不同社群負相應的責任。

當然各方皆可量力而為決定先後。比如現在德國經濟差,沒有錢,減少接收難民是合理的,可以接受。但決不可以冷漠地說「不為己任」。


十、結語

中研院的吳乃德先生,曾寫下一篇優秀論文解釋台灣身份認同的走向。他分析逾十年的問卷調查,發覺一事不符外人預計:即使台灣人的認同不斷攀升;中國人的認同急速凋零,然而混合的身份認同一直保持穩定,下跌的勢頭頗慢。

該論文寫於十二年前,但結論迄今依然生效。根據最近皮尤研究所的民調,混合的身份認同仍然維持在 28%。

也許台灣的民族主義者很不滿,為什麼那麼多藍營依然「吃裡扒外」心懷敵國?

吳乃德先生也援引安東尼.史密斯,點出現代民族的建構,很依賴傳統族群的歷史傳承。

無論台灣變成什麼樣子,白先勇的《臺北人》、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等等,始終都是台灣的偉大作品,它們的影響將永誌不滅。今人不能視之為背時的「大中華膠」就棄如敝屣,過去永遠是民族的力量泉源。

這就是勒南強調民族的一體兩面。不過他也補充一點:「遺忘甚至有意誤記,是形塑民族的一大關鍵。」

所以筆者很難接受六四死難者是「他者」或「他人」。

三十一年前根本未有香港民族思潮,那些在木樨地被坦克輾成肉餅的老百姓,他們沒學過什麼理論和主義,他們只是單純且真誠地為全國爭取民主。在那年那月那日,他們理所以當然相信香港人是共同體一份子,而且當年聲援北京的香港人亦然。

我們認識歷史,必須一併還原背後的脈絡,方能保持「了解之同情」(陳寅恪)。否則很易落入「以今誣古」的窠臼,以今人的視角抹殺歷史的實情。

現在我們不想做中國人,要建立香港民族,要爭取香港獨立,通通沒有問題。但當年的死難者是有份為我們而死,這是事實。愚以為這一點尊重非常重要。

筆者不想為了建構一個新共同體,就一定要遺忘甚至誤記歷史,寧取不同的詮釋,讓六四成為新共同體的歷史資源。

在本土派崛起之初,筆者仍記得一位本土派在論壇主張,支持中國民主應該與支持同志平權、動物權益不相伯仲。其實私心毫不介意,甚至頗為認同。

筆者一直將香港共同體放在首位,自忖對中國民主的排序比本土派高,但不會高太多。只要大家都願意承認,由六四以來為民主而犧牲的中國人,都是「自由世界」共同體的一份子,願意負起相應責任,不必計較排序高低,一概值得肯定。

最重要是我們不會漠視爭取民主的中國人為「他者」甚至「不為己任」。我們曾經背負共同的歷史,應尊重每個為民主逝去的靈魂。

參考文獻

勒南〈何謂民族〉
蕭高彥〈共同體的理念:一個思想史之考察〉
吳乃德〈狂飆的年代?一般民眾的認同趨勢,1992-2005〉
蕭高彥〈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
計六奇《明季北略》
葉禮庭《血緣與歸屬》
霍布斯邦《年代四部曲》
安東尼.史密斯《民族認同》
查爾斯.泰勒《本真性的倫理》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
阿馬蒂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
米高.曼《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
托馬斯.桑德庫勒《阿道夫.H:希特勒,一個獨裁者的一生》
吳煒聲《策動:引燃文明與衝突的50場關鍵演說!改寫歷史的人,是在鼓舞,還是煽動?》
馬西莫.皮戈里奇《別因渴望你沒有的,糟蹋了你已經擁有的︰跟斯多噶哲學家對話,學習面對生命處境的智慧》
Maurizio Viroli, 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Rasha I. Ramzy, Communicating Cosmopolitanism: An Analysis of the Rhetoric of Jimmy Carter, Vaclav Havel, and Edward Said

鳴謝

感謝黃奕武指導「建設民主香港不為己任」的德譯。
感謝黃在琳協助哈維爾演說的中譯。
感謝陳健民教授。陳教授入獄前曾出席中大一場沙龍,與會者問到香港民族主義的問題,他以「差序格局」回應,認為即使民族主義者將香港放在首位,對域外其他社群的義務也不會急跌至零。此說對拙文助力甚大,特此鳴謝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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