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連結政治與經濟鬥爭 — 新工會運動的潛能與挑戰

2020/10/4 — 11:31

2020 年 2 月初醫護罷工期間,一眾工會到醫管局大樓聲援。(圖片來源:第 50 屆中大學生報內閣「深瞳」)

2020 年 2 月初醫護罷工期間,一眾工會到醫管局大樓聲援。(圖片來源:第 50 屆中大學生報內閣「深瞳」)

【文:馮志強、李峻嶸】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新工會運動的出現,是否有能力打破香港民運只談狹義政治議題的格局? 馮志強和李峻嶸兩位關心運動的作者以去年八五罷工集會上的問卷調查數據說明,抗爭民眾對經濟與民生的不公和壓迫,同樣感到強烈不滿。然而,主流的政治運動一直以「保衛原有美好香港」此一集體身分認同來動員群眾,使經濟壓迫多年來難以成為運動焦點。

作者認為,為擴大群眾基礎,新工會運動需要克服過去抗爭裡,運動旋即步入低潮的慣性、及狹隘地看待運動成果的傾向,改變重即時動員、輕日常組織的抗爭套路,並探索種種方法,利用群眾對職場與經濟壓迫的不滿,持續凝聚新成員。

由二零一九年六月起於香港爆發的超大規模抗爭,催生了「新工會運動」的誕生。新工會運動到底新在什麼呢?社會上大概不會有共識,我們也沒有資格為它下一個權威性的定義。但我們以為,新工會運動不應只是年青人搞工會,或者將爭取「五大訴求」的戰場轉移到職場,以求他朝能發動總罷工抗議那麼簡單。我們以為,新工會運動的成就如何,應視乎它能否修正過去香港自主工運和反對運動的弱點。

廣告

新工會運動:可融合經濟與政治鬥爭

香港的自主工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就以職工盟為龍頭。職工盟也是香港爭取普選運動的中堅分子。但無可否認的是,一直以來在狹義的政治議題的抗爭上,職工盟及其屬會能帶來的能量未算太過理想。以二零一四年佔領運動為例,雖曾有職工盟屬會號召罷工,但未見群眾熱烈響應。同時,香港的反對運動的主流向來都傾向將階級議題排除在其主要訴求之外。於是外界可能會批評香港的自主工運只顧就業飯碗、而忽視普選等狹義的政治議題,而反對運動又對香港顯而易見的階級平平等和經濟壓迫較少著墨。這就出現了在社會運動中,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交集不多的情況。

廣告

我們認為,新工會運動並非沒可能將這兩者拉在一起。香港這次鬥爭的即時起因,是對特區政府執意要修訂《逃犯條例》的不滿。這件事之所以成為了觸發點,與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無法給予香港市民信心有非常大的關係。香港向來標榜「法治」的重要性,不少人甚至以香港的「法治」自豪。當被視為不講法治的中國大陸司法制度與香港之間的防火牆出現空隙,大量香港市民感到憂慮實屬在所難免。事實上,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起,擔心九七後中國大陸負面的一面會影響香港的情緒,就已存在。這也是香港普選運動、以至不少民間力量累積支持的主要基礎。當香港原本被視為較受保障的人權、自由、法治等原則受到衝擊時,民怨一觸即發。

人權、自由、法治往往被視為純粹的政治議題。於是,在當權者屢屢明示或暗示香港的所謂「深層次矛盾」實為經濟/民生議題時,總會受到支持或同情抗爭運動的論者反駁。但即使激發民眾大舉抗爭的是狹義的政治議題,卻未必代表政治是民怨的全部。以我們的團隊在去年八月五日大罷工當天,在三個罷工集會場地做的問卷調查為例,就可見罷工集會參加者其實對經濟/民生議題也是充滿怨氣(見表一)。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工時太長的調查參與者高達 89.28%。而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貧富差距不合理、以及特區政府施政偏袒大財團者,更分別佔 94.3% 和 96.69%。

換句話說,「工時太長」、「貧富差距太嚴重」、「大財團有太大影響力」均可謂罷工參加者的共識。值得留意的是,相比之下,同意或非常同意北京過分干預香港事務的比例「僅」得 91.73%,即比起認同工時太長和大財團有太大影響力的比率稍低。當權者無視政治死結,而企圖將視野轉向經濟/民生問題固然是逃避現實,但若以為抗爭民眾真的對經濟/民生的不公和壓迫無感,此說法亦非合理。

表一: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罷工集會問卷調查參與者對以下句子的意見

 非常同意同意一半半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無效答案
北京過分干預香港事務。44224956622
佔有效答案的百分比(%)58.5432.987.420.790.26 
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捍衛特區的自治權。542176179112
佔有效答案的百分比(%)71.7923.312.251.191.46 
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經常漠視民意。6491024002
佔有效答案的百分比(%)85.9613.510.530.000.00 
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偏袒大財團。52920123202
佔有效答案的百分比(%)70.0726.623.050.260.00 
我認為香港僱員的工時太長。39627977311
佔有效答案的百分比(%)52.3836.9010.190.400.13 
我認為在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已到了一個不合理的水平。45325840303
佔有效答案的百分比(%)60.0834.225.310.400.00 

我們認為,因為民眾對經濟/民生問題的不滿在現實政治中十分重要,我們可以「新工會運動」能否將此問題納入整個抗爭運動的議程,來審視新工會運動的貢獻。政府和保守陣營回應抗爭的其中一個主要策略,就是要將自己描繪成為真正為經濟/民生作貢獻的力量。根據他們的說法,抗爭只會令香港的經濟民生倒退,這對對抗逆境時資源最少的基層民眾來說,是絕對不利的。不過,香港的大資產階級正是管治聯盟的核心,將改善香港眾經濟/民生問題的期望放在建制派身上,實是緣木求魚。但反對陣營如果將抗爭焦點維持在狹義的政治議題上,將始終難以進一步擴大支持基礎。

「保衛原有香港」身分認同:經濟壓迫難成焦點

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基層民眾在抗爭運動是佔較少數的。表二和表三分別展示了八月五日罷工集會問卷調查參加者的月入和最高學歷。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19 年第三季香港的個人入息中位數為 $17,300 [1]。但在問卷調查參與者中,月入高於 $17,500 的高達 72.29%(見表二)。學歷方面,曾接受過專上教育者佔問卷調查參加者的 81.85%(見表三),可見罷工參加者的學歷和月入都偏高。不過,正如表一結果顯示,縱使罷工集會參加者普遍有較優越的階級背景,他們對經濟不平等也是充滿不滿。到底為什麼抗爭民眾對經濟/民生問題有如此顯著的怨氣,但香港近年的大型群眾運動卻始終沒有呈現這些意見?

著名社會學家 Charles D. Brockett 就提過,個人的怨氣要演化成為集體行動,與動員過程中產生的集體身分認同感有密切關係 [2]。而雖然主流/傳統泛民與近年冒起的本土派時而勢成水火,兩派還是有不少一脈相承的地方。早於八十年代前已出現的「民主抗共」論,又或者是對「河水不犯井水」的願望,其根源就是要保衛原有的香港不要受被視為「專制、落後」的中國大陸影響。後來出現對新來港人士的排斥、以至港獨思潮,說到底就是原來泛民民主論述的激烈版本。在香港抗爭運動中常見的強烈香港認同,就是建基於原有美好香港的想像、和對原有美好香港被破壞的憂慮。

表二:罷工集會參加者在二零一九年七月的個人入息

 沒有個人入息有個人入息,而入息在 12,600 元或以下高於 12,600 元,但不高於 17,500 元高於 17,500 元,但不高於 27,200 元高於 27,200 元,但不高於 40,000 元40,000 元以上無效答案
人數175413321415516321
佔有效答案的百分比(%)2.317.3418.0729.0821.0622.15 

表三:罷工集會參加者的最高學歷

 小學或以下高於小學但未完成中學課程中學畢業預科大專,、非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學士學位以上NA
人數28933214133613213
佔有效答案的百分比(%)0.271.0812.504.3018.9545.1617.74 

我們並不否定這種情緒的正當性。但正由於香港抗爭運動如此建立出其集體身分認同,本來港式資本主義的經濟壓迫,就難以在抗爭運動中成為焦點。比如說,於疫情期間,房委會逆市加租近一成,還有政府因應疫情而推出「保就業」計劃、但堅持不推動失業保障,雖然坊間已有不少人批評這些政策難以保障市民生計,但在社交媒體和抗爭圈子裡卻乏人問津。若以受影響人數和層面計算,香港的公屋住戶數目高達78萬,而失業人口則高達近24萬,可以說,這兩項政策所引發的政治能量是非常巨大的。但結果是,雖然兩項政策引起不少社會不滿,而且這兩項政策或多或少也是現時政治經濟體系下的產物,但由於這些不滿並沒有被提上社會運動議程,人們往往只能獨自面對和承受這些政策所帶來的經濟負擔。

縱使我們無法斷言,當群眾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時,是否也對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表示認同(或至少是容忍)。若果將整場社會運動只界定為身份政治 — 換句話說,無視其背後的政治經濟脈絡及影響 — 那麼現時港式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破壞和不公,便無法被看見,更遑論被質疑。

未來挑戰:改變重社運動員、輕職場組織的套路

新工會運動尚在萌芽之中,但在運用其力量將社運戰線擴大至職場的不公和壓迫,也算是有一些成績。在抗疫初期,由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的工業行動就嘗試以罷工的方式,要求特區政府收緊入境政策,以便堵截境外輸入個案。雖然行動最終未能迫使特區改變政策,但這次罷工也令不少市民開始注意前線醫護人員於工作上所面對的狀況,比如醫療物資的供應和政府投放於醫療設備的資源分配問題。從擴展現時社會運動的議題而言,新工會運動能夠將資源分配問題、職場待遇和工作狀況提呈到廣泛的社會運動議程上,繼而為運動注入新的動力。

但新工會運動也需面對不少挑戰。礙於內容所限,我們只能簡單勾勒出較少人討論的兩點。新工會運動要克服的其中一個難關,就是過去主流抗爭運動很容易迅即由高峰走到低潮的慣性;另一個則是人們傾向以狹隘的角度去看待運動的結果,甚至抹殺(已獲得的)成果。

曾研究英國於八十年代私有化浪潮下工人抗爭的政治學學者 Karen Beckwith 就於其文章「All is not lost: The 1984–85 British miners’ strike and mobilization after defeat」提及一個有趣的觀點:若果我們採取一個短時期、且強調當下的角度去看待英國 1984-1985 年英國礦工大罷工的話,那無疑是一場失敗的抗爭,因為當時戴卓爾政府違背工人意願,成功將英國的煤礦私有化。但這場抗爭卻促使英國礦工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學習到相關組織技巧、建立起人際網絡等重要的社會運動資源,以至於 1992 年的再私有化計劃中能運用已習得的技巧,成功組織起跨地區的抗爭連線。承如 Beckwith 總結,「社會運動中的失敗、及其對未來動員機會的影響……更大程度上取決於運動的集體經驗、參與者用以理解失敗的框架,以及將抗爭者連結在一起的身份認同」。

Beckwith 的研究有兩點需要我們認真看待:首先,一次的抗爭失敗並不代表變革的結束。相反,那只是另一個運動的開端,而關鍵是我們需要在低潮時整合力量。其次,我們需以較長時間的框架,去看待社會改變(social change)。試問,有誰能預測到 2014 年後,不少人認為「香港社會運動已經走進寒冬期」時,2019 年又會爆發一場回歸已來最大規模的抗爭呢?當不少人冷看所謂「傘落社區」時,又有誰能夠預測到持久的組織過程,可以在 2019 年發揮作用?2014 年雖然以撤退為告終,但誰又能想到那時的抗爭經驗,其實是對下一代年輕人的教育?

從 Beckwith 的研究和對 2014 年雨傘運動的思考,這裡我們想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作為一個社會運動,新工會運動不僅涉及動員,還涉及日常組織的問題。從整個抗議周期看,衝突爆發只是抗爭過程的一個高峰點,而前期和日常工作牽涉許多微細但重要的事情,包括凝聚會員和為組織成員充權,使他們成為一個有力的集體,避免組織因內部分岐和政權的分化而分裂。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可以把新工會運動視作為「傘落社區 2.0」。當政治氣候不符預期,抗爭者需要的未必是「不斷的行動升級」,而是靈活應變,持久地進行組織。我們的問卷數據表明,參與抗爭的市民事實上對香港的社經狀況感到非常不滿,這代表著有不少組織機會,可以讓抗爭者進一步去探索、並鞏固過往一年的抗爭所帶來的政治能量。

改變抗爭套路顯然是重要的,因為香港社會的抗爭模式往往著眼於動員過程。不少團體善於利用媒體(包括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作為動員的槓桿,擴大他們的影響力,繼而給予政權壓力。利用媒體作為槓桿的好處是,不少團體能夠繞過長時間的組織過程,即使人數雖少,但透過曝光於媒體下,影響力卻非常大,甚至能主導公共輿論。這種手法的缺點卻是,由於缺乏組織經驗,在衝突爆發過後,團體往往難以凝聚組織的新成員。輕則是,新成員慢慢感到難以融入組織,繼而淡出;重則是,組織開始出現因路線之爭而產生的分裂:一些成員可能認為,他們所加入的組織在日常運作裡,慢慢與心目中的政治願景越走越遠,繼而感到不滿。當然,組織者可以提出新議題,以維持新成員的向心力 — 從這角度,不難理解為什麼香港社會的社會運動經常有新議題出現,而鮮有單一議題能夠維持數十年之久。

當然,我們並不認為要凝聚成員只有一個成功的方法;相反,如何凝聚成員需要按各行各業的情況而定。但如何突破這個「日常」的關口,似乎是新工會運動需要處理的一個問題。我們從 8 月 5 日罷工所收集到的資訊,只能指出不少參與罷工的市民也對現時的港式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破壞和不公感到不滿,但如何利用這個制度缺口,並且持續地凝聚新成員,這個問題仍待新工會運動的組織者去摸索。

 

作者簡介:馮志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教)、李峻嶸(一個關心階級不平等的球迷,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講師,近著 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

[1] 《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19年7月至9月》(香港:政府統計處,2019)。
[2] Brockett, Charles D. (2005)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Violence in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