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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襲致植物人案 要求覆核刑期理據成疑

2017/9/12 — 14:42

資料圖片:2016年被一名貨車司機毆打成植物人的關先生與家屬,《壹週刊》片段截圖

資料圖片:2016年被一名貨車司機毆打成植物人的關先生與家屬,《壹週刊》片段截圖

友人傳來《壹週刊》有關一宗傷人案的報道,案中受害人不幸成為植物人;施襲者經審訊後,「有意圖而傷人罪」不成立,改判「傷人罪」成立,入獄二十二個月。週刊訪問受害人的家屬,大呼輕判不公;大約在訪問上載互聯網的同一天,已經有熱心人發起網上聯署,要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司法覆核」本案。有不少 KOL(甚至包括時事評論員和律師)積極分享報道與聯署的連結,也更正指應該要求「刑期覆核」云云。

坦白說,基層工人對於這類週刊的罪案或法庭報道,一直沒甚期望;只要根據報道提及的涉事人物名字,在法律搜尋網站(例如司法機構或者 www.hklii.hk)做一些最基本的資料搜集,就不難發現這類報道是何等偏頗,只傾向受訪者單方面的說法,完全不可視作認真可靠的法庭新聞報道。可惜的是,大概是案情太觸動人心,居然連見多識廣的評論員、觀察家,也欠缺認真求證就鼓動讀者群質疑法庭的裁決,甚至形成要求加刑的輿論。

基層工人必須強調︰沒有人說過法庭不可批評,否則基層工人這個專頁也混不下去;但批評必須建基於事實和理據,要做基本的功課,不能想當然單憑一知半解信口開河,這既是基層工人對自己的要求,更是經營這個專頁、以文會友的信念。如果大家看到這裡,已經覺得基層工人「涼薄」得很,不顧遇襲者和家人的苦痛,那麼,請 unlike 這專頁即可;如果讀者們想反駁基層工人的說法,支持家屬們求取公道,沒問題,那就請先看清楚以下的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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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要留意到,受害人的傷是十分嚴重、甚至永久難癒的;另一方面,被告所受的判刑是監禁二十二個月,確有令人難以理解之處。容我們先從被告的罪名說起。被告最終入罪的罪名,是「傷人罪」(俗稱「傷人十九」),最高入獄三年;與此相比,起初的罪名是「有意圖而傷人罪」(「傷人十七」),區院公訴最高可判入獄七年。法庭是經過審訊後,裁定控方未能證明被告帶有「意圖」而傷人,所以只能以「傷人十九」入罪。

有少許法律知識的朋友必然會知道,刑事罪一般需要同時證明犯罪行為 (actus reus) 與犯罪意念 (mens rea);而 mens rea 亦可分為「特定意圖」 (specific intent) 和「基本意圖」 (basic intent),前者的舉證要求比後者嚴格。「傷人十七」與「傷人十九」最明顯的分別,就在於前者是特定意圖罪行,而後者是基本意圖罪行 (DPP v Morgan [1976] AC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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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而言,如果證據顯示被告在案發時是「有備而至」,例如一早預備好足以造成重傷的兇器(就算是玻璃樽或者棍棒亦已足夠),或者雖無武器在手,但卻預早埋伏在有利攻擊的位置等,成功以「傷人十七」入罪的機會就較大;反之,若果證據只能顯示被告確實有造成對方受重傷的行為,而且認知上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將會造成對方受重傷而不停手,這就只能符合「基本意圖」的定義,而構成「傷人十九」的罪行。

要留意的是,就傷者的傷勢這部分而言,「傷人十七」與「傷人十九」其實沒有分別,都是以「嚴重傷害」(Grievous Bodily Harm) 作為控罪元素;換言之,在法律上,傷者傷勢的輕重,與「十七」還是「十九」根本無關,法庭要以「傷人十七」入罪,關鍵不是傷者傷勢的輕重,而是能否證明被告案發時帶有嚴重傷害對方的 specific intent;如果證據不能支持這指控,就算受害人的傷勢嚴重到與本案相約的程度,也不能構成「傷人十七」。這是其中一個普通法世界有大量案例典據解釋、刑法教科書反覆講述的議題,並不是單憑受害者家屬主觀意願,就能改變對於既有法律的理解。

事實上,本案被告起初就是向法庭表明,願意承認「傷人十九」,但由於控方相信有證據支持「傷人十七」的指控,所以法庭以「傷人十七」為基礎展開審訊,關鍵問題就是控方能否無合理疑點地證明,被告襲擊受害人造成重傷時,是帶有令他重傷的意圖。《壹週刊》沒有告訴你、而反映在法庭判詞中的事實問題,包括︰整個由推撞到受害人跌下不省人事的過程,大約為時五至六秒;法庭亦依據現場搜集(但影像質素有限)的閉路電視片段,以及控辯雙方同意事實,裁定雙方曾經有兩次爭執位,中間相隔二十六秒,雙方一度分開,而第二次爭執,是由受害人走向被告、並指罵被告開始。

法庭作出的裁決,是控方未能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造成對方嚴重傷害的「特定意圖」,但能夠無合理疑點地證明被告的行為構成「傷人十九」的控罪,最高刑罰是三年。法庭最終判被告二十二個月(即一年十個月)監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審訊前已經願意承認「傷人十九」,亦即最終定罪的罪名,因此就算他經過審訊,依例仍有權獲得三分一扣減;換言之,本案未扣減前的量刑起點是三十三個月(兩年九個月),其實已經頗接近最高刑罰。

必須強調的是,首先,法官並無理據可以基於案情或證據強弱,而減少被告認罪而獲得的三分一扣減(參考吳文南案 [2016] 5 HKLRD 1);其次,就算法庭最終採納最高刑罰(三年)作為量刑起點,被告仍可基於及時認罪而減刑至兩年。

相信在家屬眼中,由二十二個月加刑至二十四個月,還不足以讓他們服氣;然而,這已經是基於法庭就定罪的裁決,而可以得出的判刑極限。換言之,要判出一個讓家屬滿意的刑期,根本就不能靠申請刑期覆核去爭取至多兩個月的加刑,而是要針對「傷人十七」罪名不成立的判決,由律政司提請「案件呈述上訴」(appeal by way of case stated)。

只是,撇除情感,建基於法律與事實,真的有理據要求上訴庭改判本案被告有「特定意圖」傷人嗎?基層工人抱有極大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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