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藍

何桂藍

前《立場新聞》記者、英國廣播公司(BBC)多媒體記者。「若不在香港自由,則自由又有何義。」Facebook:https://www.fb.com/gwynethhokl

2020/6/13 - 12:21

過去一年香港人學會了很多 其中一樣是在恐懼當中如何勇敢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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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清晨,是黑壓壓的人海,不斷自金鐘站湧出來,如果民意海嘯不是比喻,而是實體,大概就長成這樣。人群先佔據添尾道、夏慤道,然後是龍和道,能進入立法會大樓的路,不到半小時已被封死了。612 前夕,網上最激烈的爭論,不是「應唔應該出」,而是「洗唔洗前一晚出」。其中一群在前一晚已開始留守的,就是唱了整晚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的傳道人。

談起 612,每個香港人都會閃過一些片段:在中信被圍困、回擲催淚彈、攻擊記者、警察阻止救護者前進、應否讓巴士離開的爭論、高等法院滿地硝煙、留守太古廣場,甚至是已經絕種的沒有蒙面的警察,都刻印在抗爭者的腦海,不容極權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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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過後,送中惡法被拉倒,取而代之的是國安法,今次甚至連本地立法的戲也不做,由人大常委直接動手。共產黨開動其輿論機器,一方面利用譚惠珠、譚耀宗、李家超等人恫嚇香港人,說六四不能悼念、反國安法不能參選、警方將重設政治部;另一方面林鄭月娥、葉劉淑儀則再三強調,只有極少數人會受影響,大多數人的權利和自由不會受損,你相信嗎?除此以外,極權亦動員其社會網絡,照辦煮碗我們一年前發起的校友聯署,在各大報章登報為惡法護航,營造一股看似壓倒性的力量。

然而與一年前不同,今次很多人選擇了不戰而降。即使隔著圍板,亦不難聽到附近的食客談論移民;網絡上則充斥著教人清洗社交媒體的教學;政治領袖、社會賢達佯作苦口婆心,反建議不設追溯期、港官港審、應改以本地立法等,冀釋除港人疑慮。

國安法縱未成真,我們卻已經把它內化進生活了。反送中運動,不正正是因為我們不願接受這前設,所爆發出來的抗爭嗎?極權的文攻武鬥,旨在播下恐懼的種子,因為比起任何惡法,或任何警方的武裝力量,最能壓制反抗力量的,是人的自我退縮。當我們認為眼前所有地方都是禁區,不用國安法,所有地方也就成了禁區,殘影幢幢。這是自我審查的威力,以恐懼代替刑法,把判官置於每個人的大腦內,先是箝制言語,然後是思想,最後成為被暴政豢養的奴隸而不自知。國安法不能摧毀香港人,但恐懼可以。

過去一年,香港人學會了很多,其中一樣是在恐懼當中如何勇敢。在連儂牆貼文宣、罷工罷課、在沒有不反對通知書下遊行、佔路、設路障、參選、組織工會、舉傘,傳物資,每樣都是一年前多數香港人均難以想像的事,也不是全無恐懼;但勇氣並不是在毫無代價之下付出,而是在明知有危險,仍然挺身上前 — 有時是有形的暴力,像警察,有時是無形的壓逼,像惡法;有時我們能選擇;有時我們逃避不了。

國安法確實比以前設下的關卡更狠辣,在實質戒嚴之下,像 612 般史詩式的抗爭場景或難以在短期內重現,然而抗爭並非只有街頭或國際線,每個行業都是堡疊,否則港共不會極力嘗試把持學校、媒體。在二戰以後,波蘭被蘇聯佔領,波蘭人組織成工會,爭取工人權益,並以此連結受壓的波蘭人,在高峰期有達 950 萬名會員,佔波蘭總工人人口三分一;匈牙利人以反對興建水壩為名,由生物學家 Janos Vargha 組織萬人抗爭,聽起來不值一提,然而在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失敗以來,匈牙利經歷了長達近三十年不允許抗爭的日子。香港人不是第一群生活在暴政以下的人民,也不會是最後一群,前人教會了我們如何寸土必爭,我們也啟迪了今日美國的抗爭者組傘陣防線、以吹葉機抗催淚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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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的痛苦,連結了互不相識的香港人,但維繫與支撐共同體的,是共同的價值的實踐。當中滲雜著多少悲歡離合,方能令香港人的身份堅固如鋼,我們過去自有體會。親共派常說,「唔鐘意香港咪移民囉」,然而他們不會明白,不在香港自由、不與香港人自由,自由再令人嚮往,也只是蒲公英,成不了參天大樹。

話說回來,612 早上佔領夏慤道,也不是順理成章的事,而是不斷有在夏慤道的手足,對海富橋上與行人路上的人,大聲呼喊「出嚟呀」、「落嚟呀」才成事的。

去年 612 是時代革命的里程碑,今年她仍在繼續進行,仍有手足在每個陣地奮戰,我還沒有放棄,你也請堅持下去。和你抗爭,我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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