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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罷工的八種啟示及意義

2020/2/8 — 22:42

醫護罷工暫吿一段落,有人認為未竟全功,太快收手,錯失迫政府跪低之良機。政府只肯局部封關,檢疫和隔離措施又充滿漏洞,一直未急市民所急,除了罷工,似乎沒有其他可行的抗爭手段。難得開了頭,理應乘勢升級,發動大三罷。

這種想法不難理解,但須注意兩點:

一、正如很多評論所講,要求全面封關,乃市民共識,向政府施壓的責任亦應由所有人攤分,不應集中在醫護身上。既然近六成員工陣線的會員投票反對延長罷工,我們理應尊重和支持其民主決定,以及明白決定背後對病人權益的重視,對緊守崗位者作出手足才有的個人承擔。正如筆者之前所言,醫護手足每個決定都艱難痛苦,都是在一籃子考慮因素中尋找平衡和折衷。只要明白這一點,便沒有責怪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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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續罷工,不能單憑一鼓作氣的戰意,缺少打持久戰所需要的條件和運氣,便會陷入傘運後期的泥沼狀態,進退維谷。須知林鄭政府唧牙膏式讓步,多少產生分化效果,令部分參與罷工的醫護豫疑起來,心中天秤出現此起彼落的微妙變更。這是任何社會運動,在事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都要面對的群眾心理變化。

正如港大傳染病專家何栢良所言,新一輪檢疫和隔離措施,能否取得和封關一樣的效果,很視乎執行的細節和速度。現在我們知道有空窗期的檢疫制度主要靠自律,有形欠實。很多人不收貨,但亦不能否認,林鄭這一招,已將封關與否的原則問題,偷換成要求加強執法的技術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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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會認為,只要迫政府一切從嚴,便可產生近乎全面封關的效果;再聚焦全封,便顯得頑固,落後於形勢而不懂變通,做真正有益於民的事。這便很容易引發群眾鬥爭路線的分歧,產生內部矛盾。這是一種以分化為目標的政治操作:林鄭一面保住自尊心,沒有因抵受不住罷工壓力而全面封關,一面又以縮骨的讓步動搖心繫病人者的意志,削弱醫護陣營的士氣。事實再次證明,林鄭的施政是以鬥倒異己為先,市民的生命安全只是她用來打擊敵人的工具。

抗爭,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有成的事。特別是無權勢的一方,靠團結為力量,但因為每個參與者的個性、能力和價值觀不盡相同,在尋求共識時,便很難有一個眾人皆滿意的方案。每個人亦很容易遇到囚犯兩難式的道德考驗,或做免費搭客的心理誘惑。最後就算爭取到成果,亦總會有一些不情願的犧牲和對當權者的妥協讓步。

近乎宿命的是,各種意見分歧,加上追求嘴部快感者推波助瀾,會衍生一波波內訌/耗,讓當權者有機可乘。有信念的抗爭者,要和當權者鬥長命,鬥誰較遲消失,除了攘外,亦要安內,心理素質便很重要。這有賴個人持續的學習和修煉,抗爭者的素質是和我們怎理解這世界(世界觀)有莫大關係的。以今次醫護罷工為例,我們固然可以感到可惜,但也可以從中提煉到一些有助自己和其他人堅持下去的理論資源,發掘其中的抗爭歷史/文化意義,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下一步走向何處:

  1. 無論林鄭有幾嘴硬,政府確實有回應罷工醫護的訴求。但這不是簡單赢和輸的問題,亦沒必要陷入勝負誰屬的爭議中。用一種大局觀去看,這是漫長抗爭過程中一個值得記下的時刻。
  2. 〈抹黑醫護罷工的三招伎倆〉中,筆者已指出,香港社會長期被王于漸和雷鼎鳴等經濟學者灌輸罷工有損經濟的歪理,一般人對工會及罷工向來沒好感。今次醫護罷工,並非為其行業爭取加人工之類的權益,而是為了全民福祉、保護公眾健康而採取工業行動,洗脫罷工的污名。
  3. 不少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批評醫護罷工有損專業精神,但參與者和基於工作性質而無法參加、心底其實支持行動的醫護人員,就向我們示範何謂真正的專業,一方面要挺身而出,一方面又把對病人的影響減至最低。真正的專業,並不是盲從上級而任人魚肉。真正的專業,也不是教條主義地緊守崗位,即使上司無德無能,必須做的防範都不做,失控的感染危機迫切眉睫。
  4. 罷工雖然沒有持續,但就像流水抗爭一樣,已做了一次示範,製造一個可以隨時再來的懸念和張力,向睇死醫護被道德綁架的政府和醫管局摑一巴掌。
  5. 醫管局一向官僚、行政主義掛帥和庸碌無能,前線醫護長期工作過勞,始終無改善,但一班高層依然薪俸優厚。今次抗爭,令公眾認清這班穿西裝、坐冷氣房、最喜歡講成本效益的 object 有幾腐敗,連自己下屬必要的防疫措施也供應不足,口罩要自己拎錢買,何其荒謬!
  6. 福祉這回事,在香港的當權者口中,是經濟發展的同義詞。但現實並非如此。今次醫護罷工,正好讓香港人對何謂福祉有更深、更全面而立體的理解。醫護人員抱著人道精神,出於專業的價值判斷,冒著被秋後算帳和被人鬧破壞香港的風險,向林鄭政府的鬆懈的防疫政策說不。背後其實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在對碰和較量。

前線醫護所重視的社會福祉以公眾利益和健康為依歸,林鄭所在乎的是所謂的自由港形象、自由市場至上政策(所以口罩靠市場供求去定價),以及中國權貴的人身自由,這些人的資金關乎香港經濟盛衰,加上不少有官方背景,所以要優待。除了打擊異己的政治考慮,林鄭最關心的始終這些經濟因素,而這種管治理念,一直得到主流經濟學者的背書和支持。他們喜歡說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以對 GDP 的影響,作為解決民生、福祉等問題所最需要考慮的因素,但一場疫病讓我們上了重要一課:試問經濟因素怎會比市民的生命安全更重要?為甚麼在考慮市民福祉時,所謂經濟發展、商家任意抬價的自由會凌駕公眾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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