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鏗鏘其鳴.下】自由、死亡、重生 《鏗鏘集》的未竟之路

先閱讀專題上篇

《鏗鏘集》開始於 1978 年的春天,對編導關鳴川和一些鏗鏘人而言,它在 2021 年的夏天被殺死了。

作為香港電台的長青節目,《鏗鏘集》對於香港年輕一代,有時顯得有點「老土」。它再度像創立之初那樣成為社會性議題,是在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先後製作了兩集 7.21 元朗事件調查報導。當負責 7.21 報導的編導之一蔡玉玲被警察上門拘捕,公眾和新聞界震驚了。

在蔡玉玲到法庭應訊的日子,捕捉她身影的新聞鏡頭裏,常常也出現關鳴川,她是蔡玉玲的好友、合作多年的同事。那時她不知道,這只是開始,針對《鏗鏘集》乃至整個港台的政治風暴,還在後頭。

2021 年 4 月 22 日,蔡玉玲因《7.21 誰主真相》報道查車牌而被控兩項「明知而作出要項上的虛假陳述罪」,裁定兩罪罪成,判處罰款 6,000 元。蔡玉玲離開西九龍裁判法院,陪伴在側的是她的前同事、前《鏗鏘集》編導關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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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服務,最終目標是為人民服務

在一些編導看來,來自最高層的審查壓力,過往可能由節目監製、或再中高層的管理人員承接了。關鳴川在《鏗鏘集》做了 16 年,作為編導,她說自己從未經歷過審查,直到 2021 年 3 月,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空降接任廣播處長,成為港台的總編輯。

一直以來,關鳴川只需要向節目監製交代題目,由監製批准,及在節目播出前審閱。然而,李百全上台後,引入全新編審機制,要求編導提交書面製作計畫,由包括李百全在內共 9 人的「編輯委員會」同意後,才能製作及播出節目。

於是,編導們就如等皇帝批閱奏摺般,等候編委會發落。審核結果由助理處長口頭通知各節目監製,再傳達至編導。很多時候,只有結果,沒有原因。

「如果你想反問,點解唔得呀?你又要再等過啦!要再等佢哋下次再開會,佢哋先會再傾。」關鳴川說,「完全唔係一個 newsroom 嘅運作。」

新制實行,《鏗鏘集》至少有 8 集內容被抽起,其他節目如《五夜講場》被終止製作,部分節目主持人被換走。建制派新民黨葉劉淑儀認為,是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價值觀有問題,「不願做政府喉舌、挑戰政府底線」,才令李百全要做「醜人」。

港台不是第一次被建制派批評。多年來,「收政府錢批評政府」的聲音不絕於耳。這些批評,與港台身兼政府部門和公營廣播機構兩個身份的特殊角色有關。

傳播學者謝曉陽的研究梳理道【1】,「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出現認受性危機,於是在 1970 年成立隸屬官方的電視製作部門,即港台的「公共事務電視部」(下稱「電視部」),專為政府推廣公共服務,是「發展及支持政府與人民之間聯繫」的橋樑,方法是「以客觀的方式傳達特別訊息及資訊」,達至有效傳遞政治訊息的效果,例如處境短劇《獅子山下》,就常用政府政策及市民大眾遇到的問題作為主題。

在此目的之下,抽起、審查節目,在港英政府年代,並非沒發生過。一些節目例如《針鋒相對》,主持人和官員及專家小組在節目裏回應市民發問,因為形式過於「民間取向」,與政府想要的效果相反,令統治階層不快而遭腰斬。

既然政府希望港台為自己傳遞政治訊息,為何港台還是能夠發展出批判政府的節目呢?

在電視部成立不久,1970 年代初,社會已有輿論,要求港台開放言論,不做政府喉舌。不僅如此,早期港台的人事任命、節目定位,均深受英國公營廣播 BBC 影響。早年負責管理港台的歷屆廣播處長,多由英國 BBC 調任過來,例如布祿士(Donald Brooks)、何國棟(James Hawthorne),他們秉承公共廣播的理念,在六、七十年代,多次為港台爭取製作新聞節目的空間,尋求獨立運作,抵抗政府新聞處壓力。布祿士曾主張,港台要有對政府的「建設性批評」。

《鏗鏘集》的經典片頭動畫,是圓球撞擊立體的節目名稱,發出聲響。

除了管理層之外,港台員工亦受 BBC 訓練影響。六十年代末,時任電台節目主任的黃華麒以及另外兩名港台員工,均被派往 BBC 受訓。黃華麒後來在 2008 年成為廣播處長。

不少學者、傳媒人撰文論述,BBC 影響港台發展出公營廣播的傳統。時任廣播處長朱培慶就曾在 2005 年在樹仁學院演講時,以 BBC 為例,說明公營廣播機構的服務,應服膺於公眾利益,代表市民大眾,不受制於商業或政府利益。

這種傳統和精神,體現在港台生產的節目裏。於 1978 年誕生的《鏗鏘集》,其節目設計者、監製倫紹銘曾說:「我們一不講大話,二不為政府講好話。總之一句,nothing but the truth!」

對於港台身兼政府部門和傳播機構兩個身分,倫紹銘那時的理解是:「港台希望做一個中介角色,希望在矛盾激化,要爆炸之前,提供機會讓大家把各自的立場和理據陳述出來。」

他又說:「我們用的嚴格來說不單是政府錢,而更是人民的錢,因為政府的老闆是人民,即是我們為政府服務,最終目標就是為人民服務,整個社會的最佳利益就是我們工作最後的依歸。」【2】

鏗鏘集製作人聯同主持人劉家傑一起出席公益金百萬行活動。(圖片來源:中大新傳校友會、《鏗鏘一千1978-2003》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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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唔使驚強權」

在這樣一種公營廣播精神之下,《鏗鏘集》發展出獨特的內部文化。

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任專業應用副教授的潘達培,1988 年加入《鏗鏘集》。當年他剛大學畢業,年少氣盛,面試《鏗鏘集》,監製蕭景路問他:「你培僑(左校)畢業,對你有咩影響?」潘達培馬上回敬:「個影響就係你會問我呢個問題!」

他心想「唔請就罷就」,但面試通過了。就這樣,潘達培從資料蒐集做起,跟著編導做訪問、抄筆記,看攝影記者如何運用鏡頭。

到他開始做自己的節目,他發現,每次交給蕭景路的稿件,發回時總被改得紅筆處處。潘達培不忿氣時,就衝入蕭景路辦公室,要討公道:「蕭景路⋯⋯」他總是直呼其名,而蕭景路並不訓話,而是耐心解釋。只有一次,潘達培「辣㷫」了她,她板起面孔:「Eric,唔好再同我糾纏『的的了了』。」過兩日再見,兩人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

蕭景路去年因病過世。這些相處小事,潘達培寫進懷緬她的文章裏。「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信任和相處之道,也是當年『鏗鏘』裡的風氣。」蕭景路曾說過:如果我們做編導的連跟上司據理力爭都不敢,你如何面對外面的高官權貴?

2003 年 SARS 期間,《鏗鏘集》開編輯會議,第一排左一為蕭景路,右二為潘達培。圖片來源:潘達培

對於「據理力爭」的氛圍,比潘達培更早入《鏗鏘集》的蔡貞停印象很深。《鏗鏘集》早期拍攝不少邊緣青年、舞女、江湖販夫走卒等民生議題。1985 年,編導梁蕙儀拍了兩集《私校》,以偷影手法,揭露一些私校內部存在的教育質素問題。節目一出,有私校團體召開記者會指控《鏗鏘集》造假,找人假扮學生。

蔡貞停所在的整組同事停工了,找遍力所能及的全港私校,訪問學生、家長、老師,又試過在一間私校對面借用民宅,架著攝影機,拍攝學校裡上堂的情況。「(私校日常)真係好誇張!簡直《逃學威龍》咁。」

一輪調查和拍攝,《鏗鏘集》也開了一個記者會,擺一堆壁報、播影片,回應批評。

「對方開記者招待會,要投訴香港電台點點點⋯⋯咁我哋開返記者招待會,講我哋做嘅故仔真係如實報道。」蔡貞停回憶,「個個人都好投入,因為你好相信你做嘅嘢係冇做假。⋯⋯唔係還擊,係 defend 自己。」

隨著時間推移,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八九民運相繼發生,政治議題在香港升溫。傳播學者梁麗娟的研究梳理【3】,這個時期,港英政府「去殖化」部署帶來空間,社會產生「公眾問責性」的民主論述,大眾傳媒扮演監察政治、反映民意的角色。

身處其中的《鏗鏘集》,也開始多了探索政治、社會運動議題。

在蔡貞停記憶中,八十年代,大公報、文匯報經常批評港台以偏概全,對於這些專欄、社論文章,港台公關部及《鏗鏘集》監製都會要求相關的節目編導撰文回應,再寄給提出批評的報館,即使對方未必刊登。「我哋唔會(就這樣)畀人 accuse,一定會申明立場係點樣。」

蔡貞停

被《鏗鏘集》揭發問題的利益持份者,除了社會團體,政府亦是其中之一。

「港英年代政府,都唔鍾意《鏗鏘集》,因為有時我哋揭露佢哋啲 malpractice(瀆職)。」潘達培說,「佢哋會透過另一個渠道打畀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廣播處長),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就會耍佢一輪,耍極都要回嘅話,就會叫監製:唔該你整封信嚟。」

不過,政府與《鏗鏘集》的關係,並非一直緊張。潘達培和黃婉兒都說,有時《鏗鏘集》也做一些向市民解釋政府政策的內容。黃婉兒在 1994 年拍攝過一集《機場一九九四》,講述政府將機場搬離啟德的政策。

對此,蔡貞停解釋,政府部門就如其他社會團體一樣,會循不同渠道接觸港台高層,推銷相關社會議題。她說,無論什麼議題,節目組選用的標準,都是「觀眾會唔會有興趣睇」,要「用我哋嘅角度去做」。

「我哋從來唔係政府的一部分。」潘達培說。

他印象深刻的是,1997 年香港移交後,編導伍婉嫻拍了一集關於旺角渠務工程的紀錄片《水劫》,「抽絲剝繭,study 晒所有 paper,責任在工務局長。」於是,伍婉嫻去訪問工務局長。伍叫攝影記者一入房即刻開始錄影,一邊錄影一邊架設器材,「只有佢可以叫停機,同埋要叫兩次先真係好停機。」潘達培大笑起來。

《水劫》(1997)

在出街的鏡頭裡,時任工務局局長鄺漢生被記者追問到最後,含糊其詞。「局長答到一 pat 嘢,雖然有個新聞公關喺隔離,照出街。」潘達培說。

「係咁㗎!你對普通人咁做其實好衰,但對公權力,就係要咁樣監察。鏡頭後面所有嘢,根本係用一個結構性嘅嘢去掩飾,所以就出晒。」

據潘達培瞭解,節目播出後,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直接打電話給廣播處長。「咪要解畫咯。唔係一種下屬做錯嘢要解釋,而係話畀你聽,我哋真係做咗呢堆嘢,全部 evidence based。話返畀佢聽,我哋無錯!」

這些斡旋過程,在港台每星期恆常的編輯會議裏,「老細係會將呢啲嘢講返畀我哋聽,」潘達培說,他認為監製與編導之間無縫的溝通,令團隊形成不畏強權的文化。

「係一個 education,一個內部文化,就係大家唔使驚強權。所謂《並無虛言》(《鏗鏘集》前身),就係你所講嘅係 evidence-based。我哋唔怕有觀點,我哋怕啲觀點只係隨你自己的政治立場擺落去。但如果你的觀點係來自足夠的 research,我哋從來都唔會掩飾,會在節目裡面擺個觀點出來。」

潘達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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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打五十大板,就是持平?

今年 3 月李百全上任後,關鳴川苦苦支撐數月,最終辭職了。

她和同事也曾努力過。2021 年 3 月中,編導鄭思思和她交了兩個製作計劃書上去,一個是《青春的一場修煉》,講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朔夜」接莊的問題,另一個則是《記者出路》。這兩集都是在李百全上任前已開始拍攝。

《記者出路》主要講的是兩個新記者的經歷,他們分別是《眾新聞》中國組(前有線新聞中國組)和《Hong Kong Free Press》的記者。旁白並不提及其傳媒機構名字。關鳴川記得,收到計劃書後,李百全為首的編委會很快提出問題:為何《記者出路》只訪問一邊媒體?為何沒有藍媒?

「呢集唔係探討媒體生態,所以記者工作機構是藍是黃並非故事探討的面向,更不應是故事的重點。」關鳴川事後告訴《立場》。

「鏗鏘四十」放映會,關鳴川在做導播。圖片來源:關鳴川

2010 年港台簽署的《香港電台約章》裏,「持平」是對做新聞報道的一大要求。前監製蕭景路在《鏗鏘一千》回憶,大概從《私校》那一集惹怒某些團體和教育署開始,「越來越多人用『以偏概全』來批評我們。」

被揭露問題的政府部門、建制派或相關社會團體,多年來批評包括《鏗鏘集》在內的港台節目,不夠「持平」,這從港英政府管治時期就有。

蔡貞停 1985 年加入《鏗鏘集》,她說:「(港英政府)都會話,做咩要批評政府 policy,呢個正正就係港台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的處境。佢哋覺得,你就應該宣傳政府政策,但你唔做呢樣嘢,仲要去批評,咁佢咪覺得你唔持平、你唔啱咯。」

就如李百全提出的「不持平」批評一樣,不少批評聲音、乃至被廣播事務管理局裁定成立的一些投訴,認為節目內容應該要報導觀點的另一方,甚至篇幅要相約。

黃婉兒曾是蔡貞停的同事,在 1981 年加入《鏗鏘集》。她和蔡貞停都說,在早期,無論像《鏗鏘集》這樣的紀錄片,還是新聞報道,港台編輯部總體的觀念,都是覺得有反方意見就一定要訪問正方。「各打五十大板,就 fair 啦,呢個喺最多人一路講的。」

但編導們逐漸反思這種做法。

「好混淆,一集裏面有呢樣又有嗰樣,你究竟想講咩呢?」黃婉兒說,後來內部逐漸形成共識,認為持平,不一定要在一集節目裡正反觀點各佔一半時間,可以是不同集做不同觀點,又或者港台一些節目解釋政府政策多點,另一些節目就可擺放不同觀點。

作為管理層,蕭景路那時也有深入思考。她在《鏗鏘一千》說:「紀錄片畢竟跟著眼於報導事實的新聞不同,紀錄片還記錄時人觀點,不同觀點相互對照,製作人在篩選、剪裁之間,越來越意識到身在其中,自己並不能真正超然於事外,製作人其實也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她開始把《鏗鏘集》定位為「評論式的紀錄片」。

鏗鏘四十週年,陳志雲訪問蕭景路。圖片來源:關鳴川

潘達培也認同蕭景路的看法。他認為紀錄片一定要有觀點,而觀點是基於大量資料蒐集、研究所得出。

「無論蕭景路年代好,後來的年代都好,我哋都信奉一樣嘢:我哋唔要 wishy-washy,唔要和稀泥。」潘達培說,「紀錄片從來都有觀點,問題係觀點點嚟。對我來講,觀點係來自我哋嘅 research,呢個觀點要值得我哋用 evidence 去 defend。」

「當然觀眾可以 argue ,官都可以 argue。⋯⋯我哋畀足夠機會呢啲人去 explain 佢哋嘅睇法。所謂平衡,其實係呢啲,唔係講緊算術化嘅 50-50。」

2006 年,一集《同志 · 戀人》,掀起「持平」報導的爭議。這集紀錄片講述兩對同志戀人的故事,被投訴「一面倒」只有贊成同性婚姻的觀點。廣管局裁定投訴成立,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

為了推翻裁決,節目其中一位被訪者、同志運動行動者曹文傑提出司法覆核,最終法官夏正民裁定,推翻廣管局投訴成立的裁決。

在裁決書裏,夏正民指出,如果「持平」只是「報導正反雙方觀點」(both side of the story)的意思,那麼並非所有公共事務都能做到:「報導對抗禽流感或者童奴問題的港台節目,要怎樣呈現『正反雙方觀點』?」

夏正民認為,所謂 impartial(持平),雖然有「平衡」(balanced)的意思,但更重要是「公平處理」(fair),對於要呈現的議題,不展露偏見,無論是支持抑或反對它的偏見。

最終,判例確立,「適切的持平」(due impartiality)並非意味同等篇幅、或取態中立,而是對於事物的本質,有充足、適當的呈現。

這個判例,港台人人信口拈來。多年之後,再說持平,潘達培說,他一直記得北京電影學院一位老師的說話:

「我哋係咪帶住問題去拍紀錄片?我哋帶住問題去拍紀錄片,就會有能力走近真相;但如果我哋帶住 message 去拍紀錄片,就會 away from truth,因為你會近似一個 propaganda,無論你 — 衰啲講句我係手足,你都係帶住個 message 去,你無法子 critical 地對待運動裡面無咁方便的 truth,你會 away from truth。」

「紀錄片從來都係 critical,從來都帶一種挑戰,甚至可以用挑釁嚟形容。」

《同志戀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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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採自主,是信任的過程

對節目內容的編輯、修改,可以是一種專業的判斷,也可以變成一種審查。幾十年來,《鏗鏘集》內部編採人員在專業操守上,互相積累信任;對於來自上層的建議甚至是壓力,則據理力爭,或由監製擋下。

說起和上司蕭景路的合作,潘達培形容是「合作無間」。「呢種信任唔係一時三刻有,係要用時間一集一集去建立互信關係。佢知道你唔會搵一個假 case 亂做嘢,你的誠信擺喺度。我哋從來對 credibility 珍而重之 — 去儲 credibility 係一個好耐嘅過程,但要摧毀,少少嘢就得。」

他一直很信任蕭景路的專業判斷。2003 年七一大遊行,潘達培在遊行現場拍攝,「董建華下台」之聲,不絕於耳。到剪片時,他按當日觀察的氣氛,剪了六句「董建華下台」入節目。

節目播出,廣播處長朱培慶說:可否唔出咁多句?蕭景路就與潘達培商量,不如剪走兩句。她認為不是很大件事。

然而,潘達培很抗拒在編輯部專業判斷之外,由管理層再給出一個沒有理據的建議,尤其在七一這樣政治敏感的時刻,大家對自我審查很警惕。

「點為之多呢?四句多唔多?」潘達培說,在會議室裏,自己也有與蕭景路爭論。

《七月一日人民的聲音》(2003)

潘達培珍惜《鏗鏘集》這個公開、透明的編輯討論過程。

「所謂的編採獨立,唔係處長的編採獨立,都唔係潘達培的編採獨立,而係一個過程。」他說,「喺某啲編採處理上,老細 sense 到有問題,你就要上移,老細會同你傾;都仲有sensitivity 嘅,就再上移,但好少去到處長級。去到(節目)總監,其實已經可以決定要點處理。這是一個很有互動的過程,大家都會信服呢種 editorial process。」

他說,昔日同事們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爭辯,像「打手」一樣激動:「點解咁咁咁唔得?!」

及至 2009 年六四二十週年,這種由上而下的干預,在潘達培眼中更加清晰。「我未試過做緊故仔,處長咁高級,去問咁多嘢,甚至乎要過問個節目的製作過程。」

當時他們決定就六四週年做四集內容,時任廣播處長黃華麒認為不妥:使唔使做四集?會好 fatigued。潘達培反駁認為,四集內容框架都很清晰,「其實佢個 intention 就係,想六四呢啲 topic 唔好做咁多啦,少啲啦。」

「處長,你高我 7 級,我未試過仲製作緊你要咁問,係咪以後咁行?」潘達培憶述當時與黃華麒的對話,「跟著佢話:哎呀 Eric 唔好咁講,唔係㗎。」

處長的過問陸續有來,有一次問:你哋訪問咩人?潘達培說:唔講得你聽呀。一來二往,潘達培氣得對上司說:「你頂啦!你同個阿伯(黃華麒)講啦!」

去到北京做採訪,潘達培收到總監電話,轉達處長的發問。「已經好大壓力,響大陸做緊異見份子,唔該畀啖氣我抖下。」他一氣之下,提早回港,「返到去開會,我都未見過成圍檯,最細粒嘅係我,全部都係總監級,處長坐響度。」

六四二十年特輯《走過二十年(三)延伸》(2009)

最後,節目進入剪片階段,黃華麒想落樓看片。

「佢話要落嚟『探班』,唔講『睇片』⋯⋯我心諗,超,從來都冇見過處長會落去 B2 剪片房呢啲非人地方去『探班』。」潘達培把真正的影片鎖到櫃桶裏,在電腦擺了一段 dummy,然後在旁架了攝影機,開了機錄影。

擺好陣勢,同事們都知道這件事,跑來剪片房附近,假裝走來走去,想看處長如何招架。

蔡貞停那時已經擔任公共事務組副總監。「處長係可以有權睇片嘅,我哋唔會拒絕話你唔可以睇片,」她說,「但處長睇 first edit 係從來無出現過,亦都唔 fair。下底成個 team 都未做完嘢,你就落嚟睇。」

她知道黃華麒帶著副處長想一齊落剪片房,便告訴副處長:「如果你哋兩個一齊落嚟,我都唔知會發生咩事,可能聽日報紙就會登晒出嚟,我唔會控制到下面啲人收聲或者咩,一定會好轟動。」

最終他們沒有出現,警報解除,潘達培繼續剪片。

「我真係覺得唔需要美化(《鏗鏘集》的往事)。大家其實都在一個好艱難的狀況去逐啲、逐啲保留一種專業的態度⋯⋯從來都係好辛苦的過程,有時做得好啲,有時艱難啲。」潘達培說。

2011 年,潘達培在廣東烏坎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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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與新的開始

在鏗鏘人看來,李百全的最終出現,摧毀了過去幾十年積累的互信、專業和自由空間。

當《青春的一場修煉》一集被抽起,關鳴川愕然。這是她第一次真正面對審查。

「點可以咁粗暴?點解可以咁獨裁?出街呢樣嘢,係好大件事,唔係咁輕易話唔出就唔出,中間投放咗幾多資源?幾多心機?受訪者的期望?⋯⋯個痛苦係,對牛彈琴,佢根本就唔 care 你 care 嘅嗰啲嘢。」關鳴川說。

來自管理層權力的鐵臂越伸越入,關鳴川發現,她們已經沒有籌碼可以議價,「我哋本身最大的 bargaining power 就係,『你唔畀我出,冇嘢(節目)出街喎』。但首先其實佢唔 care 冇嘢出街,我覺得我哋太天真了。」不僅如此,李百全找了其他節目組的人來製作《鏗鏘集》,頂替原班人馬被抽起的節目。

同事們被新的編委會制度拖住。儘管她們不斷嘗試構思新題目,可要經過遞交計劃書、否決、再問原因、再交計劃書⋯⋯這樣無限期的拖延,令關鳴川心灰意冷。

去到今年六四週年將近,關鳴川仍嘗試提出六四題目,兩個構思均被否決,管理層甚至說:以後不可做政治議題,只可做民生故事。

「(不可做政治議題)對我嘅打擊好大。唔可以做政治故仔都講得出口?呢家去到咁直白啦?我唔係好過到嗰個關口,我唔能夠接受⋯⋯」她嘗試努力構思民生故事,可是心不在焉,失去所有動力。

關鳴川

她是憤怒的。「我仲有好多疑問、不滿,但無從去發洩。然後每一日都有好多新嘅指令嚟壓迫你⋯⋯根本個人運作唔到,做唔到一個正常嘅判斷。因為你會開始諗:究竟我係想(節目)出到街,定係想點?為咗過佢條線而去做故仔?」

她開始害怕,自己會適應審查到一個程度,以後會忘記那就是審查。

6 月頭,《鏗鏘集》整組被停工。6 月 23 日,《蘋果日報》被迫停刊那天,所有媒體都湧到將軍澳做報道,只有她們坐在辦公室裏,看電視。

「去到呢個位,就覺得他們唔只係審查、打壓我們,而係要取締我們,要滅門。」關鳴川說,「呢個 signal 已經清晰到,唔能夠欺騙自己仲有空間可以掙扎。」

「以前在前輩身上學到咁純粹嘅嘢,唔想喺幾個月內就被扭轉成為另一個人。」

2021 年 3 月 1 日,廣播處長李百全履新,港台工會在門口請願。右邊第五個正是關鳴川。

幾個月來的痛苦、掙扎,最終成為決心,她遞信了。辭職那一天,有同事哭得很傷心。

辭職至今,每次聽到《鏗鏘集》、聽到港台的消息,關鳴川仍憤怒得不能自已。她希望節目直接被結束,好過由另外的製作人員接手。

「痛苦在於,《鏗鏘集》仲有得睇,但其實根本唔係嗰樣嘢,但係!又唔係好多人知道發生咩事。」她說,「呢個就係佢(李百全)最想做嘅嘢 — 佢做盡壞事,但無人知道。」

「《鏗鏘集》已經變咗另一樣嘢,但響我心目中,《鏗鏘集》唔係咁架。我⋯⋯我成長嘅地方,我咁 proud of 嘅地方,呢家變成咁,但我咩都做唔到。」她沉默,又重複道:「其實我真係咩都做唔到。就算嗰半年,我都覺得自己咩都做唔到,我真係一隻故仔都做唔到。」

有時候,她想像自己衝上李百全的辦公室,推開門大叫:「李百全你出來見我!」一如過往這些年,港台員工曾衝進朱培慶、梁家榮的辦公室一樣。近年因為記者利君雅被調查,港台員工們曾經去找梁家榮理論,「搞到佢哋收唔到工。」

這個想像不可能實現,因為李百全在辦公室加裝了密碼鎖,要拍卡才能進入。

「好想大聲呼喊:我哋死啦!兇手就係佢!」關鳴川說。

《鏗鏘集》監製李賢哲也辭職了,他和一些編導加盟《眾新聞》,開創新節目《眾聲集》。他們希望,繼續製作紀錄片。

他們不是沒有害怕過。「我們只是想做新聞,只是想為社會做點事,只是想把紀錄留下,難道講一些公道的說話,難道監察政府的工作,這個社會已容不下了?」李賢哲在第一集《眾聲集》播出後寫道。

在離開做訪問的咖啡店、走進電梯時,潘達培突然感嘆:「傷唔傷心?傷心。神傷呀⋯⋯但歷史走到呢步,『鏗鏘集』呢三個字,我放得低。」

「我唔得啊(放不下),我仲嬲㗎。」關鳴川說。

「若干年後,你睇返《鏗鏘集》,咦點解 2020 到 2021 年,啲題材完全唔掂呢樣、唔掂嗰樣?呢個咪正正就係記錄咯!就係《鏗鏘集》啲人冇得做嘛。」蔡貞停說,「《鏗鏘集》是港台的一部分,港台就是香港的縮影,反映這時代是怎樣。」

《鏗鏘集》原班人馬組成「眾聲號」團隊,踏上新的旅程。「不要懷憂喪志,讓我們再一起試試。」他們說。

 

撰文|楊子琪
採訪|楊子琪、梁凱澄
攝影|劉子康

 

【註1】謝曉陽。2021。「殖民統治下的文化治理:早期的《獅子山下》」,《香港 · 格局 · 變異》。香港:匯智出版。

【註2】朱順慈(編)。2003。《鏗鏘一千:1978-2003》。香港:香港電台。

【註3】梁麗娟。2013。「大眾傳媒與社會運動的前世今生」,《香港 · 論述 · 傳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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