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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輝之亂:香港民主路上分歧的運動方法論

2018/6/26 — 15:24

梁天琦、黃之鋒、陳景輝

梁天琦、黃之鋒、陳景輝

2018年6月底,香港的政治地景早就不如兩年前富有慷慨激情,民主化前程黯淡,抗爭者紛紛入獄、逃亡。陳景輝,香港的文化、政治評論者,也俗稱「左膠」,則選擇與此刻拋出「討論」,引領大眾反思梁天琦等一班政治領袖的「青年光環」。更有甚者,陳與香港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以及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一同接受香港01專訪, 香港01還製作了三輯短片,其中訪談內容主要針對香港本土派領袖,並指出本土派缺乏運動倫理。而後,網民紛紛糾正專訪內容中罔顧事實的錯誤,黃也於事後澄清記憶與運動現場情況之間的出入。

很罕見地,在我的版上,反擊陳景輝論點的討論熱度,幾乎勝過今年的六四晚會爭議 [註1]。隱約記得,黃之鋒在某處留言串中提出一項論點:評價陳文的價值,應該視其是否促成更多公共領域中的政治討論。[註2]就我看來,黃之鋒的說法反映了香港運動者於後雨傘時期普遍具有的焦慮;不願意太過推崇單一價值取向的運動模式與目標設定,反而希望透過尊重、聆聽他者的運動經驗,重整出一個強健的運動主體,以期振作萎靡的香港民主運動。對於黃之鋒,或多數關心香港民主化運動的人,心中對於運動領袖人格的期待,會因此添增一項條件:希望在追求民主香港的原則下,運動領袖能將香港廣泛且歧異的組織派系聯繫起來。其實就討論熱度而言,陳文貢獻不小。然而,這一類「對話」、「討論」、「協商」等訴諸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運動方法論是否有效,仍備受質疑;我們畢竟受經驗所制,對話的效果多大,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彼此之間經驗的差異有多大。

就陳文的內容而言,他的運動方法論確實有別於黃之鋒的立場。他引用了Alain Badiou來說明一種「大眾紀律」。這種紀律並非由協商所得,而是必須以具倫理意義的說理證成,並且他進一步辯稱,這個「大眾紀律」就是梁天琦等一代青年運動的反面,因為他們代表了本土派的「無底線抗爭」模式。這種論調至少會引來兩項質疑:一、大眾紀律是必須的,不過陳疏於提出更扎實的論證;二、陳也受自我經驗所致,這種大眾紀律的說法只不過用來掩護自我利益的侷限。確實,「本土」此概念最先由陳那一代反高鐵的抗爭青年所實踐,然而雨傘一代的香港青年則為此注入新的思考活水,例如:民族自決、命運自主等政治內涵;另一方面,陳與諸多「左膠」於雨傘革命前後遭受多方青年團體撻伐,無非是種運動傷害,這能加深他們對於新興的青年領袖的質疑。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有人質疑陳對於梁天琦的批判,主要緣於他失去了詮釋「本土」的意見領袖光環,還有基於運動傷害的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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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繼平則由結構因素入手,分析限制陳思考的可能性為何。梁認為陳處於運動組織的核心,忽略了前線群眾迫於警察暴力所生的心理狀態;由此,其「大眾紀律」論述反映了具中產階級屬性的保守性格,更錯誤詮釋了梁天琦於群眾心中的形象。可以說,梁就是因為實踐了果決、勇敢、負責等運動倫理,方得以贏得眾望,然後塑造了別於陳景輝版本的「大眾紀律」。但是梁繼平並未直接反擊陳景輝的運動經驗,而是嘗試提出「多元倫理」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梁繼平仍是回歸了上述香港運動者普遍的焦慮,因此不特別否定任何個體的經驗敘事。比起陳的論調,梁繼平的說法放在當今香港的政治處境中,當然顯得更加公平。更長遠一點說,多數分析民主運動之所以發生,或者成功的學術研究,都不是立基於該處的運動者多麼守紀律。相反地,往往是因為參與者的利益受損,或者經歷了共同的歷史創傷,才能在某個地緣政治結構鬆動的時刻,一舉革命成功,建立民主。自雨傘革命以來,我聽過許多人「感嘆」香港人不似台灣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三月屠殺和其後的白色恐怖,因此尚難建立起堅實的本土認同。我同意由此角度審視香港人的侷限,也確實許多思想家採取近似的思考途徑。譬如馬克思就認為自由的概念鑲嵌於政治經濟體制之中,啟動革命必須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的結構缺陷,以及人們為何受苦於其中;革命不只是號召,革命是自危機之中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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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完全取證於經驗,我們是否就從根本上失去了對於民主的執著?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年來殖民體制所營造的「自由世界」,如果沒有了執著,又要如何說服他人,要如何辨證自我,自由是真正不可退讓的底線,自由是一項永恆的承諾?正是因為我們在乎,或曾經在乎這一份執著,才會不斷地與經驗論述拉扯,也才會在低迷的時刻,見證許多抗爭者仍然挺身而出,而我們因此動容。這麼一說,陳景輝在運動方法論上也並非如此不可取。如他引述,那些什麼都沒有的人,唯一擁有的就是他們的紀律。那些缺乏財富或武力,也沒有權力的窮人,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就是紀律,就是他們共同行動的能力。然而諷刺的是,這四年來,香港確實出現了許多青年英雄,他們號召了香港人共同行動的能力,而梁天琦是其中之一。回看梁天琦的法庭自辯,和他寫在判刑前的自白,他經歷了同齡青年人所不能遇見的,他所承擔的牢獄刑期更反證他的政治訴求超越了自我利益的侷限。多多少少,他展現了真誠、智慧與勇氣,我想,這是令人尊敬的,而且接近自由的真諦。


[1] 自本土意識興起,各大學學生會紛紛表示不參加由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而香港社會運動圈近年來都會因此掀起激烈的辯論。
[2] 因為不記得原話,此處引述可能扭曲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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