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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存在危機.8】我城死了,該抗爭、屈服還是離去?

2020/10/21 — 15:29

哈姆萊特: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據朱生豪譯本)

有沒有看過莎士比亞的戲劇,都一定知道這句名言。這句舞台上的獨白,這個存在問題,想不到對我們香港人是如此有意思:「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我們當然不至於面對死與生的抉擇問題,但從去年至今香港的大變讓我們面對自身的存在問題 : 香港死了,我們繼續還要留下來抗爭?忍氣呑聲接受打壓命運?還是離開這家園避秦而去?

我在這系列文章第一篇已經説過,我們的存在危機是因為香港政治局勢而出現的。疫症之下,身體不自由,一年半載應可解決,但精神不自由便要很長時間才有轉機,甚至可能在我有生之年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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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留下或離開,這就是我們當下的存在問題。不過,留或不留,我們都是流亡人。

「鄧寇克大撤退」(立場新聞圖片)

「鄧寇克大撤退」(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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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批在 1949 年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不知道戰爭殘酷的苦難,不理解離鄉別井的悲哀。但與我們同時在香港的有大批中國人從大陸逃難而來,他們經過的是從抗日戰爭到內戰的長年戰亂苦難,朝不保夕,生命隨時受威脅,逃離家園,流亡出來。在那大時代,無數人都面臨存在的抉擇,留下來迎接新中國共產烏托邦神話?跟國民黨搬遷到台灣?逃亡到海外做難民或移民?或者來這個英國殖民地苟且偷生?結果,不少民眾,商人,廠家和知識分子選擇了來香港,一個有自由法治但沒有民主的地方。

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唐君毅老師便是其中一個。和很多流亡來港的知識分子一樣,從不以香港為家,來此只不過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大陸和台灣都是極權統治,不尊重人權,封殺思想的地方。對比之下,香港是放任自由,經濟為先,政治次要,可以批評共產黨和國民黨,也可以容許知識分子在此思考和創作。是以暫寄居此地,盼望中國能夠撥亂反正,早日回歸祖國故鄉。可惜事與願違,政治局勢沒有變好,只好接受流亡學者的身分,歸國無望。1961 年唐先生在《祖國週刋》的〈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很清楚的道出當時在香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涼心態。唐先生認為當時的中國,政治,文化和道德已解體。他説: 「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

新亞書院是新儒家學說及思想的重鎮。(資料圖片)

新亞書院是新儒家學說及思想的重鎮。(資料圖片)

這種飄零感反映在他寄居之地的看法: 「香港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胄,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唐先生是指香港不是中國,不能也不會產生任何歸屬感。他的身分是「中國文化人」。是以唐先生和他一輩留港的知識分子,心中沒有香港這地方,不關心此地民主和文化情況和發展。他和錢穆等創辦新亞書院,是守著中國文化,放眼世界,最終是回顧中國,香港不在他們的眼中。後來牟宗三先生也曾説:「香港與我,互不存在。」

唐先生看不出有任何出路。對共產黨摧殘中國文化感覺絕望和無奈。既然外在世界我們沒辦法改變,只有轉回自己的內在意識,肯定我們的自身價值,他提出的「靈根自植」就是要保存我們生命存在價值之根源,固守其道。唐先生所指的當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重新理解和宏揚中國文化精神,這就是唐先生一生工作的抱負。「由對我們所依所根以存在者之自覺,而我之生命存在即通接於我之祖宗民族丶與歷史文化丶禮俗風習。如此探本溯源尚可通接至我們生命所依所根之天心與自然宇宙。我們欲保此天心之不搖落,自然宇宙之不毁滅,亦是保守。」他和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 1958 年共撰的《中國文化與世界》的宣言,成為新儒家的經典,向世界宣示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和價值。簡單的説,流亡海外「花果飄零」是外在問題,只要我們能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在我們意識之中,我們的存在便有所依據,在世界那一處生活都沒問題。唐先生終其一生都在香港渡過,在所有主要的著作確定這「保守」根基,然而,他再沒有機會重回故鄉,老死於香港。

唐君毅銅像,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作者拍攝)

唐君毅銅像,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作者拍攝)

我唸大學時有幸上過唐先生的課,受他的宏大哲學和文化思想感染,雖然在課堂上從不聽懂他的四川國語,但深深佩服他的學問與人格。十分可惜,我並沒有接受他的「花果飄零」想法,也不受新儒家影響。新儒家影響海外華人和西方學界很大,但在香港似乎並沒有得到重視。因為這理論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並無直接關係。我不能感受他對中國文化淪亡的切膚之痛,因為我是香港人。

我提唐先生「花果飄零」的理論,是想對比他們在 1949 年前後,抉擇於離或不離開大陸的困境,和我們現在香港留或不留的矛盾。唐先生那一代要面對即將滅亡的中國文化而做選擇,我們是體驗香港在眼前死亡而作的反思考慮。

70 年的相隔令我們的危機處境不一樣。1949 年大陸是戰火蹂躪下的地方,生命財產沒有保障,一切都在混亂之中。2019 年的運動是港共政府一手做成,下半年的抗爭暴力是警暴和謊言的結果。今年國安法是埋葬「一國兩制」的最後一著。七月之後,香港表面平靜,遊行示威沒有了。吊詭的是,政府吹噓香港似已恢復「正常」,「馬照跑,舞照跳」,「繁榮穩定」肯定再次在香港出現。毋庸置疑,這只是假象,香港一去不復返植根在無數港人心中,也是無數港人希望離開的原因。對當權者的獨裁專制絕對失望,對警暴的控訴漠視而無奈,對香港固有的規矩,價值,意義全部顛倒而悲痛。這些事情都在過去一年多眼前發生。我身邊不同階層,不分男女老幼,知識分子或普遍市民都有這共同悲情。這正是前輩李怡先生所言之「香港覺醒」,他説:「二〇一九,必將記載於歷史上。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有些突然,但也由來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在他這本書中,詳細分析和反思這一年的運動,解釋覺醒的意義。我不需在此多説。

我們覺醒了,但又如何?還得要面對自己和世界,也要繼續生活下去。這個覺醒了的「我們」是什麼?與唐先生不一樣,他沒有身分問題,從出生到死亡從未懷疑過他是真正的中國人,他「覺醒」的是共產黨將傳統中國文化摧毀了。我們同樣「覺醒」的是「香港」被極權謀殺了。唐先生將中國傳統文化最美好的價值內化在自我意識之中,是以「靈根自植」,自覺永遠是真正的中國人,到世界哪一個角落生活都是一樣。我們肯定自己的身分嗎?什麼是「香港人」?毫無疑問,在香港出生的人,從來就是在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文化中成長,過的是中西合璧的生活。自由和法治是理所當然,大部分人都不需要關心如何保衛這些核心價值。當然爭取民主運動遠在80 年代開始,雖然努力但成果不高,最後也以為《基本法》會將民主真正帶到香港。到 97 之後,香港的核心價值慢慢地被蠶食,民主運動變得毫無意義,直到今年完全喪失了,一切都是虛假的承諾。在這死亡過程裡,我們突然發現到我們賴以存在的價值和信念也在毁滅中,原來「香港」對我們是這麼重要。所以有以百萬計的香港人起而反抗,盼望能夠拿回應該有的權利。但強權暴政將一切反對聲音和行動鎮壓下來,白色恐怖籠罩全城。

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和唐先生一樣,要為我們的存在重新定位。我們要做「新」的香港人,接受一切政權的安排?還是將憤怒埋下心裡,等待機會爆發出來?或是離開這個地方,到有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寄人籬下,成為新一代的「花果飄零」?或者,到任何可以收容我們的地方,只要有自由,便忘記過去,將「香港」遺忘,將自己和下一代儘快融入當地社會文化?再或者,覺得人類本身對命運不能主宰, 隨遇而安,不用也不需要抉擇,認命吧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一切面對的問題,緣起於逝去的香港,所以我們已成為自覺或不自覺的「流亡」者。

不過我們這批流亡者,和歷史上其他流亡民族不一樣。流亡了兩千年的猶太人,無論在何時何地,受盡折磨苦難,他們仍然堅信以色列是所有猶太人結束流亡的允許地。唐先生的流亡,心中仍然存在一個儒家文化作為歸宿。我們呢?何處是原來的香港,可以安頓我們呢?

我對留或不留,沒有確定和唯一的答案,因為這去留危機最後是每一個人憑藉自己的良心,理性和知識所作出的抉擇,沒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決定。但無論如何,每一個決定是重新界定你的身分。是以回到文章開始莎士比亞的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To be or not to be” 米蘭墳場 (作者拍攝)

“To be or not to be” 米蘭墳場 (作者拍攝)


參考資料:
唐君毅,《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1975
黃冠閔,「飄零乎?安居乎? — 土地意象與責任意識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八卷,第二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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