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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存在危機.9】明天會更好嗎?我們還有希望嗎?

2020/10/27 — 11:31

立場新聞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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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經典電影,1939年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完場前最後的畫面:

斯佳麗站在台階上,在絕望之餘又燃起了希望:「塔拉莊園,我的家!我要回家。總有一天我會讓他回來的!畢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Tara! Home. I'll go home, and I'll think of some way to get him back! 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作者網上截圖修改)

(作者網上截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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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從絕望燃點了一些希望。電影強調斯佳麗永不言敗的精神,儘管歷盡滄桑失敗,仍不投降,繼續向命運挑戰。今天雖然倒下,明天再起來奮鬥,終有一天「我要回家」是會實現的。當然,電影結束了,也沒有説她如何回家,然後用了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回來」。畢竟這是電影,但這部80年前的經典作品暖了我們香港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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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是,單説「明天會更好」是沒有用的,主觀良好意願是不足夠的。如果只是一種願望、欲望而沒有實質行動,則流於祝賀他人「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一般空言而矣。

何謂希望?

中文語詞:願望、希望、盼望、欲望、失望和絕望和英文相關名詞不一樣,(expectation, hope, looking forward, desire, hopelessness, despair), 全是從「望」所衍生。「望」為會意字,「甲骨文字形. ..象一個人站在一個高出地面的土墩上翹首遠看的形狀。」因此之故,希望,失望和絕望全部和我們能夠向前面看見,即是和將來的時間和將去的空間有關係。可惜的是,中國沒有「希望」的哲學。儒、道兩家沒有討論「將來」的理論,相信這是中國文化對時間之循環理解有關係。(佛教有彌勒未來佛的理論,顯然對時間有深刻理解,「希望」和「未來」有必然關係。在此因篇幅問題,不能詳細討論)

「希望」在西方文化卻來得重要。根據希臘神話,天神宙斯為了懲罰普羅米修斯盗火之罪,遣送潘多拉給其弟埃庇米修斯,他因為好奇將潘多拉帶來的盒子打開,將內裏隱藏的所有罪惡:災難、戰爭、痛苦、疾病等等全釋放出來,蓋上盒子時只有「希望」留在其中。潘多拉盒子(Pandora Box)神話有不同的解釋。其中一個是人世間儘管充滿罪惡和苦難,人類仍然擁有「希望」,而這是唯一對抗苦與惡的能力。但希望不一定是正面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因為比天神宙斯更高的是命運之神 (Moirai)。「希望」雖亦是一女神 (Elpis) 但顯然是受宙斯和命運所決定。人類更不能自主控制自身的命運,一切期待都可能落空,故希望亦可變成絕望。所以留在潘多拉盒子的「希望」最後都是人類的美麗願望而矣,並無實質意義。十九世紀哲學家尼釆(Friedrich Nietzsche) 認為「希望」是宙斯留給人間最大的惡之一,因為「希望」帶來更多不可能實現的願望和夢想,因而失望和絕望給人類更大的苦難。

Giulio Bonasone’s 16th Century engraving of Epimetheus opening the fatal Pandora’s jar ( Public Domain )

Giulio Bonasone’s 16th Century engraving of Epimetheus opening the fatal Pandora’s jar ( Public Domain )

基督宗教自始肯定神的答允,「希望」是信仰的確定。詩篇:「求你記念向你僕人所應許的話,叫我有盼望。這話將我救活了,我在患難中,因此得安慰。」(詩:119:49-50)新約中保羅強調教義三要為信、望、愛:「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帖前 1:3)盼望是因爲有信心,而動力來自神的愛。基督徒不可能絕望,因為堅信神的公義和博愛,一定來臨人間,罪惡苦難最後會被消滅。希望和盼望是主耶穌在我們心中的見證,是以基督徒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對抗強權暴政的打壓,因為透過我們的互愛彰顯了神的博愛,從而確定信仰的真確性,希望便是真實的。兩千年來基督教徒每年復活節紀念耶穌死後復活,期盼耶穌再臨人間,進行最後的審判,回應人間無數要求公義的希望。但是人類也等了兩千多年,耶穌仍未再來。 

西方哲學家康徳(Immanuel Kant)提出哲學最重要的三條問題:「我能夠知道什麼?我應該做什麼?我可以希望什麼?」(What can I know? What ought I to do? And what may I hope?) 康徳是西方啓蒙運動最偉大的哲學家,確定理性是人類最重要的能力,但同時是有限制的,因為我們是有限的存在,只能在我有限的認知能力(純粹理性)去理解現象世界;同時我們要遵循道德法則(實踐理性)去成就我們的道德生活。這種認清楚人類獨有的理性能力,康德判之為人的「覺醒」,這就是「啓蒙」。他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 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依何兆武譯本)理性的開啟,亦是真正自由的確定。「希望」就是跟隨每個人的理性,則人類盼望的「永久和平」宏願最終會出現。

啓蒙思想家相信理性是人類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理性帶來樂觀精神,這希望將世界成為更合理更美好的地方,人類的需求得到滿足。

是以啓蒙運動是一個充滿了希望,進步,信心和樂觀的年代。從 18 世紀已經開始的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將西方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同時亦將全世界改變過來。19世紀末期見證了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醫療、教育、工商業、城市化等等都是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成就。這是西方文化的科學和理性的勝利。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已説明,人類的進步不需要依靠信仰和道德,而是科學知識,因為「知識就是力量」。他死前的一本烏托邦小説《新大西島》( New Atlantis)是可以實現的。

由希望到失望到絕望

然而進步、和平與繁榮是表面的。20 世紀是人類文明最大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種族滅絕、戰爭不斷、恐怖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共產黨極權主義等等,帶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苦難,以百萬計的人無辜慘死,流離失所,人間地獄無數。我們可以説這是有理性、幸福的年代嗎?正如我在第7篇所言,極端惡只有在20世紀才完全顯露,因為成就極端惡的原因是一種與康徳強調的理性不同,一種工具理性。戰爭的武器,從坦克車到原子彈,都是科技工具理性所衍生出來。集中營系統的殘殺亦依管理理性執行的。在這些極端邪惡 (atrocities) 中沒有康徳的「實踐理性」,也沒有神的公義。

布拉格,10 月 18 日抗疫疲勞的民眾在集會結束後仍不離去,同防暴警察爆發衝突,警察出動裝甲車、水砲、警犬驅散。(Photo by Lukas Kabo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布拉格,10 月 18 日抗疫疲勞的民眾在集會結束後仍不離去,同防暴警察爆發衝突,警察出動裝甲車、水砲、警犬驅散。(Photo by Lukas Kabo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這也是從希望到失望,再落到絕望的境況。二次大戰後大部分的存在主義者都是對文明持悲觀態度。任何正面的意義,傳統道德價值全瓦解了。人生是荒謬的,「上帝已死」引發出的虛無主義,沒有什麼可以相信。人生除了吃喝玩樂之外,一切談什麼「超越」都是廢話。19世紀德國悲觀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説過:人生永遠在痛苦之中,世界是以盲目意志所驅動,沒有任何理性價值,一切幸福都是假象,希望更是一種注定失望的想法。所有生命的掙扎最後是「無用的激情」(useless passion)而矣!

再者,科技理性給人類對自然界無限制濫用開發,供應永不滿足的貪婪慾望,以至環境染污,温室效應,無數動植物被滅絕,人類到了滅亡危機仍不覺醒!民主自由,人權,平等高唱了一百年有多,世界和平了嗎?政治更開明嗎?人權真正受尊重嗎?極權統治者,無論是在東方或西方,都會口頭上肯定所有民主人權等價值,但什麼是民主自由,只由他獨裁者去確定。二千多年前柏拉圖(Plato) 在《理想國》探討什麼是正義時,已提出這問題:「強權即公義」(might is right),柏拉圖當然不同意,絕大部分的哲學家都不同意。我們也不是在理論上,在課堂上,在學術研討會上批判「強權即公義,即真理」!可惜現實上,強權就是公義,就是真理!

2020 年 10 月 3 日晚,數名市民登上獅子山舉牌籲續關注 12 送中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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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悲觀論調來看,我們就是要放棄希望!香港已逝去,一切希望都是空話,手無寸鐵的市民和書生如何對抗龐大的極權暴政?因此我們絕望了嗎?或者,我們沒有期望,故沒有希望,也不會絕望!接受命運,不是最好的生存策略嗎?不過,放棄希望,同時放棄自由,亦放棄將來,最後放棄自我,因為人生已變成沒有自主性的存在。

我在這篇文章談了這麼多的希望的觀點,同時對比樂觀和悲觀的思想,就是想點出「希望」是每個人都容易説出的話,但如果我們要想清楚「希望」的含義,其中有很多衝突矛盾的地方。「希望」要建立在信念和知識上,不是盲目的樂觀,也不是無情的悲觀。

孔子在《論語》不是説過:「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然後又説:「知其不可而為之!」儘管是悲觀,但仍然是樂觀的行事方向。世界永遠不是理想之地,烏托邦不會在世界上實現。在希望和絕望之間,在樂觀和悲觀之中,仍有存在的正面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人對大自然的關心,處處都可顯露希望的痕跡。我不相信命定主義(fatalism),人類歷史雖然充滿無數邪惡,醜陋,災難,不公義的惡行,但亦有同樣多美麗和希望的事情:聽聽莫扎特的音樂、古琴,喝杯普洱茶,看看大自然秋天景色,吟李白的詩,我們便相信人間仍有價值,仍可以有意義的活下去。

香港有何出路?我沒有方案,但我相信集合大家的意志和智慧,加上全世界相信真正自由民主的人士支持,我們便有希望,正如文首斯佳麗所盼望:「我要回家」是會實現的。

文末相片是我去年南極旅遊拍攝。相中的拉丁文句,選自哈維爾的「活在真相」(Live in truth)和奧巴馬的「讓希望活著」(keep hope alive )

文末相片是我去年南極旅遊拍攝。相中的拉丁文句,選自哈維爾的「活在真相」(Live in truth)和奧巴馬的「讓希望活著」(keep hope alive )

參考資料
Alan Mittleman, Hope in a Democratic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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