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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戰系列.四】香港內戰既非定性,也非奪權

2019/12/22 — 18:05

謝謝素心君一個月前用時間分析筆者兩篇小文章(素心,〈這是一場「維權抗爭」還是「奪權內戰」?〉《眾新聞》17.11.2019),筆者前幾天才無意中發現。作者對筆者有兩大誤解:以為筆者為香港這半年來發生的事定性,及以為筆者的內戰論主張搶奪政權。

第一,筆者在所有相關文章中,都沒有使用「定性」一詞,也沒有從事相關論述。素心君認為香港當前發生的事,應定性為「維權抗爭」,不應定性為「奪權內戰」。但由於筆者從沒有獨排眾議,解釋其他定性之錯謬或侷限,來維護筆者定性之正確,所以素心把筆者的論述目的誇大了。

香港這半年來發生的事很複雜,可作多維度分析。筆者的用心很簡單:除了目前各種論述解讀之外,筆者只是提供多一個視野來分析香港這半年來發生的事;這個解讀是否有助大家思考,讀者自行決定。 筆者從沒有野心把香港目前這個複雜及多面向的社會運動定於一個性質。在本系列第三篇文章〈政治問題,戰爭解決?〉內,筆者清楚說:「以戰爭視野分析香港這近半年來的衝突,除了能提供多一個角度思考問題,最大的優點,是能解釋為何香港警察不再「嚴正」執法,而是「嚴歪」執法。」詳情請看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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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素心君把筆者的內戰論述,發揮為「奪權內戰」。筆者所有文章,我都沒有用「奪權」一詞或相關術語。素心君把筆者的戰爭論述,歸納為三點,最後一點是:「戰爭是以暴力方法確定在一個領土上哪個群體可以取得管治權的行動。」這是一個不準確詮釋,也非筆者原話。筆者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香港是否在戰爭狀態?〉中,曾引述加拿大學者 Brian Orend 對戰爭的分析:「嚴格及終極地,戰爭是群體之間對於管治的鬥爭。戰爭是以暴力方法確定在一個領土上,誰才可以決定其事務」。當筆者在該文發揮這個論述時,寫得非常清楚:「有些人把香港市民的抗爭描黑為「爭奪特區管治權」;素心君把筆者觀點總結為「奪權內戰」,也有這個描黑效果。然而,筆者在該文接著清楚解釋香港內戰所爭何事:「但香港抗爭市民的政治要求很簡單:還我中英聯合聲明內的承諾,還我一個原汁原味的基本法。這場衝突,是雙方就香港如何管治之爭。衝突的焦點不是港獨,而是現在的中國政權,是否該尊重三十多年前鄧小平同志帶領的政權之莊嚴承諾?」

換言之,在素心君引用的兩篇文章中,筆者當時強調的是一個「如何管治」之爭,而不是「誰管治」之爭,與素心君所講的奪取政權之爭,「推倒特區政府取而代之」,「奪權、政變或革命」 完全兩碼子事。筆者所說的「雙方就香港如何管治之爭」,是指現在中央領導班子按自己的喜好及野心來管治香港?還是按香港回歸前中央政府對香港的許多「莊嚴承諾」來管治?(參程翔,〈魯平先生欠香港一個公道〉。) 這個管治模式是把《中英聯合聲明》視為歷史文件廢紙,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還是把《中英聯合聲明》視為仍有約束力的憲制文件,限制京人對香港的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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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素心君提醒,筆者願意承認這個內戰也是為「誰管治」而戰。在這方面,鄧小平先生不是給香港人一個莊嚴承諾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除了外交及國防外,其他所有事都是香港人自己管治。但自回歸以來,香港中聯辦的規模不斷擴充,中央政府調來成百上千的內地官員,指導特區政府施政,成為一個隱形的管治隊伍。現在香港管治出現兩個權力核心,港人只能低度自治;在所有重要管治問題上,都是京人治港。此外,港人治港還體現在未經任意詮釋的《基本法》內,指出香港行政長官與立法會全體議員,都要由雙普選產生。1993 年 3 月 18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時任港澳辦主任魯平曾發表長文闡述香港政制發展,明言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香港民主發展,只需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不必中央政府同意」。但這個港人治港的「莊嚴承諾」,卻一直沒有兌現。

若素心君堅持內戰必定為了「奪權」, 筆者會說,過去十多年來,北京用各種辦法,嘗試把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權都牢牢掌握在北京以及受北京操縱的人手中,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人透過內戰「奪權」,就是把這些原屬於香港人,但受北京搶奪、侵奪、掠奪、剝奪的權力,重新奪取回來,物歸原主。過程無需經過革命或政變,而只需北京修改自己錯誤的對港政策。香港內戰,是不願意做奴隸的香港人,不願意屈服於警察暴力鎮壓,奮起為香港而戰。我們要奪的權,是奪回被警察蹂躪的人權及公民權,及要褫奪香港警察專橫跋扈、草菅人命的霸權!

(筆者對香港內戰另有一篇更完整的論述,參〈「止暴制亂」敗,中對港將打「超限戰」〉台灣《蘋果日報》15.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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