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浩恩

梁浩恩

政治系畢業,輕度 Asperger 患者,喜歡下國際象棋,讀書和寫作,健身和游泳。

2020/10/7 - 11:25

駁黃裕舜:沒有革命,也沒有改革

立場新聞圖片

立場新聞圖片

黃裕舜最近在不斷被轉發,「只有革命沒有改革」的說法出於法國,被他套用在香港,認為除建制民主中間派以外,有第四條改革派的路可以行。

讀了很久,還是看不明白他寫的兩篇文章,我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1.撇除別有用心的陰謀論來說,中央並不希望或需要全面由上而下地接管香港,但對香港確實有兩大要求:第一,管治香港者必須不違反或推翻國家安全;第二,繼續維持香港與國家金融及經濟上的合作及融合。港人如果不想認清此現時,只會是自欺欺人 — 香港需要真改革

廣告

我的第一問是:什麼才是國家安全?

就像最近連一張工作紙都能被看作危害國家安全的時候,很難想像當局的執法尺度和範圍。國安法其中一樣的問題是內容含糊,沒有具體定義何種程度或方式才算是國家安全。投資者最怕的不是風險,而是完全無法計算的風險,絲毫沒有對沖的機會。要市民不觸碰底線,首先要知道底線在哪裡。我們擔心的是,如果提出建議就是反面的批評現在政府的不足,那麼就不會再有人指出政府和官員失職瀆職之處。國家安全的涵蓋範圍太大,而從現時一連串事件上看來還具有追數力,讓市民人心惶惶。

時機不對,就是好批評也只能在你死後才被發現,被追封烈士。

2.第二,繼續維持香港與國家金融及經濟上的合作及融合。港人如果不想認清此現時,只會是自欺欺人。 — 香港需要真改革

我的第二問是:如何調節國際和中國對於香港定位的理解根本性不同?

香港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和地位不是一成不變,隨中國經濟近年不斷走出去,和香港一直甘心只做白手套過份倚重金融商業,被邊緣化只是早晚的事。這是因為當時政府沒有眼光見識所致。香港所以是一隻好手套,全因她是中國裡邊法制政治裡較為西化的一處,也就是說她作為白手套的用處就是明確地和中國和而不同。如果香港連這點也站不住腳,對中國對國際沒有明確政策和角色,這樣的加速合作和融合才會抹殺了香港的特色,真正淪為你口中的二線城市。
香港既成中國一部份,被人家說是 Made in China 其實也很合理。

3.第一,香港有必要將「協商」思維融入管治當中。既然雙普選並不能在短期內落成,香港需要引進一個一、能夠動員市民的創意及自身獨立思維;二、促進地區市民對地區產生歸屬感;三、將反對聲音及多元意見直接灌屬於施政進程中;四、讓政見相異的「兩個香港」在政治制度重新找到共同點的一個多元化政治體制 — 香港需要真改革。

第一是實際政策層面。香港整體的經濟競爭力日益下降,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其中「上樓難」等問題廣受關注……中央對香港的關注點也是上述方面。但他指出,這並非事實全部,政策制定的不足才是需要討論的問題。

第二是管治架構問題。「官員究竟能否做到去接觸市民並聆聽其訴求、用市民能理解的語言跟大眾說話、充分利用網絡和社交媒體跟市民接觸等?問責班子與公務員團隊存在代溝,問責團隊對民情的了解非常不足,政治溝通、政治公關層面也全都不行。」

第三便是香港與國家間的關係。他指出,香港永遠都是中國一部份,這意味着它是沒有可能在現在這個體制和法律下獨立出去的,所以香港必須正視跟國家的關係。「說到管治問題,你可能留意到我沒有強調『普選』,這不代表它不重要,我支持普選,香港一定要循序漸進實現雙普選。但是首先,必須進行結構上的調整,否則,香港的民怨只會愈積愈深。」— 香港須在改革中 — 愈辯愈明。

我的第三問是:當權者有什麼推動力要改革?  

香港是行政主導,立法會在親建制佔大多數,只能否決重大議案(取消議員的資格、發回重議的法案、彈劾特首、修改基本法、修正《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修正《基本法》附件二立法會產生辦法)而政府一般法案根本只需過半數通過,政府更對議員的個人案有絕對否決權。這樣的所謂代表缺乏實際權力,毫無意思,名義上有反對聲音,但反對聲音只是聲音。官員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有責任,從高鐵到東大嶼,何改革之有?

所謂政策層面問題,根本就是管治架構問題:政府官員沒有民選組成,不向市民直接問責,自然無需對民生議題敏感,制訂政策的時候當然非常不足。你說要和市民接觸,市民對政府的監察除了議員就是傳媒,Facebook Instagram 早已經將政府和市民距離拉得無限接近。你想和市民溝通了解民情,首先要做的就是善待傳媒,而不是拒絕採訪只發新聞稿,拒絕大學學生媒體和其他獨立記者註冊。別再裝作一路以來,市民官員都沒有直接對話的機會,我們還有傳媒。

由警察昨晚拒絕向市民展示許可,警員推說自己手錶沒過時就算數,已經可以看出警察作為政府權力象徵對市民的態度。我寫王議員一文,也有很多人攻擊我,但這也恰好是言論自由的可貴之處,不能因為有人攻擊你就覺得言論自由是件壞事。

警察覺得記者市民都是敵人,儘管我不認同市民組隊直接對抗的手法,但如果這種有法不依執法不力情況繼續下去,很有可能市民會因為政府和執法者的不力,而會有持續零星的地區市民因區內不同議題而繼續起言語和肢體衝突私了。這是任何一方都不願意見到的事,民生即政治,沒有所謂民生議題政治化,而每個政治議題都終需建立機制在框架處理(唯有這點我還想相信),尤其香港一星期比一星期惡化得更快。

基本上在香港,似乎每一個星期所認知的常識,都用不到在下個星期。

4. 國際陣線的對頭人並不是中國內地,更不是中央 – 國際陣線的對家應該是在新型冠狀疫情下於外國抬頭的泛反華主義(也包括香港在內),更是西方各國內部出現的本土及反全球化主義。當全球化於世界各地皆受到嚴重衝擊時,香港得天獨厚的經濟及人文條件讓我們理應需要擔當更加重要的國際角色,而不是在如絲關鍵時候煽風點火 — 香港需要真改革

我的第四問是:你說得全球化這麼好,為什麼還是有反全球化的聲音出現?

政治學有處理「應然」的問題,但既然事實擺在眼前,為什麼還是理論先行,而不思考一下地球上的各國各人在全球化下的得和失,為什麼他們反對全球化,而還要堅持全球化的看法?次殖民、瘟疲疾病、全球暖化、資本回報高於實際回報、地緣爭議,這是現實世界中非常具體迫切的問題。全球化從八九十年代主流回到這裡,你應好好思考當中理由。

要是想改革,不如先回去讀讀陳獨秀和李大釗?你倒是讓我想起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