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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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9 - 18:18

【612 個被控暴動的人.3】電影學生憾未拍畢業作:或是 30 歲前最後香港作品

前言:抗爭一年,那些被控暴動的人

反送中運動至今持續一年,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鐘一帶發生的事,無疑是整場運動最重要的起點。

當日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隨即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事後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 6.12 定性為一場「暴動」,特首林鄭月娥及後表明同意警方的定性。群眾顯然反對。4 日後的 6.16,200 萬香港人上街,「學生不是暴徒」、「我們沒有暴動」的口號呼聲此起彼落。運動的五大訴求,亦有「撤回暴動定性」一項。

但政府沒回應此訴求,示威者繼續抗爭,被捕的愈來愈多。警方回覆《立場新聞》查詢,由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警方於各區示威活動中共拘捕 8,986 人,已控告 1,808 人,當中被控最多的罪名,正是暴動罪。人數剛好是 612 人。

其中被指於 6.12 金鐘參與暴動的 21 歲救生員早前於區域法院認罪,法官強調示威者「直接衝擊法治」、「無視法律及罔顧警員安全」,稱判刑必須具有足夠阻嚇性及考慮公眾利益。最終在考慮該暴動事件的規模、暴力程度、被告認罪及其年齡等後,以 6 年作為經審訊後罪成的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終判囚 4 年。

正被控暴動的 612 人,每一個都面臨如此關口。一旦入獄,或許就要付上數以年計的青春;大限將至,卻無法籌算將來。

抗爭一年,《立場新聞》訪問多個在反送中運動裡被控暴動的人,了解他們抗爭的初衷,記錄每一個「612 分之一」在此人生關口上的不安與期盼。


先閱讀〈612 個被控暴動的人〉專題上一篇:《拍過華為廣告的 YouTuber 抗爭與噤聲之間掙扎》

今年三月,伊朗異見導演拉素羅夫 (Mohammad Rasoulof) 憑批判伊朗死刑制度的電影《There Is No Evil》,獲得第 70 屆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由於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他未能親身赴柏林領獎,獲獎三天後,更收到入獄服刑通知 — 去年拉素羅夫被當局以「攻擊國家安全」罪名判處一年徒刑。

被控暴動的電影系學生 Walter(化名)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說起這個導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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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影入罪」,或成明日香港寫照。可是還未到那天,Walter 也來不及擔心畢業作品的命運。最初他從沒想過以電影參與反送中運動,卻是被捕後的經歷,令他構思中的劇本變得完整。處子劇本開拍無期,他又即將迎來答辯,這份未完成的作品成為他的遺憾,「假設我要坐監,佢好可能係我 30 歲前最後一份香港作品。」

被捕最擔心出 crew

「死啦,聽日都要出 crew(拍戲)㗎喎,聽日 no show 又無電話,突然失蹤點算好?」

Walter 於去年 8 月 11 日在尖沙咀被捕。被警員按在地上時,他腦中一片空白。唯一想到的事是「出 crew」。

從上警車、在警署面對一堆繁複手續,他還未意識到自己已被捕。深夜在「臭格」內,Walter 才回過神,開始想:「會唔會被人告得好勁?保釋唔到?最差情況係點?」

被拘留 30 多小時,終被帶至法庭提堂。與外界隔絕逾一天,他恍如隔世,香港又不同了。「事後先知嗰日都幾大件事,睇新聞先知當晚有人被打爆眼,機場又有付國豪(被襲擊)單嘢,警方去機場驅散。」

Walter 回家休養兩天,「驚魂未定」回到實習的公司,一班同事都對他的被捕過程感到很好奇:「大家見到我,好似睇 Discovery Channel 咁,見到動物好新奇。」

重拾工作,也代表該回「正常」生活。

Walter 如常上班,如常乘巴士,如常在Facebook 看新聞。巴士經過黃大仙時,他從車窗看出去,卻無比感慨。牆壁上被遮蓋的口號、被催淚彈燙過的道路,周末打得再激烈,戰痕在翌日總是消失得無影無蹤,猶如平行時空,「好矛盾,落差感好大,經過(現場)會有戰場感,原來呢度打過。」

太陽照常升起?

他要遵守宵禁令,「無得睇九點半(場次電影),我讀 Film 㗎嘛,想睇戲都要好似灰姑娘咁,十二點前返到屋企。」 

去年某夜,Walter 在宿舍關掉電話數據,專心剪片。重開電話時,一堆來自朋友的 WhatsApp 訊息彈出:「你有機會被控暴動。」

Walter 從此想不到未來。

「你會諗唔到聽日做咩、計劃唔到。」因為有可能被判數以年計的監禁。」喺 20 至 30 歲期間 ,四年空窗期唔知做咩。喺社會無咗四年打滾,但拍嘢要練習 keep 住做,仲有人脈⋯⋯唔知要點做、做唔到。」尤其是 FYP(畢業作品),他擔心做不完,就不能畢業。「失業、失學,要坐幾年⋯⋯每日都係咁諗 ,每當同自己相處的時候,就會反覆問自己,究竟點算。」

從前「暴動」兩字只在新聞上看到,Walter 總覺得跟那些人很遙遠,「當時有人被告暴動,係覺得好『新穎』、匪夷所思的事。到現在被人告,原來就係咁近,但(當下)都只係一瞬間的事。」 

正式被控暴動那天,他在 Facebook 說了一句:「功課未撚做,太陽照常升起。」

「你個故仔好敏感」

Walter 被捕後寫了一個劇本,參加公開比賽。故事發生在 2024 年的「後運動時期」,一個約 30 歲的女生因運動而到台灣避世,之後與丈夫返回香港,探望母親及坐牢的弟弟。她再次離開香港時,香港下了一場雪。

Walter 今年得知劇本成功入圍,可獲資金拍攝,也視之為畢業作品。他興奮不已,開始盤算要找甚麼演員、場景⋯⋯創作他人生第一個作品。

然而,先是肺炎疫情令行業停擺,然後招募演員也屢屢碰釘,「這類題材需要一些在行業打滾好耐的演員。我搵過一些演員 agent,他們會話:『你個故仔好敏感,我無得同你合作』。」這幾乎是香港創作界的新常態。「尤其宜家有國安法,你唔知將來會點,呢個地方仲容唔容許去做呢類題材?」

加上擔心官司在身,能否開拍也成問題……他的劇本,就這樣定格在第二版。

其實這個「敏感」的劇本,源於 Walter 去年三月一個單純想法:香港未下過雪 。他最初沒想過用電影「參與」反送中運動,但隨著自己被捕,想法變了,「我畀人拉咗之後,先覺得我個故仔寫到,有唔同碎片出現,慢慢組合成為宜家作品。」

為何沒想過以電影參與、介入甚至推進運動?Walter 稱,自己作品尚未開拍,又不是什麼大人物,「我無咁嘅能力…,如果我係魯迅,我可以寫文學,影響一個人心態,但我唔係。」他又提到台灣導演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電影於 1989 年上映,講述台灣「二二八事件」,既是敏感時期中的敏感作品,又因獲獎無數而令「二二八事件」廣為世人所知。「大導演叻在佢哋已經對生命睇得好透,創作都係生命體悟。」初出茅蘆的他,自然未有信心。

30 歲的主角、到台灣避世、2024 年回到香港……Walter 的劇本是否在投射自己的心理狀態?「我都話(劇本)一定好大部分來自生活經驗。點解我會寫 30 歲,因為人越大就越多包袱,參與呢場運動好多都係中學生、大學生。其實大家一直都諗緊,要為呢場運動犧牲幾多?」

Walter 創作、原為畢業作品的劇本

Walter 創作、原為畢業作品的劇本

遺憾作品未能面世

雖然還未到上庭答辯的階段,但對於坐牢,Walter 也不是沒有想像。「灰心地諗,(與其)要搞咁耐,不如坐咗佢算啦。」

他沉思一會,預計自己將失去自由的時間,「四年應該走唔甩。」Walter 形容這四年會是空白期,朋友笑說他在監獄內看的書,應較待在外面時更多。然而,獄中並非自由之身,很多事情想做也做不了,「你唔會喺入面拍嘢㗎嘛,你唔會識到電影圈嘅人…出返嚟 27、28 歲先正式入行,仲有無得『紅褲子』出身?由 PA(助導)開始做到機工,仲有無呢個機會?咁嘅年紀,多多少少會擔心人哋點睇自己。」

Walter 望著擱在桌上、暫未能開拍的劇本,說:「假設我要坐監,佢好可能係我 30 歲前最後一份香港作品。」《國安法》壓港,Walter 無法預計將來的創作環境,也遺憾未能趁現在表達感受,假如要入獄數年,出獄後再從事創作,可能也會到外地。正因如此,更覺得現時作品未能開拍,很可惜。「我劇本都唔算有挑釁性,但係在呢個地方都好似有些敏感,無得喺你仲有機會講說話時候去講,真係一個缺陷。」

他的人生似乎離不開電影。被捕時想著「出 crew」,等待上庭的日子未能看著作品面世,若將來入獄,最擔心的也是失去在電影圈發展的機會。「作為創作者,一定想做手頭上的作品,這是我情感的總結。不論運動又好,過去廿多年人生又好,這暫時是我一個 conclusion。」

這個電影學生訪問時很少談電影以外的東西。被問到有關家庭的事,他總推說:「家人好少討論⋯⋯唔想講,唔想佢哋擔心自己。」除了電影,難道他再沒有其他不捨之處?

Walter 想了想,終於答:「最大遺憾睇唔到屋企人變老。」

Walter 寫上他對未來香港人的寄語

Walter 寫上他對未來香港人的寄語

文/馮家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