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 維園案】李柱銘吳靄儀等 7 人罪成 暫准保釋 4.16 判刑 面臨最高 5 年監禁

前年 8 月 18 日,民陣在維園發起「流水式集會」,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 7 人,經審訊後今(1 日)被裁定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罪成。法官胡雅文拒絕接受「流水式」疏散群眾的說法,表示遊行只是打著疏散的旗號,實際為有計劃的未經批准集結。

7 人的求情及判刑,押後至 4 月 16 日處理。至於早前已認罪的區諾軒及梁耀忠,法官今日聽取兩人求情,同樣押後至 4 月 16 日判刑。(見另稿)

9 名被告除了梁國雄,黎智英及區諾軒,因參與初選被控違反國安法遭還押,其餘 6 人獲准保釋,期間不得離港。除了梁耀忠,其他人都要交出旅遊證件包括 BNO 護照。散庭時,有旁聽人士紛紛向黎智英打氣:「黎生加油!」、「肥佬加油!」

本案為區域法院案件,今移師西九龍裁判法院處理。案件重要之處在於裁決結果或大大影響市民日後行使集會權利(見另稿),加上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及大律師吳靄儀首度以被告身份受審,最終被定罪,或面臨每條控罪最高 5 年監禁。

法官胡雅文在判詞中指,考慮所有證據和陳詞後,確認當日在維園至遮打道有未經批准集結,該集結由超過 30 個持有共同目的的人士組成,違反《公安條例》。法官又指,她肯定有關集結並非辦方所指的「疏散計劃」,而是一個在《公安條例》下的未經批准集結,而有關集結並無合理辯解。法官認為控方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

法官:並非流水式疏散 實為有計劃未經批准集結

法官指,新聞片段顯示遊行隊伍聯同站在前排的「指定領袖」(designated leaders)從維園出發。當時,遊行組織者明確指示遊行隊伍跟隨該些領袖從第 17 號閘口出發。雖然這些行為被形容為疏散至地鐵站,但是無證據指出在下午 3 時前,現場人滿為患,亦無證據顯示離開路徑出現問題。

法官續指,片段可見數以千計的人遊行,隊頭一直高叫口號。口號中,沒有任何字眼是要求人群從最近的地鐵站安全離開,亦無就群眾如何離開提供協助。法官認為,與「流水式」疏散群眾的說法不符。

法官:遊行隊伍叫「有權遊行」口號 無被告選擇離開

法官又指,口號顯示了組織和參與的意圖。當遊行隊伍去到中環時,不斷重複高呼他們有遊行的權利,毋須警方批准。而聽到這些陳述後,無一名被告選擇離開隊伍。另外,至遮打道時,所有人放下橫額宣告遊行結束,由此可證明這是一個有始有終的遊行,而非疏散計劃。

法官:如為協助疏散 毋須帶大幅橫額

法官認為,如果眾被告是為了協助疏散人群,確保公眾安全,他們根本毋需攜帶如此大幅的橫額,佔據整條行車路,使反方向而行的人士繞路避開他們。法官重申,肯定這個遊行並不是疏散,只是一個打著疏散旗號,實質是有計劃的未經批准集結(It was only a dispersal plan in name and the truth is it was a planned unauthorised assembly)。

法官又稱,如果眾被告聲稱安全和疏散至關重要,其行為是不符邏輯和不可靠。

法官: 3 被告為非常有經驗的律師 毫無疑問很熟悉《公安條例》

就被告是否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法官胡雅文指,2019 年 8 月 16 日,警方在 4 點鐘記者會中,曾解釋為何反對涉案集會,當時特別提到仼何人違反反對通知書,參與未經批准遊行都會構成刑事罪行。翌日,民陣在記者會上表示,這是民陣第一次申請遊行被反對,他們對於警方反對遊行感憤怒,有關內容被廣泛報道。

法官特別指出,所有被告都與民主黨派有關連,或者支持民主運動,不少被告是知名的民主派議員,當中更有 3 人是非常有經驗的律師,毫無疑問很熟悉《公安條例》。

法官稱,眾所週知,民陣是一個與幾乎全香港所有民主團體都有關連的組織。法官認為,民陣邀請出名的民主派人士帶領遊行,以違抗警方的反對,肯定是故意的。法官續指,傳媒廣泛報道警方反對涉案遊行、以及民陣對此感到失望和憤怒。眾被告明知警方反對遊行,仍然接受民陣的邀請,毫無疑問是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官:即使警出錯 不會令公眾遊行解讀為「流水式」疏散

至於所有被告是否有份組織未經批准集結。法官認為,若被告無拉起橫額帶頭,遊行便不會出現,被告顯然同意成為遊行的隊頭,並引領遊行方向。即使不是全部被告都有發言或給指示,並不能排除他們是組織者。

法官表示,他們一同行動,就有一樣的罪責,強調組織者可多於 1 人,而組織者亦不一定最終有參與遊行。法官接納警方證供,信納警方是經風險評估後,才決定當日不作警告,並撤走維園外近百警員,畢竟當日公眾集會主題是抗議警察濫權。法官強調,警方的計劃、行動或被指不作為等,都與被告是否有意圖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無關。

即使警方有錯、疏忽職守,都不會令一個公眾遊行,可解讀為「流水式」疏散。對於辯方所指,警方容忍公眾遊行,甚至默許遊行,對遊行視而不見,法官拒絕接納,指相信警方當日做了明智決定,將暴力或對峙的風險減至最低,以維持公眾秩序和安全,保障其他人的權利的自由。

法官重申,集會權利並非絕對,須受法律約束,並引述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 2018 年黃之鋒公民廣場一案的發言,指一股「歪風」吹襲本港,延禍至 2019 年,並在同年 6 月加劇,導致香港經歷一連串動盪、破壞及暴力。

《公安條例》最高刑罰 終院 2005 年已裁定合憲

辯方在審訊時提到在《公安條例》下,和平進行的未經批准集結,與非和平的非法集結,最高刑罰同樣是判監 5 年,是過重及不合比例。法官則於判詞指,終院在 2005 年梁國雄一案中,已全面涵蓋和考慮辯方所提出的憲法爭議,最終裁定《公安條例》第 17 條下遊行集會須通知警方的制度合憲,刑罰亦沒有違反人權法,相關裁決對下級法院有約束力。

法官指,考慮公眾秩序時,並非只限於有沒有暴力發生,亦要考慮嚴重的交通阻塞,而在本案,遊行導致嚴重交通阻塞。更嚴重的是,被告事先計劃並意圖違抗警方的反對。若以未經批准集結不涉及暴力為由,聲稱是次檢控不合比例,會令法律變得不切實際,亦會令法律失去爪牙。

對於辯方指,對和平集會和遊行施加刑事懲罰,是為了確保及強制他人事先通知警方,有關做法並不合比例,法官不同意,認為令警方可部署協助遊行,只是其中一個目的,亦可包括維持公眾秩序。

官:沒證據顯示條例最高刑罰造成「寒蟬效應」

至於辯方質疑,控罪最高刑罰為 5 年監禁,會造成「寒蟬效應」,導致市民日後不再行使集會權利。法官則指,沒有證據顯示相關刑罰,過往造成任何「寒蟬效應」,且最高刑罰只是針對最嚴重個案,同時可給予法庭彈性,按個別案件作出適當判刑。

再者,除了終院裁定刑罰沒有違反人權法外,立法會亦於千禧年討論過刑罰是否過重的問題,最終沒有作出修訂。

辯方強調,警方事後拘控的做法,過度侵犯集會權利,有違憲之嫌。惟法官認為,警方當日沒有干擾活動、或限制眾被告行使集會權利,故沒有挑戰的空間。而警方當日沒有執法,並不等於他們日後不可跟進。

法官指出,《基本法》第 63 條賦予律政司檢控及起訴權,其決定不應受干擾。在極少數的情況下,當律政司的檢控涉及違憲、帶有政治因素或行事過於僵化時,法庭才會透過司法覆核介入。法官又強調,法庭的責任是根據庭上各種證據作出判決,除非眾被告有充份證據證明律政司在檢控時濫用司法程序,否則法庭不會干涉檢控決定是否合乎比例,同樣原則亦適用於定罪階段。

7 名受審依次為黎智英、李卓人、吳靄儀、梁國雄、何秀蘭、何俊仁、李柱銘,各被控一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梁耀忠早前承認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以換取控方不繼續起訴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至於區諾軒則承認兩罪。

【案件編號:DCCC53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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