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學思政「試紅線」的不安與困惑 王逸戰:坐監是我的贖罪

國安法實施滿一年,公民社會風聲鶴唳,政治人物陸續被捕入獄或離港,政黨、組織陸續解散,在一片蕭條中,賢學思政在去年 5 月、人大已通過要頒布國安法之際成立,短短一年間,召集人王逸戰已被捕 4 次,近兩次更是在 6 月初一星期內發生,賢學思政一舉成為行得「最前」的政治組織之一。

「我想重申,我覺得自己行得一啲都唔前。」王逸戰坦承自己「好驚坐監」,「呢一刻都好驚」,所以他不是「勇」,而是「懦弱」,他們持續擺街站只是很「左膠」的事,他自己都很抗拒,「成件事好 talkshit,開街站講 10 分鐘,有多少人真的聽你說完,會『ok喎,我跟你說的做』?」今年年中,他們甚至思考過解散組織,作為三個具名參與組織的成員之一的發言人黃沅琳,形容自己經常思考「退」,「每一次我感覺得自己走不到,我會更加想退。」

他們預期 7.1 很大機會再被捕,如果要退「差不多喇」,但結果他們仍然留下來;在別人眼中,他們可能是一往無前、千萬人吾往矣的熱血青年,但事實上他們是經歷了一整年掙扎、不安、迷茫,之後作出的選擇。

「我要去贖罪。」王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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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當日,王逸戰剛趕進門,便心急地問記者,「請問訪問真的要兩小時嗎?我還有好多事要做......」

「好多事要做」,是王逸戰的口頭禪,他表示自己當日早上 7 時才入睡,因為之前一晚,想到「有好多事要做」,久久不能入眠,王逸戰數算著自己要做的事:準備街站物資、準備手足市集、構思新活動......然後,他又忍不住說了一次「好多事要做,我完全不夠時間!」

確實,留給王逸戰的時間可能不多,他自己都預期 7.1 可能是另一個「大限」,特別是近日警方「發明」了「預防式拘捕」:在未有事發生前預先拘捕一些可能「搞事」的人。

但其實單從外表,頗難想像王逸戰是這種「危險人物」,梳韓風髮型、戴一邊銀圈耳環,19 歲的王逸戰似乎像個「00 後潮童」,讀中學時是個生活充實的陽光男孩,身兼學生會、社幹事、班會主席,同時也是劍擊、籃球、田徑校隊,王逸戰指以前自己「好撚多夢想」,其中一個是開一間平價、選擇多的男裝 Boutique,「因為男裝除咗 GU、Uniqlo、H&M,其他全部勁貴,真係好撚貴囉相比女仔(服裝)。」

王逸戰是小學才從四川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他指自己曾經對香港的感覺是「無咩特別」,最多是感受到包容,「我啱啱嚟讀書,完全感覺唔到俾人bully,嗰時廣東話都唔識講,都包容到我」,加上很多細細碎碎的事,例如「開門會講唔該,如果大陸,唔會咁禮貌啦」,構成了他原本的香港印象。

直到 2019 年 6 月。

他自言反修例運動前,完全不關心政治,不知道甚麼是區議員、立法會議員的「港豬」,「我係嗰啲殺到埋身先知,6 月 6 號、6 月 7 號先知道件事」,到 6 月 9 日,他成為了上街百萬港人之一,兩日後就發起校內罷課,這個「左膠」抗爭方式,是當時身為中五學生的他可以主動做的事,「真係冇人搞, 咁咪我去搞囉。」

「我不嬲係一個好鍾意去搞活動嘅人,我真係好鍾意去籌備一啲嘢」,初心可能很簡單甚至帶點衝動,畢竟當時他不過 17 歲,但此後王逸戰和很多香港人一樣,被時代推著走,兩年過去,他成為了碩果僅存活躍的政治組織召集人,連自己買鞋也無時間,要靠女朋友和朋友送贈,也很少再出席聚會、行山、打波。

「現在我已經沒有了自我」,王逸戰半開玩笑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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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19 歲的賢學思政發言人黃沅琳,風格和召集人王逸戰截然不同。身穿 T-Shirt 短褲打扮較隨性樸素,而且和說話像連珠炮發的王逸戰不同,黃沅琳說話亦偏慢,但和王逸戰類同的是,黃沅琳當初同樣沒有預想,會被推到「最前線」。

她憶述去年考完 DSE,「我諗住做議助(議員助理)」,但碰巧留意到賢學思政招募成員的帖文,便「膽粗粗」填表報名,「我同王逸戰?我本身真係唔識佢。」

而面試時她更表明,自己「不會在香港很久」,因為她原本的理想是「去外國放羊、當兒童義工」,而她初時只是在賢學思政做「英文翻譯」,「無諗過發展方向係要孭責任嘅人」。

「嗰時個心態好似上學生會,仲要唔係大學學生會,係中學學生會心態,都無話有咩大準備。」

但結果黃沅琳去外國「放羊」的夢尚未成真,就在賢學中變成了發言人,皆因去年 12 月底賢學思政被警方國安處警告,他們開記者會,黃沅琳順理成章要擔任英文發言人,之後一嚐數度被捕的滋味,對上一次更還押 30 多小時,又因以理大學生會外務秘書身份派發「理大圍城」明信片,而遭校方紀律聆訊,開始成為新聞焦點,「時勢下就係咁」。

「我住 hall,我對上一次新年返屋企,下一次就係被 CID 押住返屋企,勁尷尬。」

訪問當日,她還未及整理散亂的頭髮、表情睡眼惺忪,原來近日為了搬離父母家,她暑假通宵在獸醫診所擔任全職助護,一更工作 12.5 小時,早上甫起床便趕來受訪。

所以與其說王逸戰和黃沅琳被時代「選中」,倒不如說,他們被時代「推出來」。

「唔係我哋突個頭出嚟……我不覺得自己特別勇敢、特別堅強……只不過可能身邊的人可能退後了。」王逸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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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王逸戰和黃沅琳,聯同當時的發言人朱慧盈曾一同受訪,當時他們指自己的存在就是為了「試紅線」,決不言退;半年過去,朱慧盈已退出,輾轉加入了新組織「本土青年意志」,留下的兩人如今回首,卻對自己是否仍然如此堅定感疑惑。

他們累了。

上兩個月,王逸戰重考 DSE,他形容自己這段時間很「放縱」,期間組織就如局部停止運作「咩都無做過」,成員、義工都不主動做組織事務,直到 6 月他才「歸隊」,「我喊住跟一個成員講,我不想再辦組織,真的很累,無人讓我依靠,我很大壓力。」

而誤打誤撞成為「賢學思政」最前線成員、擔任發言人的黃沅琳,至今都未習慣這身重擔,同時擔任賢學思政發言人、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加上通宵全職工作,「我想專心工作又不行,做普通學生又不行,做抗爭者好像又不太成功。」

「重擔放在自己身上,但自己好像辜負了這份責任。」

她形容,自己好像被「推」著成長,但整個過程卻充滿無力感,「我不能再走了,為甚麼你還要推我?」而每次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多,做得不夠好,她就想退下來。

「好古怪喎個邏輯」,這時王逸戰在旁邊插嘴,問為甚麼做得不夠多就想退下來?「做得不夠多,就應該想想如何做更多,而不是想退。」

黃沅琳回答:「好灰喎,我所有東西都 balance 不到」,抗爭、生活,這個「平衡」可能對很多香港人而言都是難題,「為甚麼我不退到做個普通的抗爭者?你明不明白呀?好大壓力喎。」

但時代再一次將他們推著走。

「我們都有話睇埋這個月,如果大家退,其實我下個月想解散。」王逸戰說,「上個月我是這樣說的。」

結果他們的結論,是再努力一下,因為自 2019 年起,6 月以及之後的夏天,對於香港人有殊不普通的意義,「6.4、6.12、6.16、7.21、8.31,應該全部搞大佢。」

「搞大佢」的意思,還是擺街站,王逸戰口中「濕鳩」、「左膠」的做法,不同的是,政權現在連這些「濕鳩」抗爭都要消滅,「對上一次(被捕)我是很傷感,我覺得自己好懦弱。」王逸戰提到的對上一次,就是在今年 6.12 前夕,他和黃沅琳被指「煽惑參與非法集結」被捕,即是未有事發生前的「預防性拘捕」(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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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刻我是覺得自己出唔到嚟。」

被捕被扣的 30 小時,王逸戰經歷了不少「天人交戰」,「我在想:嗯...…還押第一天,安排誰探我呢?我要入結他、入什麼書?要不要開個平台給大家寫信?很多身後事未做好,突然去坐,我很驚。我真的很懦弱,我真的不想再入來。」

他形容自己當時「就快發癲」,在「臭格」低聲唱歌給自己聽,「我唱了兩首,《十八》、《榮光》,很細聲。」

「從不知天高與地厚,漸學會很多困憂」《十八》

「我願榮光歸香港」《榮光》

兩首歌,訊息和意義幾近相反,或者都代表著王逸戰當時的心境,是榮光、抑或困憂?

「係呀,我都自己同自己講嘢。」同樣被捕的黃沅琳亦有類似的體驗。

黃沅琳指自己在這次被捕前一晚,曾經想過退出組織,但「剛巧」再被捕,又好像與賢學思政重新「connect」;羈留期間沒有時鐘,黃沅琳就數著交更的警員,以八小時、八小時交更來推算時間,「現在坐監的手足,可能用一星期、一個月、一年做交替,數住數住,時間很長,我不知我能不能承受到。」

她表示自己很想回到 2019 年,「19 年,你做一個參加者的心理壓力,都不及現在做一個這樣的街站咁大。」她表示當時即使「打得好激烈」,但只要「如風、像水」般流走,她都會覺得安全,「你在人群之中,被掩埋,只是幾百萬當中的其中一個,你不需要做那個突個頭出來。」

但時勢根本沒有為他們留下選擇的餘地,已經「突」出來的頭,似乎已經難以「縮」回去,「身邊很多人說『反正都洗濕咗個頭,你唔係唔做落去呀嘛』,咁咪做落去。」黃沅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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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害怕又拒絕退縮,這種矛盾的拉扯,在不合理中可能非常合理,特別是當面對國安法,一個人隨時可以被無限期扣押不准保釋,所有自由可以轉眼消失,毫無矛盾的一往無前,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合理。

正如王逸戰,一邊批評自己過去一年毫無進步,停留在「舒適圈」,只是做最「左膠」、「talkshit」的擺街站,「我只是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無超越自己界限。」但又未有停歇;明明他斥責自己「愈來愈退步」,上一次被扣押時想的是「我一日都不想坐(監),好濕鳩」,但同時繼續做著他自己都不喜歡的街站,而且是明知這種行動,「正在加快自己被捕的速度。」

7.1 將至,有案在身的兩人表明會繼續擺街站,在現時的大氣候下,他們的行為粗俗點就是「搏拉」,為甚麼?

「我已經好努力突個頭出來,我覺得坐監是我贖罪。」

王逸戰承認這種想法「扭曲」,但更扭曲的是整個政治環境和社會。和王逸戰較相熟的前區議員伍健偉,因為初選 47 人案一直還押,他身邊 10 多名朋友已經流亡,「點解過去跟我一同努力的人,這一刻都身陷囹圄、或流亡海亡?點解我還有自由之身,我不值得,我不配有。」

一方面害怕牢獄,另一方面「渴望」入獄,他可以做的,是繼續「突個頭出嚟」,除了讓人看到還有人願意站出來,說到底原因還是同一個。

「我而家仲喺度,我要去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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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說自己「好多事要做」的王逸戰,近日其中一樣要做的事,和早前獲准保釋的鄒家成一樣,就是紋身,分別將「赤子」和「不二」,紋在自己雙手,意思是「赤子之心」和「身土不二」,還帶點中二的味道,紋了在雙手的上臂,一個穿上上衣可以遮蔽的地方,因為對他而言,這兩個紋身並非對外,而是對自己的提醒。

黃沅琳曾經的希望,是到外地放羊照顧難民兒童,到後來發現連「最近、最親近」的地方都守護不到,「我憑咩過去幫佢哋」;王逸戰則比較簡單,他表示自己現時的狀態,就是想做一個廢青,「我連床都唔想落,淨係想瞓喺床,三餐 foodpanda,玩電話、睇片、睇書。」 但眼前的 7.1,他們還是會繼續擺街站,預備被捕、甚至入獄。

香港已經進入吃子文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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