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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歷史科 DQ 事件:討論勿失焦 以常識駁斥教育局的無稽

2020/5/18 — 16:15

楊潤雄

楊潤雄

【文:佚名,一位香港教育制度出身的 90 後】

教育局動輒取消歷史課考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筆者看過多篇評論文章,雖持反對論調的大有人在,也有應屆 DSE考生撰文回應和接受傳媒采訪,證明了主流意見的看法。然而,相當部分的網上討論,沒有切中要害,恐使討論失焦,以至出題技術之爭演變成日本侵華利弊之爭,最終變成政治取態的分歧。正如考評局所説,「事關重大」,筆者有感這樣的討論方向不但無益,更中政權下懷,使人感覺這又是一場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爭奪戰,變得「有爭辯的餘地」。然而,今次事件從一開始便屬荒謬,筆者希望補闕挂漏,從三個層次去分析,首兩個層次不談政治,僅以常識逐一駁斥教育局的無稽。

第一個層次:對於考試題目的技術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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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首次在 5 月 14 日深夜出稿,指考題附帶「極爲片面」的資料,至試題具「引導性」,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

首先,考試題目本身就不能用偏頗與否來形容,因爲考試的目的就是考核考生的能力,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出題也有出題的技巧,否則世上所有考試題目都單刀直入、非黑即白,如何分辨能力較好與能力一般的考生?不止是歷史課,就是理科和商科科目中,題目有分深淺,也有「狡猾」、「陰濕」的題目,這些題目的設計原意就是加入了「引導性」甚至「誤導性」的元素,而且就是爲了測試考生能否在有限的時間内保持客觀、批判性的思考,結合原有所學作出嚴謹分析,最終得出言之成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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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歷史科考試,提供了兩則分別為 1905 年及 1912 年的史料作參考。事實上,任何歷史材料都不能從其發生的時代的更大背景中被抽離。這條問題考核的正是這一點,究竟應該如何從整個二十世紀初(1900-45年)的角度去看待兩則事件,例如事件對當年中國有沒有短期的利或弊的影響?長期來説又有嗎?影響是表面的還是深遠的?然後與二十世紀初的更重要的中日事件(當中當然包括抗日戰爭)如何比較和定位?縱觀全局,考生怎樣評價日本給中國帶來的影響?要做到以上的分析,考生必須擁有對整個二十世紀初中日關係的宏觀角度,起碼要瞭解所提供史料以外的其他事實才能拿到分數。「並就你所知」幾個字正是題目的精髓所在。

對筆者來説,顧及日本在 1932 年九一八事變后至 1945 年的 13 年間在中國具侵略性的擴張,當中所造成中國的巨大人命和經濟損失,主張「弊多於利」當然會更具說服力。然而,如果考生持相反觀點也無不可,但卻需要舉出更强而有力的論證去推翻這一點,在限時的考試裏,要言之成理,相信考生都不會采取這一冒險之舉。重點是,一些能力不足的考生,或者對這段歷史不熟悉,又或者似楊潤雄之流,以他的智商,只懂利用所提供的兩段資料,自然會被「引導」去回答「利多於弊」,得出「同整個民族理解不符合嘅結論」,這樣就包保「肥佬」。

上述的,是要説給不瞭解考試制度的公衆,只因不是所有人都有參與過香港升大學的公開試,更多人是已經不知道多少年沒有考過試。對於一衆 DSE 考生來説,我所說的其實全部屬於「啊媽係女人」,這條歷史科題目技術上根本一點問題都沒有。

第二個層次:審題與看待歷史的態度

楊潤雄在 5 月 15 日的記者會上稱,考題無論在資料選取、題目設計上,均不能配合高中歷史課程宗旨的目標,因為這條題目本身沒有什麼討論空間,「答案只有弊,唔會有任何利」。這實在令人震驚,他到底在説什麽?讓我們逐步分析。

或許楊潤雄所指的,是上世紀的中日交戰無論在哪個層面去看,只有一面倒的「弊」,沒有任何的「利」。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 5 月 17 日的撰文補充了這一個看法,指歷史對某些事件 「已有强而有力的定論」,一些牽涉大是大非的題目如侵略、屠殺及種族清洗等議題,不應引導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討論其正面價值。這强烈暗示了「某些事件」説的就是日本侵華。康陳翠華亦稱,實際課程和正常教學也不會與中學生探討日本侵略為國家帶來的「利」。我們儘管先同意康陳的論點,但問題既不是 「你同意日本的侵略國家行爲是利多弊嗎?」,也不是「你同意在 1932-45 年間斷,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嗎?」,哪裏不符合課程的宗旨與教學目的?題目指明 1900-45 年間,期間發生的中日事件多不勝數,而且正如上文所説,如果不加入分析侵華戰爭所帶來的「弊」,答案只會屬於下品。如果題目改成 「分析從公元 500 年到 1980 年日本對中國帶來的影響是否利多於弊」,難道康陳翠華仍然不分青紅皂白,手舞足蹈,高舉與此處毫不相關的民族主義?

然而,退一步去想,難道楊潤雄説的是在整個 1900-45 年間,日本沒有一件對於中國有利的事情,因此沒有什麽討論空間?可是,這一觀點明顯與絕大部分學者(包括内地學者)的理解不符,楊焗腸甚至整個教育局當然可以持這一觀點,這是他的事,沒有人會阻止。然而,要强加這一觀點於考評局及辛辛學子,無疑是對整個學界施壓,妨礙更基本的學術自由原則。現代的學術精神的基石,正源於能夠進行自由的探索,對人文科學來説,更重要的是能夠以多角度、客觀持平地分析。以中國歷史科為例,古代學者往往僅以儒家思想的角度去解釋朝宦興衰、以特定編纂歷史的方式去宣揚仁義道德、以此警惕在朝君主及教化世人舉止,「二十四史」、「史記」等均含這現象。翻閲中國史籍,甚少强調天災、疾病等因素如何塑造歷史的大方向。這正正是現代科學精神的分別,歷史的目的是研究真相,因爲瞭解過去的真相才會使社會進步。真相往往比立場重要。

第三個層次:今次事件涉及的政治關聯

教育局干預考評局甚至要求取消試題可謂史無前例。據《蘋果》報道,事件最初是兩名通識考核經理被親中媒體狙擊,直至開考當日,親中媒體紛紛報道。事件轉捩點是教育局當晚的聲明回應,使得原本的邊緣討論瞬間發酵,轟動輿論,教育局竟稱是爲了回應考題「引起的社會極大關注」,殊不知「極大關注」就是教育局一手挑起的。何況,政府什麽時候有那麽迅速地回應「社會關注」,在開考當天就大張旗鼓,開記者會公然干預考評局的獨立自主?

把一條考試題目無限上綱上綫,一條問題竟然可以「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完全不屬政府官僚一貫口吻與作風,「大石砸死蟹」,乍看之下還以爲是外交部上身,背後的推動者不言而喻、動機昭然若揭。

數日來,已有衆多考生表達關注和擔心取消題目引起的不公,與其自以爲傷害了國民同胞的感情,不如考慮一下辛辛苦苦寫了幾百字論證「弊多於利」的考生,取消題目嚴重傷害了他們的感情!

(編按: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2020 DSE歷史科DQ事件 - 逐點反駁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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