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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Jared Diamond《動盪》:個人和國家危機

2019/12/19 — 17:39

【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譯者:莊安祺】

什麼是危機?

「危機」如何定義?一個方便的著手處是探究其字源。危機的英文「crisis」來自希臘名詞「krisis」和動詞「krino」,它有幾個相關的含義:「分離」、「決定」、「區別」和「轉折點」。因此,我們可以把危機視為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捩點,即那個「時刻」之前和之後的情況,比「大多數」其他時刻的之前和之後「大大地」不同。我把「時刻」、「大大地」和「大多數」這幾個詞放在引號裡,因為這是個實際的問題,要決定這一刻應該多麼短暫、改變的情況應該有多大的不同、以及這個轉折點要比大多數其他時刻稀罕到什麼程度,才值得讓我們把它標記為「危機」,而不僅僅是另一個小事件或逐漸變化的自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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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代表挑戰。在先前的應對方法已不足以解決挑戰時,就會產生壓力,要人們想出新的應對方法。如果個人或國家確實找出了更好的新處理方法,我們就說危機已經順利解決。但我們在第一章會看到,解決危機的成與敗,差異往往並不很明顯 ── 成功可能只是局部,可能不會持續到永遠,同樣的問題可能會再度出現。(試想英國在一九七三年進入歐洲聯盟,卻又在二○一七年投票脫歐,以「解決」它的世界角色定位問題。)

現在讓我們說明一下這個實際問題:轉折點應該要多短暫、多重要、多罕見,才能稱為「危機」?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或一個擁有千年歷史的區域,要多常發生,把所發生的事標記成「危機」才會有作用?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答案;針對不同的目的,答案各有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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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極端的答案是把「危機」一詞限制為時間間隔很長,而且十分罕見的劇烈動盪:一個人一輩子只會發生幾次;對於國家來說,幾個世紀只會發生幾次。舉個例子,研究古羅馬的歷史學家可能只會把「危機」一詞用在公元前五○九年羅馬共和國成立後的三個事件:對抗迦太基的前兩次戰爭(公元前二六四至二四一年和公元前二一八至二○一年),羅馬帝國(約公元前二三年)取代共和政府,以及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的蠻族入侵(約公元四七六年)。當然,如此做的羅馬史學家並不是認為公元前五○九年至公元四八六年之間發生在羅馬的其他事件微不足道,他們只是把「危機」一詞保留給這三大特殊事件。

在相反的另一極端,我在洛杉磯加大的同僚大衛.瑞格比(David Rigby)及他的同事皮耶─亞歷山大.巴蘭(Pierre-Alexandre Balland)和隆恩.博許馬(Ron Boschma)發表了一篇傑出的報告,對美國城市的「科技危機」做了一番研究。他們把科技危機定義為專利申請持續減少的時期,並為「持續」一詞給了數學上的定義。根據這個定義,他們認為美國城市平均每十二年就會經歷一次科技危機,這種危機平均會持續四年,一般美國城市每十年就會發現自己約有三年處於科技危機狀態。他們認為這個定義,對於理解一個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很有幫助:是什麼使得有些美國城市能夠避免科技危機,但其他城市卻不能?研究羅馬的歷史學者會認為大衛及其同事所研究的事件根本微不足道,而大衛及其同僚會反駁說,羅馬歷史學者除了被列為危機的三件事外,根本就忽略了羅馬九百八十五年歷史中所發生的一切。

我的看法是,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根據不同的頻率、不同的持續時間和不同的影響規模來定義「危機」。人們可以研究罕見的大危機或頻繁發生的小危機。在本書中,我採用的時間範圍從幾十年到一個世紀不等,我所討論的國家,在我的人生中都經歷過我所認為的「重大危機」,然而,那並未否定它們也都經歷了更頻繁但較小的轉折點。

不論是個人或國家危機,我們往往只專注於某個關鍵時刻:例如妻子告訴丈夫她申請離婚的那一天;或者(在智利史上)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軍隊推翻了民主政府,智利總統自殺身亡。確實有幾次,危機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如其來地發生,比如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蘇門答臘海嘯,瞬間造成二十萬人喪生;或是我的表弟英年早逝,他的車在平交道上遭火車撞擊,他的妻子成了寡婦、四個孩子成了孤兒。但大多數的個人和國家危機都是經過多年的醞釀而來:例如怨偶長期的爭吵,或智利在政經方面的困難。「危機」是長年累積的壓力突然爆發,又或是這樣的壓力猝然化為實際行動。這在澳洲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身上得到證實,他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見第七章)策畫了一場為期十九天的旋風計畫,造成明顯的重大改變,事後卻輕描淡寫地把自己的改革說成是「確認已經發生的事」。

為什麼要由個人危機的角度來看國家危機?

國家並不是擴大的個人:它在許多方面都與個人有明顯的不同。為什麼要由個人危機的角度來看國家危機?這種方法有哪些優點?

一個優點是我在與朋友和學生討論國家危機時經常看到的,就是對於非歷史學者而言,個人危機較為熟悉和易懂,因此個人危機的觀點較能幫助非專業的讀者和國家危機「建立聯繫」,了解其複雜之處。

另一個優點是,對個人危機的研究已經歸納出十二個因素,有助於我們了解各種危機不同的後果。這些因素提供了有用的起點,讓我們可以依樣畫葫蘆,了解國家危機的不同結果。我們會看到有些因素直接由個人危機轉譯為國家危機,例如,面對危機的個人經常會得到朋友的幫助,就如同處於危機中的國家可能會得到盟國的幫助一樣。面臨危機的個人可以根據他們看到其他人處理類似危機的方式,來模擬他們的解決方法;面臨危機的國家也可以借用並調整其他曾面臨類似問題的國家所設計的解決方案。置身危機中的個人可能因為度過危機而獲得自信;國家也是如此。

這些都是直接的相似之處。但我們也會看到有些影響個人危機結果的因素,雖然不能直接轉移到國家危機上,但仍然可以作為有用的比喻,暗示與國家危機相關的因素。例如,心理治療師發現定義一種稱為「自我強度」(ego strength)的個人特質有其效用。雖然國家沒有心理上的自我強度,但這個概念提出了一個對國家很重要的相關概念,即「國家認同」。同樣地,個人在解決危機時常發現他們受到現實的限制,諸如育兒的責任和工作的要求。當然,國家並沒有育兒責任和工作要求的限制,但我們會看到,國家的選擇會受到諸如地緣政治和國家財富等其他條件的約束。

以國家和個人危機作比較,也能使缺乏個人危機類比的國家危機特徵更加明顯。在諸多鮮明的特徵中,其中一個是國家有領導人,但個人沒有,所以領導人角色的問題經常會出現在國家危機中,而不會出現在個人危機裡。長久以來,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辯:不同凡響的領導人是否真的改變了歷史的軌跡(通常稱為「偉人史觀」,Great-Man view of history),或者如果換成其他領導人,歷史的結果是否會類似。(例如,一九三一年希特勒發生車禍,如果他真的因此死亡,那麼二次大戰是否還會爆發?)國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機構;個人沒有。解決國家危機總需要各團體在國內互動和決策;但個人通常可以自己做決定。國家危機可以藉由武力革命(例如一九七三年的智利)或和平漸進(例如二戰後的澳洲)的方式來解決;但孤身一人不會進行暴力革命。

這些相似、比喻和差異,是我認為用國家危機和個人危機相比較,會有助於我任教的洛杉磯加大學生了解國家危機的原因。

由於本書篇幅涵蓋七個國家,我相當清楚對於每個國家的描述不得不簡明扼要。坐在書桌前,我一回頭就看到身後書房的地板上有十幾堆書籍和資料,每堆都高達一百五十公分,一堆各涵蓋一個篇章的資料。一想到要將一百五十公分高的戰後德國資料濃縮為一章,即一萬一千字我頭就痛。很多資訊不得不省略!但簡潔有其回報:它可以讓讀者比較戰後德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主要問題,不會因為精彩的細節、例外的人事物、假設和轉折而分心或不堪負荷。讀者若想要進一步了解更多有趣的細節,可參考書末附錄所列出針對單一案例研究的書籍和文章。

本書採敘述的方式,亦即傳統歷史學者的風格,按希臘作者希羅多德(Herodotus )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兩千四百多年前奠定這門學科的基礎手法。「敘事風格」意味著其論證是由散文推論而成,沒有方程式、數字表格、圖表或者統計的顯著性檢定(tests of significance),只研究少數案例。這種風格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中使用大量方程式、明確可測的假設、資料數據表、圖表以及大量樣本(即許多案例研究)的新定量方法互為對比。

我很推崇現代定量方法的功能。我曾在波利尼西亞群島七十三座島嶼的林木濫伐統計研究中用過此法,得出難以用敘述方式讓人信服的結論。我還與人合編過一本書,其中有些作者用定量方法,巧妙地解決了先前用敘事而陷入無休止的爭論、最終也無解的問題:例如拿破崙的軍事征服和政治動亂,對後來歐洲經濟的發展究竟是利是弊。

我原本希望能把現代定量法融入本書,也花了數個月的時間嘗試,得到的結論是留待日後不同的計畫再使用,因為本書的任務是藉由敘事研究,確定隨後定量研究要測試的假說和變數。我僅引用七個國家的案例,樣本太少,無法得出在統計上有意義的結論。我必須做更多的研究,才能使我的敘事定性概念如「成功的危機解決」和「誠實的自我評估」確實可行:亦即要把這些言語上的概念轉化為可以用數字衡量的事物。因此,這本書是一個敘事探索(exploration),我希望它能誘發定量測試。

全球超過二百一十個國家中,本書只討論了我熟悉的七個。我曾多次造訪這七個國家,遠從七十年前開始,就曾在其中六個國家長住,會說或曾經用過這六個國家的語言。我喜歡且欣賞這些國家,也都曾愉快地舊地重遊,近兩年來,也全都重訪過,並認真考慮在其中兩個國家定居。因此成就了我可以筆帶感情且深入地描述自己在這些國家的第一手經驗,以及住在當地的老友們告訴我的事物。我和朋友長期以來的經歷,足以讓我們目睹了重大的變化。在七個國家中,日本是我的第一手經驗較有限的國家,因為我不會說日文,而且只在二十一年前有過幾次短時間的參訪。不過我能夠從日本姻親、日本友人和學生身上,汲取他們畢生的經驗。

當然,我基於個人經歷而選擇的七個國家,並非世界各國的隨機樣本。其中有五個是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一個是小康國家,只有一個是貧窮的開發中國家。七個國家中沒有非洲國家;兩個歐洲國家,兩個亞洲國家,北美、南美和澳洲各一。我由這些非隨機的國家樣本中得出的結論,有多大的程度可適用於其他國家,還待檢驗。我接受這樣的局限,之所以選擇這七個國家,是因為唯有在長期且密切的個人經歷、友誼和(在六例中)熟悉語言的基礎上,討論我所了解的國家才有莫大的優勢。

本書談的幾乎完全是現代國家的危機,發生在我這個時代,讓我可以從自己當代經歷的觀點來寫作。主提綱之外,我討論了在我這一生之前的變化,再次談到日本,因此日本總共占了兩章,其中一章談的是當今的日本,另一章討論的則是明治時代的日本(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我納入日本明治時代的章節,在於它是刻意選擇性變革的特別案例,因為它仍舊處於最近的過去,也因為明治日本的記憶和問題在現代日本依然很顯著。

當然,歷史上也發生過國家危機和改變,並衍生類似的問題。雖然我無法以個人的經歷來說明過去的問題,但這類過往的危機一直是許多文獻的主題,知名的例子包括公元四、五世紀西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滅亡;十九世紀非洲南部祖魯王國的興衰;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法國的重組;普魯士一八○六年在耶拿戰役(Battle of Jena)中的慘敗,被拿破崙征服,以及隨後它在社會、行政和軍事各方面的改革。在我開始動手寫這本書後幾年,才發現美國有出版商(利特布朗,Little, Brown)已在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一本由書名來看,主題與我類似的書《危機,選擇和改變》(Crisis, Choice, and Change)!那本著作與本書不同之處在於,它包括幾個過去的個案研究,以及其他基本面的差異。(包括多位作者的文章,採用一種稱作「系統功能主義」(system functionalism)的架構編輯。)

專業史學家的研究著重在檔案學(archival studies),即對保存下來的手寫原始檔案所做之分析。每一本新的史書都以先前未使用或未充分利用的檔案來源,或是藉由重新詮釋其他史學家已經用過的檔案來源,來證明自身的價值。但我的書不同於書末列出的大部分參考書籍,本書並非基於檔案研究,它的貢獻在於源自個人危機、明確的比較方法,以及由我自己和朋友的生活經歷得出的觀點,共同形塑而出的新架構。

(編按:本文摘錄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of Nations in Crisis, 時報出版) 的序幕章,此為續篇,上篇按此。小標題為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地理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獲獎包括美國國家科學獎、泰勒環境貢獻獎、日本國際環境和諧獎、麥克阿瑟基金會研究獎助,以及洛克斐勒大學頒贈的路易士.湯瑪斯獎等。《槍炮、病菌與鋼鐵》是其成名之作,探討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與地理成因,與《大崩壞》、《昨日世界》合稱「人類大歷史三部曲」。

譯者簡介

莊安祺,台大外文系畢,美國印地安那大學英美文學碩士。譯作包括《人類時代》、《感官之旅》、《Deep Play心靈深戲》、《艾克曼的花園》、《氣味、記憶與愛欲:艾克曼的大腦詩篇》、《愛之旅》、《我的大象孤兒院》、《美味不設限》、《萬病之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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